一個笨拙的人，在大廠生存的1480天

Sayings：

沒人喜歡放假前的周一。

此刻的我身在工位，已經無心工作。相信你也和我一樣。

今天的故事寫給在工作里感到痛苦的人，來自在大廠打工四年的@張小滿。三月末，我們和她就她的新書《大廠小民》聊了一期播客。

坦白說，她不是一個“優勝”的打工人，身上的標簽，哪一個聽起來都讓人為她的職場前景深深擔憂。

她媒體人出身，小鎮做題家，典型文科生，帶點理想主義，進了大廠的所謂“花錢的部門”。不會匯報、逃避溝通、討厭競爭、沒有網感，勤懇做事卻不擅長展示成果。

按照匯報邏輯，一句話講完小滿的故事：“輾轉4個月，經過6輪面試上岸大廠，在大廠待了1480天，換了3個崗位，經歷過7次考核，2次裁員，最終離開。”

是的，短短一句話里包含了驚人的數據量。

在她的講述里，我意識到，上班是一件疼痛難免的事情。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有可能找到一點縫隙，發揮一點能動性，探索一些新的可能。

就像她說的那樣，我們在巨大的系統里，不是只配做一個無能為力的“小民”。

以下是@張小滿 的口述。

被裁之前我有預感。

我肯定不能傻到，臨時被喊進辦公室，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當時我工作上的許多事情進展不順利。以前容易通過的方案，現在改了七八遍都過不了。當你在職場上經常遇到阻礙時，你就知道你很危險了，這是每個打工人的自覺。

我的三年期限合同五月份到期。五一之后，我沒收到續簽郵件。我的同事江小漁很早就續簽了，他曾提醒我趕緊去打聽打聽有沒有后路。

那天的到來沒讓我感到特別意外，但真正經歷時，即便做了許多準備，我仍然感到難受，很想哭。他們告訴我會賠多少錢，讓我去找 hr 聊具體細節。

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可以待到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找工作。我對未來沒有那么清晰的規劃，在寫作這件事沒有什么成果，我也完全沒有想，賠了這筆錢我要去干什么，打工打久了已經把我打麻了。

整個溝通過程很理性，但我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物質性，我像一件東西被丟棄了。

在那一刻，我決定，將這些感受寫下來。

進大廠之前，我做過五年多的記者，從廣州到北京。但我的記者的職業生涯說不上多么高光，沒做出震撼全國的報道，只是一個普通從業者。

在北京做記者的工作也不順利，我當時在一家雜志“試稿”，借住在朋友家，在通州果園，每次去城里開選題會，要坐好長時間的地鐵。

后來我問自己，真正想做的是記者，還是寫作？答案是寫作。我意識到我在哪里都能寫，沒有必要在一棵樹上吊死。我一點都不相信“要吃苦，才能有收獲”這樣的話。

離開北京，我回到深圳。賺錢是擺在第一位的。當時我的存款已經沒有多少了，不能一直做自由撰稿人。2020年，大廠的線上業務非常發達。直播興起，短視頻也搞得火熱，幾乎每一家大廠都在擴招，所以得到大廠的工作機會時，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它。

深圳這座城市也是一座超級大廠

我在大廠中臺部門工作，所謂中臺，是服務大廠的各個業務，為他們做一些類似傳播營銷的工作。這是大廠里典型文科生的工作。

后來我總結，大廠里文科生的工作基本有三種：掃地僧、獵人和農民。

掃地僧們很早得到了老板的賞識。他們寫的東西，老板基本上不用改。比如說給領導的講話稿，既要傳達公司的理念，又要和當下的環境相契合，是一份很需要分寸感和平衡感的工作。

獵人很會找準時機，在老板面前把自己做的東西展現出來。他們依賴機會，有時成果頗豐，有時也可能空手而歸。

而農民則會勤勤懇懇做很多事情，日復一日地投入與積累，收獲是有的，但沒有那么容易被看到。這三個角色是流動的。

沒有人一進去就想當農民，每一個進大廠的人，肯定都想做一番事業，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小鎮做題家。我面試時，面試官告訴我，你進去也要創造很多東西，這給了我很大信心，感覺他們招到了一個很特別的人。

一開始我想，我有這么多年的記者工作經驗，是不是能參與這家公司歷史的書寫。這家大廠是中國互聯網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我想創造一些厚重的東西。

但很長一段時間，我的記者經驗毫無用處。

我做了很長時間的投放。對接了很多自媒體的商務。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像放了一場煙花，很虛幻。

我曾經問我的同事江小漁，我們花的錢有什么意義？江小漁跟我說，我們花的錢養活了很多自媒體公司，我們創造了就業。從這個世俗的意義上講，好像道理是這樣。

第一次績效考核，我就被打了很差的績效。

我有種很強烈的挫敗感，就像考試沒及格一樣。做媒體時，我不至于很優秀，但也不會搞得很差。

但文科生的困境在于，工作的成果特別仰賴老板的認可，寫一篇文章老板非常喜歡，你的職場就會順利一點。一旦考核標準變得很主觀，那么老板的意志就變得很重要。

剛進去半年，我干了很多事，一件接著一件，但我也說不清楚我整體干了什么，沒有很好的項目，也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給老板看。

剛進大廠，我很不適應。我之前在做媒體，沒被太多人管過。媒體是一個不太職業化的地方，不用坐班，編輯和記者的關系更像朋友。它工作的維度比較單一，對接你的，只有你的編輯，你和其他人也沒什么利益糾紛。所以媒體人沒經過特別嚴格的職業訓練。

但大廠是個講究組織管理的地方。進大廠之后，我要去模仿別人如何在一個高效運轉的系統里當一個合格的螺絲釘。

爬上高樓的漂亮蟲子

剛進大廠，我被分配的第一件事，是寫一篇項目上線的新聞稿，更準確來說，是創造一條新聞，核心目標是，盡可能多地呈現項目的價值。

一篇不到一千字的新聞稿，在不同人之間流轉，在每一個環節都疊加新的信息。直到第五天，才終于定了稿，推向全網。

在媒體，我們有很多所謂的公共利益的討論，在大廠里是不存在的，大廠的首要目標，是盈利。你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要服務于這家公司的利益。我們討論的更多是，如何讓我們的產品被更多人知道和使用。

所以，這份工作有時不免讓人產生懷疑。我在做記者時，做的很多事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解決的問題、推動的東西，可以帶來顯而易見的改變。但在大廠，我會經常被卷到一些事物里，看起來很繁榮，但我在心里不太相信這些事情。

我寫營銷方案時，壓根不相信它真的會產生這么大的效果，但是我要寫，要改很多遍。我們拿的工資相對媒體還挺高的，那個誘惑力很大。

我在其中總是矛盾感交織。

大廠是一個危機感非常強的地方，每半年考核一次，如果你的項目在半年之內，沒有做出一定的結果，你就可能被淘汰。

被打了差績效這件事，我也沒覺得不公平，我是小組里唯一的新人，當時又面臨組織架構調整，我非常自然地把這件事合理化了。我不能說，因為我這一次搞砸了，就趕緊提桶跑路，立刻出門入職另一家大廠也不太現實，你還是要被試用、被考核。

大廠考核制度就像一個調節器，來調節員工的晉升、薪資，要保證有人有希望，要不然那大家不是都在吃大鍋飯嗎？

這一套考核制度其實是參考了類似谷歌微軟等公司的體系，被很多非常成功的世界級公司驗證過。在早期人員比較少時，很高效、很有用。但在人員規模變得龐大之后，執行過程中就會顯現出一些荒謬。

我在的大廠采用 OKR 考核管理制度。每一個考核周期，都要制定和回顧 OKR。我們需要先在系統內完成"目標"與"關鍵結果"填寫，在考核之前再填寫"完成情況"。

不過填寫完成情況時，往往都是用結果推導過程。就像樹上的果子已經掛在那兒了，再去回溯果子是怎么長出來。

被打了差績效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錢。大廠的調薪根據績效來。得到差績效，就意味著我整個 2021 年沒有升職機會，也沒有調薪機會。

雖然我損失了金錢，但在那一年，整個小組的其他人跟我不產生競爭關系，他們也不用在乎我在干什么，大家都對我挺友好的，很多時候愿意來幫我做一些事情。

我在大廠待了四年，經歷過七次考核。

否定對我來說沒什么打擊，我從小在小山村里長大，一路都被否定上來的。我總被我的領導說，你沒有產品能力，沒有很長遠做項目的能力，沒有管理別人的能力。

我總會又吭哧吭哧地搞出一版給他。有時候，他覺得我有點冥頑不靈。我真的很像一個農民去做事情。有時候，他也會大發善心，說算了，你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時，我們的部門在大廠處于創業期，可以用較少的預算，去探索一些事情。我的同事江小漁找到我開啟了一個創新項目，我們可以離公司遠一點，去接觸很多外部的人，青年老師，高校教授，社會上的寫作者。盡管得到了一個差績效，但我覺得至少在那個方案里，我對我未來想做的事情是感興趣的。

我覺得只要在大廠待的時間夠長，一定會被打差績效。一個人在職場里，怎么會得到的全是好績效呢？接受這些否定的東西，我覺得很正常，關鍵在于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

在工位上被遺忘的干枯的橘子

人和工作的關系，本質上還是交易，這是一種經濟行為。對方給你發工資，來買斷你的時間。但我覺得，我還是要在這個時間范圍內，保持自己的自主性，發揮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工作是人自我實現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它提供了一個渠道或者說平臺，是我跟這個世界打交道、跟這個世界保持連接的重要方式。

在我很年輕時，面對很權威的東西，我很害怕，但隨著我年紀的增長，我覺得很多時候，那種權威很容易被突破。突破之后，你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在有限的范圍內，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這樣的生存邏輯一直伴隨著我。

當我理解了大廠這一套體系的運轉時，我就意識到，我不太可能在其中升職加薪。這個游戲你參與不進去，或者你沒有興趣。我覺得，如果我不參與，游戲對我就無效。

我也明確意識到，可能早晚它會把我裁掉。有點像電視劇里懸掛著的截止日期，或者世界末日。

那在世界末日之前，我必須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

我在那棟大樓里上班時，很少注意到外界的變化。

回過頭來看，那段時間里，我們好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漫無目的地在那幢大樓里生活，有一部電影叫做《土撥鼠之日》，講主人公陷入一天的循環，我感覺我們也是，在同樣的時間點進到大樓，把工卡給保安看，刷卡進去，坐在工位上，從周一到周五。

人在同一個場景里很容易被馴化，尤其是你的身邊人都這樣做時。那時，我著急地把方案改好，回應老板的催促。很難再分裂出一個自我去對周遭進行觀察。

被裁之后，我有一段時間的緩沖，像是放了一個悠長的假期。我這才有時間觀察我一直習以為常的事物。

我發現這座龐大的建筑物，有很多公共區域我從來沒去過，發現在恒溫的大樓之外，深圳的春天非常漂亮，許多樹會發芽，會開花。我也開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每一個人，對他們展現出工作之外的好奇心。

當和真實的人接觸，而不是和App里的名字接觸時候，我發現，人與人之間不是那么扁平的。在大廠里，我們不僅是工具對工具的關系，我們也是同事和同事，甚至是同事跟朋友之間的關系。我相信連接跟交流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很愿意這么做。

我和我的搭檔江小漁合作，本質上并非上下級關系。但和上級的溝通幾乎都是由江小漁完成，前兩年的好績效都是他的。后來，跟他聊天時，他分享了很多內心猶疑、省思的時刻。

有一次，我向一位在大廠工作多年的朋友請教我在職場里的困惑。他非常理性地告訴我：“要把工作當作玩德州撲克。老板是莊家，普通員工扮演上下游角色，要清楚知道自己手里有哪些牌，不要貪戀，不要讓自己陷進去，打完一局就進下一局，過去就過去了。不要把自己也當一張牌，要置身事外，做游戲里的局外人。”

盡管他說得很從容，但后來我才知道，他也非常痛苦，每天也在懷疑自己。

有一次，他表現得非常理性，我就說，你這個人沒有心。他非常生氣，也很難受，因為他的理性狀態會遭到他人的反彈。

被招進大廠的人都很聰明，當一個人被工具化時，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他會很敏銳地意識到。

（深圳早高峰）

大廠里充滿了小鎮做題家，甚至城市做題家。每個人進去都要被社會化一遍，要幻滅，要重新建立希望，沒有人會在永遠里面順風順水。

只不過有些人表面上看起來如魚得水，有些人會把痛苦展現在面孔上。職場里的人，最后層層剝開，都有自己的痛苦和選擇。

后來，我和許多人深度聊天，他們有的現在還在大廠工作。我寫下的，不全是他們人生里光鮮亮麗的一面。他們很痛苦，也很復雜。他們和我交付出這些時，也是要付出勇氣的。

這也是我在工作里得到的收獲：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把自己工具化，以及也不要把別人工具化。當我們處在一個人人都把自己工具化的空間里時，我們作為人的價值或意義又在哪里呢？

我們作為個體，進入這個系統中，不是只能跟著它運轉，我們也是這個系統的參與者，我們也可以做一點什么，也可以影響它一部分秩序，不然就完蛋了。

第一次面臨被裁員時，我休假了幾天，才把這件事消化掉。

回來之后，hr 約我見面，我意識到，我是她的一個待辦事項。不過，她也沒有完全把我當作待辦事項來看，她看起來笑意盈盈，非常溫和，對我還算不錯，告訴我應該去哪里辦靈活就業交社保。

可能是出于她的女性身份，或者是記者這份職業留下的好奇心，我忍不住和她聊天，想知道她是一個什么樣的人，裁人的時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她說，她的上一份工作里，有人會拿著剪刀走進辦公室，在金融行業時，負責金庫的同事面臨被裁員時，會拿槍來威脅她。和這些危險的事情比起來，我這里算是小巫見大巫。

在職場上，她會把工作跟生活嚴格分開。其實，我佩服這樣的女性，她在職場打拼很多年，是一位母親，在兼顧育兒的同時，還在大廠里做這么多年的 hr。

職場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都很殘酷。但它對女性更殘酷。

在大廠里，我會看到許多非常具體的女性處境。比如在廁所里，我會碰到懷孕的女性靠著墻站著，有時能聽到嘔吐聲。

我自己來月經時，經常會冒冷汗，痛到直不起腰。我在同事的工位上，也經常會看到布洛芬。好像整個環境的焦慮傳導下來，最終經過女性的身體反映出來。

格子間窗外的落日

在公司的場景里，女性在社會中遇到的許多處境都具象化了。我是一個女性寫作者，我不能對這些東西熟視無睹。

在大廠上班時，我還有一種嚴重的時間被剝奪感。

剛進公司的年輕女性，幾乎沒有太多個人時間去建立親密關系。成為母親的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間，總是充滿復雜的感受，把時間花在工作上，陪孩子的時間就會更少。我有時會看到，她們的孩子被老人帶到公司樓下，她們會在公司的公共空間里短暫見上一面。

它也影響到了我的家庭關系和親密關系。我媽看到我回家總是吊著臉，會忍不住懷疑，是不是她做錯了什么。我每天被工作煩得要死，下班回到家，有時甚至會對著貓發脾氣。我們家的貓一看到我的臉色，就趕緊躲起來了。那些年，我們家在我到底要不要孩子這件事上，有過很多討論和爭執。

在和 hr 的溝通里，我問她，“在考評結果并不在末端的情況下，為什么被裁掉的是我? 因為我是小組里唯一的已婚未育的女性嗎?” 作為已婚未育且快到 35 歲的女性，我表達了對從大廠走出去找一份新工作的擔憂。

她表示理解，寬慰了我一下，但告訴我，這是出于業務發展需求，和我是不是女性沒有關系。

最后，我在一種被說服又似乎被欺騙的情況下，把離職協議簽了。我知道，我不簽的話，會給她的工作帶來麻煩，她完不成 kpi，又會重新來約我再談一次，我不用給她增加這個麻煩。

但后來，又發生了一件非常戲劇性的事情，我被撈了回去，轉崗到了另外一個部門。

我在新的崗位待了八個月，在第二次被裁員時，我表現得很平靜。

離職前，我按照前面離職同事留下的攻略，去體驗大樓周邊的美食，花很多時間和工作中有聯系的同事聊天、喝咖啡、散步。似乎只有在大廠的日子進入倒計時，我才真正投入生活。

回望過去，我在大廠雖然是一個比較差的玩家，但還算是一個很高效的執行者，我想做的事情，我一定會想辦法辦到，哪怕領導不太滿意。我在大廠，連接了很多青年作者、高校老師，也做了書，這一路上，我遇到了許多有意思的人，她們加入到我的生命里，和我一起創造一些東西。

即使后來我被裁了，但我做的事沉淀下來了，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我沒有荒廢這四年時間，包括我的寫作，我沒有放棄掉它，哪怕沒有編輯看到，我也會一直寫下去。

（張小滿送給同事一瓶自己種出來的黃皮樹）

我離職后，去街道辦辦理我的靈活就業社保時，我才意識到大廠給我的保護多么完整。現在我自己交社保，都是扣扣搜搜的，這么多隱形的福利要自己主動放棄其實是很難的。在社會上當一個自由人，是另外一條更難的路。

之后的時間，我一直在寫作。大廠賠我的錢讓我擁有了一段比較完整的寫作時間。寫作這一條路很孤獨，需要有耐心和一個好身體。2025年，我還生了一個小孩，寫書和修改的過程伴隨了整個生育的過程。

我不是一個太有規劃的人，總是走一步看一步。有點隨遇而安，這樣也好，如果失望，或者結果沒達到預期，我也覺得，沒那么不可接受。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我的職場經歷沒有多么光鮮亮麗，我還是可以通過書寫的方式把這一段經歷記錄下來，我們是人，我們一定可以做一些什么，而不是只能無能為力地被消耗。如果只是那樣的話，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一趟，不是太糟糕了嗎？

把這些寫下來，是我的方式。每個人找到自己的方式的，就沒有那么可怕。

采訪、撰稿：梁珂、又延

圖：張小滿

播客制作：梁珂

部分資料來源于：張小滿《大廠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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