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8歲李玉琴探望溥儀，11年來首次同房，第2天哭著要離婚

1928年出生的李玉琴，少年時代在長春南嶺女師就讀。1943年春天，學校拍攝團體照，日本憲兵署例行送往新京偽宮，溥儀在數十張照片里點中了她。彼時的“選秀”更像政治動作：皇后婉容深居病榻，譚玉齡剛去世，關東軍急于用日本女性填補宮廷名冊，溥儀借口“仍需漢族血脈”巧妙拒絕，于是17歲的李玉琴被冊封為“福貴人”。

進宮禮儀嚴苛，晨昏定省之外，李玉琴每天要抄錄《內訓》五千字。溥儀體弱多病，對她既疏離又謹小慎微，兩人獨處機會極少。她形容自己“像被鎖在玻璃柜里”，甚至連宮女也笑稱福貴人是“擺設”。這一度讓日本隨從認為她對偽廷毫無價值，監管明顯松懈。

1945年8月9日蘇軍入滿，偽滿洲國土崩瓦解。溥儀倉促拖著婉容、李玉琴逃到通化。三天后，他搭乘日軍運輸機企圖飛往日本，留下兩位女子在農家院內“靜候佳音”。李玉琴從收音機里聽到昭和天皇《終戰詔書》，便明白回宮無望。9月，她在通化被八路軍俘獲，翌年春天寫下決絕的《脫離偽滿聲明》，才得以返鄉。

回到長春的她成了“溥儀遺孀”般的存在，鄰里指指點點。為了活下去，她先在圖書館整理報刊，后又到劇團縫制道具。“身份像影子，甩不掉。”她曾向載灃求助，被婉拒；向溥修借宿，對方連夜關門。于是，她反倒開始給撫順戰犯管理所寫信，帶去自做的棉襪和毛衣，試圖證明自己并非忘恩負義。

1955年冬，管理所允許李玉琴探視。雙方隔著方桌，小心寒暄。溥儀戴著黑框眼鏡，重復一句話：“革命工作需要我深刻反省。”李玉琴沒有回應，只把衣物推過去。就是從那天起，她生出一個念頭——先見他，再徹底了斷。

1956年探視獲批后，所里專門騰出清潔房間，布置了一張木床和兩份家常菜。負責接待的李福生解釋：“這是組織對改造對象的關懷。”當夜房門合上，尷尬的沉默占滿空氣。溥儀試圖談起往事，李玉琴卻只問一句：“離婚，你同不同意？”溥儀搖頭，兩人沉默到燈油燒干。

第二日清晨，她淚痕未干就找到管理干部，高聲說：“必須離。”干部連忙安撫，可她態度堅決。對話不過三五句，已足夠表明立場。

撫順匯報至北京，指示提出“做耐心工作，慎重處理”。于是管理所安排二人再度交談，先回顧宮廷舊事，再談現實生活。溥儀試圖挽留：“脫下龍袍，我也是普通人。”李玉琴依舊搖頭。她列出三條理由：一、婚姻非自愿；二、年歲差距十五載；三、十一年分離，感情早已蕩然。說完把一封起訴狀塞到桌面。

1957年2月，她乘火車直奔撫順市人民法院，遞交離婚訴狀和詳細履歷。法院考慮到溥儀的改造效果，將庭期拖延三月，仍擋不住她的決心。5月20日的判決書只有短短兩頁，宣告二人婚姻關系解除。溥儀收到判決，當晚給李玉琴寫信：“愿你以后平安喜樂。”隨后將手續交由所里歸檔。

脫離“末代皇后”身份后，李玉琴與黃毓庚于1958年登記結婚，成了吉林省冶金設計院的普通家屬。她生了女兒，每日排隊買米、剪布票，四鄰再也想不起她的皇家舊事。1961年某次省政協座談，李玉琴與剛獲特赦的溥儀偶遇。兩人并肩在中山路小飯館吃了一碗熱面，交談寥寥——彼此都有新的生活。

1962年，溥儀寄來喜帖，女方是協和醫院護士李淑賢。李玉琴讀罷放進抽屜，很久未動。對于這段曾經懸掛在帝制殘影上的婚姻，她晚年只說過一句：“歷史選中我做見證人，我只求把日子過下去。”甩掉沉重枷鎖，她靠一把剪刀、一臺縫紉機養活家庭，也在1988年當選省政協委員。

有人問她是否后悔那場倉促離婚，她笑而不答。或許，在1956年的那個清晨，撫順薄霧未散，她已做出與帝制徹底切割的選擇，而這個選擇，決定了她此后所有平凡而穩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