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閉癥，并且很自豪！”當小學老師第四年，她向全校公開——

VOL 3816

站在男廁所門口，知北游（化名）對著里面 連喊幾聲 “出來！”。四個男生故意躲在里面 已經20多分鐘了 ，她是女老師，進不去。聲音傳得很遠，領導在樓上聽見了，對她說了一句：“讓他們進教室?！?/p>

學生出來了，她的任務也完成了。但對于知北游來說，這件事并沒有結束。

接下來的整整一天，她反復回憶這個場景，給自己貼上“出洋相”“失控”、“管理能力不行”的標簽，并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領導會不會覺得我能力不行？同事會怎么想？

這是知北游當小學老師的第四年，也是她確診阿斯伯格綜合征合并（ASD）合并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的第三年。

文 | Kido

編輯 | Zoey_hmm

圖 | 受訪者 網絡

格格不入的老師

碩士畢業前，知北游憑借校園招聘，進入了深圳的一所小學。

然而，順利入職并不意味工作順心。作為一名科任老師，她雖不擔任班主任之職，減少了與家長打交道的繁瑣，但工作中一些規則的摩擦，對她來說仍有些麻煩。

比如，知北游難以理解手寫教案的規定?！拔矣X得這個規則可能沒有太大意義?！痹谒磥?，在AI技術成熟的今天，要求老師手寫教案，也許不太高效。

她沒有認真執行手寫教案，最終引來了領導的約談，身邊同事也認為她態度不端正。

可為了工作，知北游只能在遵守規定和堅持自我之間尋找平衡，大部分時候，她會說服自己，這是工資的一部分，必須要做，“別人都做了，我也可以做?！?/p>

這種“模仿NT”的生存策略，滲透在知北游工作的方方面面。她形容自己“像是一個臥底”，觀察并學習NT同事如何處理批評、如何社交。

但觀察和模仿也有失靈的時候。復雜的社交情境和言外之意，對知北游而言依然是一團迷霧。她舉了一個例子，她曾問一位快退休的同事：“x老師，你什么時候退休？我想到時候送送你。”

老同事聽了不太高興，因為“送你”這個詞有點“不吉利”。之后，知北游降低了和那位同事的交談頻率，“我盡量只跟她打招呼，因為不知道我什么時候又得罪她。”

她坦言，工作第一年，自己常陷入惡性循環：本來經驗就不夠，被領導說幾句，ADHD常見的“拒絕敏感性焦慮”（Rejection Sensitive Dysphoria, RSD）就上來了，整個人陷入巨大的自我懷疑和否定中。

因為RSD，知北游無法將精力用于改進課程和提升工作能力，反而總是逃避和消極應對，結果學生不喜歡她，同事也不待見她。

有時工作上需要交什么資料，啟動困難也使她拖到最后一刻才拼命趕，只能勉強完成任務。

直到30歲確診后，這個惡性循環才被打破。

30歲確診雙A

知北游真正理解自己的行為模式，是在她兒子4歲確診自閉癥譜系障礙（ASD）之后。為了了解孩子，她查閱了大量資料，因此察覺到自己的不同，最終在醫院確診ASD和ADHD。

確診后，知北游感到前所未有的解脫，“好像被世界歸納到了正確的盒子里面。”學生時代如影隨形的霸凌和孤立，也終于找到了答案。

小學時，她表情木訥，被認為“高傲”、“看不起人”而遭到孤立；

初中時，同學嫌疑她“打招呼不熱情”而沖她吐口水；

大學四年，她更是在同學的集體排擠和老師的高壓批評下，“度過了暗無天日的日子”。

知北游還記得，曾經她得知大學室友要參加歌唱比賽，立刻熱心跑去指導：“你的氣息應該沉到丹田！”換來的卻是全宿舍的哄堂大笑。

知北游不解，她只是想把聲樂知識分享給室友，希望她獲獎，為什么會被嘲笑。多年后才從書里明白，這樣直接的說話方式，在NT看來是在嘲笑對方。

這些創傷，在知北游考研時集中爆發。本科四年，面對同學的排擠和孤立，老師的不斷打壓，她沒有心思學習，導致學習成績一直倒數。

知北游形容那段備考的日子如“上刀山下油鍋”般煎熬，“我一旦進入學習的狀態之中，就會陷入一種被否定的感覺里……那些過去的創傷就會涌過來?！?/p>

她常常情緒崩潰到根本無法看書，不是因為學習能力不行，而是需要耗費遠超常人的精力去穩定情緒。

支撐知北游堅持下去的，是一種強烈的自證欲?！拔冶仨氁_到我的目標，我要證明給那些曾經霸凌過我的人……我比你們所有人都優秀?！?/p>

也是因為老師的批評，她放棄原專業跨考，“你批評我，那我就不干了，我換一條路走，而且我能成功?！?/p>

知北游逼著自己直面痛苦，最終考上了一所985院校。之后，讀研、工作、結婚、生子，似乎都順利許多。直到兒子確診自閉癥，給了她沉重打擊。

等自己拿到ASD診斷后，知北游才開始放松，不再焦慮孩子。也終于明白了自己為何總是拖延、拒絕敏感性焦慮、不懂暗示……在工作中，她也漸漸“對癥下藥”，能更自如地工作、社交。

即使有時還是陷入自我懷疑，知北游也會借助AI，獲取一些管理ASD的有效技巧。

對于自身的“雙A”特質，她從未有過病恥感?！?strong>我覺得我很獨特。我小時候記憶力這么好，學習語言這么輕松，原來是因為我是ASD。我為什么要羞恥？”

在知北游的影響下，6歲的兒子知道媽媽是“大阿斯”，姥爺是“老阿斯”。在他尚未完全理解這些詞匯含義的年紀，他已經自然接納了這一切，這讓知北游感到欣慰。

“我能理解他們”

確認自己的“雙A”身份后，知北游對教室里那些神經多樣性的孩子，有了更多理解和共情。

她教的幾個班級中，每個班都有特殊孩子，其中一個班，有多個確診的ADHD學生。

她看到過ADHD孩子身上強烈的正義感。一次，一個疑似ADHD的學生對一位伴有智力障礙的自閉癥孩子表現出不耐煩，脫口而出“能不能把他送到殘疾人學校”。

話音剛落，班上另外兩個ADHD孩子立刻站起來反駁，漲紅了臉保護那個弱勢同學。知北游總會抓住這樣的機會，停下課本內容，教學生們“友好相處，不可以欺負同學”。

然而，共情與現實的碰撞，也時常讓她感到無力和疲憊。ADHD孩子們插話、抬杠、多動，常常破壞課堂秩序，“我想保護那些神經多樣性孩子，保證他們受教育的權利，但我也要保障其他孩子正常上課，這讓我感覺到很痛苦?！?/p>

這種矛盾在處理學生沖突時尤為明顯。有些神經多樣性孩子因為社交障礙，在無意中一次又一次冒犯同學，成了許多沖突的導火索。

當他們來告狀說自己被欺負時，知北游常常會先指出他們的問題——客觀來說，有些沖突的確是因特殊孩子而起。

“站在同學的角度來看，你無緣無故冒犯我，你先攻擊我，那我反擊有什么不對？”但她又說，站在神經多樣性孩子的角度，她也能理解，他們意識不到自己做錯了什么，只是覺得委屈。

作為曾經的被霸凌者，她明白這一切的根源是大腦運行方式的差異。普通孩子被冒犯是真的，老師心力耗竭也是真的，“大部分老師每天處理各種情況已經很累了，還能為他們做什么呢？”

但她還是希望，在情緒過后，老師們能冷靜看待這些“搗亂”的孩子，并相信這些孩子的本性善良，他們并非故意挑戰規則。與其批評或指責，不如盡力提供支持和輔助。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知北游和鄒小兵教授交流論文

她也清楚，真正的“融合教育”，僅憑老師或家長個人的努力不夠，還需要教育系統自上而下地改革。

比如允許ADHD孩子只在教室上半天學，下午由學校提供其他支持；

允許無法靜坐在教室的孩子有更多選擇，做自己喜歡的手工、積木；

每個孩子都有獨特的優勢，應當鼓勵這些孩子發揮出來，同時考試和選拔人才的方式也應該多元化一些。

確診后，她持續在社交媒體上發聲，分享自己和神經多樣性學生的故事。去年教師大會上，她借著科普ADHD，公開了自己也有ADHD，得到同事的理解和包容。

今年4月2日，她又在全校職工面前，坦白自己是ASD人士，并科普了相關知識。

“我很感謝我的領導。在我坦誠自己是神經多樣性人士后，他們沒有因為這些標簽對我有任何偏見，反而給了我很多理解和支持。

這種包容讓我覺得自己被真正看見了，我非常幸運，有這樣的領導，我工作很有幸福感。我也會將這份包容和理解，傳遞給我的學生們。”

知北游還說：“希望所有的神經多樣性朋友，都能遇見愿意理解他們、支持他們的領導和同事，找到那個讓自己舒適、被尊重的工作環境?！?/p>

為神經多樣性發聲時，知北游總會想起那些無法參與到當下討論的重度自閉癥人士。她呼吁政府建立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支持體系，讓每個生命都獲得尊重。

同時，她也鼓勵神經多樣性人士在安全自愿的前提下公開身份——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照亮后來者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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