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圍剿”時期，“左”傾中央的瞎指揮其實已經很嚴重

紅軍和中央蘇區逆轉的節點就是第五次反“圍剿”時期，那時“左”傾中央的瞎指揮完全操控了紅軍和中央蘇區的指揮權，結果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慘敗，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進行長征。

但實際上，紅軍之所以能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完全是因為朱德和周恩來頂住了“左”傾中央的瞎指揮。因為，第四次反“圍剿”時期，“左”傾中央的瞎指揮其實已經很嚴重了！

自從1931年1月，以王明為首“左”傾中央上臺后，就通過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開始推行比李立三路線還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他們派人組成中共蘇區中央局，進駐中央蘇區。

原本由毛主席和朱德領導的中央蘇區，變成了由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于是，他們在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狂熱推行“左”傾錯誤路線，甚至直接干預毛主席和朱德及其他蘇區的前線軍事指揮。

1932年6月，蔣介石部署對各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第一步調集50萬兵力，重點對付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第二步再集中50萬兵力，“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

大戰在即，中共臨時中央就開始對各蘇區進行瞎指揮，首先就要求中央蘇區的紅一、紅五軍團主力占領贛州、吉安，以爭取南昌為目的。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召開軍事會議，商討迎敵對策。

6月9日，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率領東路軍回師贛南，以同彭德懷率領的西路軍會合。在回師途中，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取消東路軍和西路軍番號。

7月8日到10日，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指揮紅一軍團、紅五軍團在水口圩擊潰兩股粵軍共10個團。加上7月初，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粵軍約5個團，粵軍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再也不敢進犯。

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之前要求紅一方面軍奪取贛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贛蘇區的聯系。7月21日，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來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同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商討行動計劃。

經商討，四人聯名致電中央局提出，經贛江下游先取萬安，渡河之后再取吉安等城市。敵軍察覺紅軍動向，調集重兵向萬安集結。周恩來等四人決定放棄西渡贛江，改而北上取樂安、宜黃。

期間，周恩來等人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提議由毛主席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得到中央局同意。8月8日，中革軍委發布通令，任毛主席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并下達樂安、宜黃戰役訓令。

果然不出所料，樂安、宜黃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周恩來和毛主席等4人指揮部隊準備攻取南城。這時，敵軍已經做好增援南城的部署，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和毛主席等4人決定放棄攻打南城。

同時，他們也沒有按照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意圖北上去奪取撫州、南昌。而是率領部隊移至中央蘇區北部的東韶、洛口地區，休整待機。這一時期，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正在苦戰。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領導人受“左”傾中央錯誤路線影響，堅決不接受紅三軍軍長賀龍提出的正確意見，要求分兵堵擊敵人，不久，洪湖革命根據地全部落入敵人手中，紅三軍只能撤離。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張國燾不接受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正確建議，堅持不停頓進攻，導致紅四方面軍受重大損失。敵人攻勢強大，紅三軍和紅四方面軍都遭到嚴重困難。

周恩來和毛主席等4人對這兩個根據地的軍事斗爭都提出過意見，但全都沒有被采納。中共蘇區中央局對毛周恩來和毛主席等4人撤圍南城的決定非常不滿，專門致電周恩來，提出嚴厲批評。

從9月8日到9月30日，中共蘇區中央區多次致電周恩來等人，就前方作戰等問題嚴厲質問和指責他們，這說明“左”傾中央的瞎指揮已經發展到了很嚴重的地步，直接干預起了前線的軍事指揮。

在前方和后方意見產生嚴重對立的情況下，1932年10月上旬，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這次會議，中共蘇區中央局認為，開展了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

中共蘇區中央局所認為的“反傾向”，并不是真的反對了什么錯誤傾向，恰恰反對的是此前毛主席、朱德、周恩來和王稼祥的正確主張。這次會議，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毛主席，對他進行嚴厲批判。

毛主席和朱德在前三次反“圍剿”中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正確主張，被指責為“專區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毛主席和朱德之前反對攻打贛州，被指責為“消極怠工，純粹防御路線”。

中共蘇區中央局認為毛主席對自己錯誤的認識不夠深刻，會后，以“前方領導和指揮戰爭責任必須專一”為由，將毛主席調離前線，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就這樣，毛主席被排擠出紅軍高層。

毛主席此前擔任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之職，改由周恩來代理。寧都會議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相繼遭到失敗，都不得不撤出根據地，向外轉移，國民黨軍隊騰出手來。

國民黨當局把部隊主力調集到江西，重點“圍剿”中央根據地。會后，朱德和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面軍連續攻克七城，抓緊進行政治動員和軍事準備，迎接幾十萬敵軍對中央蘇區的大舉“圍剿”。

從12月30日開始，何應欽作為總司令指揮國民黨軍分為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蘇區發起了“分進合擊”。紅軍雖然只5萬人，與敵人兵力對比為一比十，但在朱德和周恩來指揮下，連續大獲全勝。

大戰一觸即發的嚴峻時刻，中央局竟然仍然一再干預前線朱德和周恩來等人的軍事指揮，要他們率軍強攻南豐，未能破城，還招致紅軍損兵折將。在這種情況下，朱德和周恩來撇開中央局。

由他們自主根據瞬息萬變的敵情，自主指揮，終于連續獲得黃陂、草臺崗兩次大捷，殲滅蔣介石嫡系部隊近3個師，俘虜敵軍官兵萬余人，繳獲大量武器等軍用物資，打破敵人第四次“圍剿”。

綜上所述，在第四次反“圍剿”作戰中， 不管是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還是中央革命根據地，都遭到了“左”傾中央錯誤的嚴重干擾，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才會遭受失敗，被迫出征。

中央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夠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完全在于朱德和周恩來以極大的魄力和勇氣，頂住“左”傾中央錯誤的瞎指揮，堅持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實事求是進行自主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