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印尼人看好AI，美國不到一半，人才流失89%敲響產業警鐘

最新研究顯示，與亞洲同行相比，美國人對人工智能的興奮度要低得多，對監管機構的信任度也遠不及前者。

幾周前，在舊金山，一枚類似莫洛托夫燃燒瓶的爆炸物被扔向了開放人工智能公司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特曼的住所。

而就在此事件發生的前幾天，印第安納波利斯市一位支持建設數據中心的市議員，其家門遭到十多發子彈的槍擊。

盡管這些暴力事件幸運地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但它們無疑釋放出一個危險的信號：在美國，關于人工智能的公共討論正在滑向暴力的深淵。這種充滿火藥味的社會基調，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情境截然不同。

斯坦福大學以人為本人工智能中心近期發布的一項研究指出，隨著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圍內的普及率不斷攀升，人們對其產生的焦慮感確實在日益增加。對這項技術所能帶來福祉的樂觀情緒，同樣在同步高漲。

不過，這種樂觀的圖景并沒有在美國上演。當面對“使用人工智能的產品和服務讓我感到興奮”這一陳述時，美國受訪者中僅有38%的人表示認同。

放眼東南亞，該地區的人群可以說是對人工智能最為樂觀的群體之一。數據證實了這一點：80%的印尼人、77%的馬來西亞人以及79%的泰國人，都對人工智能的前景給出了肯定的答復。

更為關鍵的是信任層面的巨大鴻溝。在受訪者中，超過半數的人表示相信他們的政府能夠負責任地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

在美國，這一信任比例驟降至31%，這是整項學術研究中所記錄的最低得分。相比之下，新加坡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雄踞榜首，達到了81%；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得分也分別高達76%和73%。

對人工智能抱有更高的熱情，加之對體制機構的深厚信任，這些要素疊加在一起，能夠極大地加速新技術的落地與普及。這種積極的社會氛圍，不僅能有效鼓舞初創企業的創始人，更能猶如磁石般吸引投資者的目光，從而為學術研究與技術創新培育出一個更具包容性與活力的生態系統。

新加坡的成功實踐便是最好的明證。在那里，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遠遠超出了預期。數據顯示，在去年下半年，新加坡的普及率達到了61%，而同期美國的普及率僅為28%。

得益于多年來在教育領域的持續投入以及政府層面的鼎力支持，這個東南亞國家在人均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開發者的數量上，與瑞士并駕齊驅，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反觀美國，國內對建設數據中心的抵觸情緒正在嚴重拖延基礎設施的擴建進度，這種強大的社會阻力正迫使眾多科技企業將目光投向海外，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更合適的替代地點。

更為深遠的影響在于，這種抵觸情緒可能會直接干擾全球頂尖人才的流向。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報告敏銳地指出，盡管目前美國吸引的人才數量仍多于流失的數量，但自2017年以來，選擇移居美國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開發者人數已經暴跌了89%。

更令人擔憂的是，僅僅在過去的一年里，這一人才流入的數據就呈現出80%的斷崖式下跌。當然，導致這一現象的背后有著錯綜復雜的多種因素，但在全球人才爭奪戰中，公眾對人工智能的熱忱以及清晰明確的政府政策，無疑具有極其強大的吸引力。

由政府支持的機構——新加坡人工智能計劃的人工智能治理高級總監西蒙·切斯特曼在接受采訪時，向我分享了他的行業洞見。

他強調指出，社會對人工智能的樂觀情緒以及對政府的信任至關重要。這些無形的社會資產能夠有效減少新技術應用過程中的摩擦阻力，并使一個國家在初創企業、科研人員和投資者眼中更具核心競爭力。

他進一步補充道，如果想要孕育出一個既繁榮又極具韌性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僅僅擁有樂觀與信任是遠遠不夠的。這一切還必須與國家在人才培養、算力儲備、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持續戰略投資，以及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治理體系相輔相成。

毋庸諱言，當前社會各界對人工智能在就業市場、生態環境以及我們日常生活各方面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確實抱有極其切實的擔憂。就在上個月，舊金山爆發了針對人工智能的抗議活動。一百多名抗議者聚集在安斯羅皮克公司、開放人工智能公司以及埃克斯人工智能公司的辦公樓外。我有幸與其中幾位進行了深入交流。

看著眼前這些充滿憤怒與焦慮的面孔，我腦海中不禁浮現出幾天前在網絡上瘋傳的短視頻：在春節的喜慶氛圍中，天真無邪的幼童們正與人形機器人歡快地共舞。這兩幅截然不同的畫面，在我的內心深處產生了極其強烈的碰撞與結構性反差。

在體制機構中重建堅不可摧的信任，為廣大民眾提供適應新時代的技能培訓機會，以及通過立法來確保人工智能的開發和部署能夠負責任地進行，這些舉措或許才是平息公眾對人工智能深層擔憂的必由之路。如果你對此仍有疑慮，不妨去看看新加坡給出的時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