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朝鮮廠區里的女工，比男工更讓人心疼。
她們大多二十出頭，瘦得像一根根曬干了的蘿卜條。淡藍色的工作服洗得發白，袖口磨出了線頭，頭發用舊布巾扎著，幾縷碎發貼在額前，被汗水浸濕了也不去撥。她們干的活不輕——在流水線上挑揀零件、搬運半成品、彎腰打包，一站就是一天。
中午吃飯的時候，她們圍在一起，從布兜里掏出鋁飯盒。我偷偷瞄了一眼：大半盒玉米飯，一小撮泡菜，幾片腌蘿卜。沒有肉，沒有油水，連湯都稀得能照見人影。一個年紀看起來最小的姑娘，吃完飯盒里的東西，又用開水涮了涮飯盒，把涮水喝掉了。
那個動作，像一根針扎在我心上。
我想幫她們。哪怕是給她們買點吃的。可來之前就被告知：朝鮮工廠受道里直接管制，外人不能私自給工人送錢送物，被抓到會惹大麻煩。更讓我猶豫的是——當著這么多人的面，我掏出餅干糖果遞過去，她們會不會覺得被施舍？那個年紀最小的姑娘，會不會紅著臉低下頭，不敢接？
我憋了兩天，難受了兩天。
第三天，我終于找到了工廠里那位中國小領導——老趙，東北人，在這邊管技術協調好幾年了。我把他拉到角落里，壓低聲音說：“趙哥，我想幫幫那些女工，你看能不能以工廠發勞保的名義，把我買的東西分給她們？”老趙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我趕緊補了一句：“錢我來出，東西我來買，你就幫我想個名頭，別讓她們覺得是外人給的。”
老趙沉默了一會兒，嘆了口氣：“行吧，我跟上面說一聲，就講是中國合作方贊助的勞保用品。”他又叮囑我：“別買太好的，普通餅干、糖果就行，太高級了反而不好解釋。”
我當天下午就托人去了趟新義州的涉外商店，把貨架上能買的餅干、糖果、蛋黃派全掃了。花了不少錢，但我覺得值。
東西拉回工廠那天，老趙把女工們召集到倉庫門口，板著臉說：“廠里發了點勞保，每人一份，排好隊，不要擠。”女工們排著隊，一個一個走上前，接過那袋鼓鼓囊囊的東西。袋子里是兩包餅干、一袋糖果、幾塊蛋黃派。她們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從哪來的，真的以為是廠里發的。
我站在遠處，假裝看設備，其實一直偷偷在看她們。
她們接過袋子的時候，眼睛里亮了一下——那種亮，不是興奮，是意外，是“原來廠里還會發這個”的小驚喜。有個女工當場拆開一包餅干，咬了一小口，然后小心翼翼地封好口，塞進兜里。旁邊的人問她好吃嗎，她點點頭，笑了一下。那是我在那家工廠里，第一次看到有人笑。
那個最小的姑娘，拿到袋子后抱在懷里，低著頭往回走。走到一半，突然停下來，把袋子舉到鼻子前聞了聞，然后又抱緊，腳步比來時輕快了許多。
晚上下班的時候，我看到她把那個袋子裝進了那個破舊的帆布包里，拉鏈拉得嚴嚴實實。她走的是最遠的那條路，沒有路燈，風很大。可她的背影，好像沒有前幾天那么沉了。
老趙后來跟我說，那天晚上好幾個女工都哭了。不是嫌少，是感動。“她們說，好久沒有收到過廠里發的零食了，上次還是三年前的勞動節。”老趙聲音低了下去，“她們不知道是你買的。”
我說：“不知道最好。”
回國的火車上，我又想起那個用開水涮飯盒的姑娘。她明天還會帶玉米飯和泡菜，還會用開水涮碗。但她的帆布包里，應該還留著幾塊沒舍得吃的餅干。也許某天加班太晚、餓得實在頂不住的時候，她會掏出來，咬一口，然后慢慢嚼很久。
那口甜的滋味，會讓她記得——這個世界上，有人在偷偷心疼她們。
而我只能做到這一步了。再多的，我做不了。再少的，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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