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陶德曼調停失敗后，國民黨為何仍對日本抱有希望？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國民政府各派一邊等待日本對1937年12月2日蔣介石所述中方意見的答復，一邊在“以德促蘇”與“倚德議和”的交叉中更多地向后者傾斜之際，日本的動向卻與他們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馳。

1、國民黨高層“赤化”的疑慮

首先，1937年11月19日孔祥熙從“反共”立場強調“唇亡齒寒”的密電，雖然將日本“盛倡反共而行為反為造共”之事實講得非常透徹，日本對此卻未做出相向而行的回應。

不僅如此，11月23日，日本軍方還就中國今后形勢做出判斷：中日戰爭的持久化必然消磨中國軍民的抗戰熱情，害怕赤化的派別將逐漸增強其防共反戰情緒，故赤白兩種勢力會圍繞應否堅持長期抗戰的問題而發生內訌。如果赤色勢力占據優勢，反赤勢力將陸續脫離抗日陣營，導致國民政府喪失中央政府地位而淪落為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地方政權。但是，隨著赤化后的國民政府暴露其丑惡，中國民眾的關心就將由抗日轉向反共。

11月后國民政府高層的特點是反共執念的復熾，孔祥熙提醒日本不要“造共”，主要指的是防止共產主義勢力“漁人得利”及中國民眾轉向“擁共”。但日本軍方的上述判斷卻與之相反，認為國民政府高層將“赤化”，而中國民眾則將轉向反共。

基于這一判斷，日本軍方提出的對策是：對中國，要分化其輿論，破壞其經濟，在華北與沿海各省成立反共、反國民政府的親日政權，在國民政府內部要激化赤白沖突，促使其分崩離析；對蘇聯，要避免不必要的刺激，但以硬對硬，加強戰備；對德意，要阻止英美結成反日德意陣營，促使英蘇分裂。

日本軍方的態度說明，盡管孔祥熙試圖利用日本“共同防共”的口號，以強調日本侵華的“造共”作用來說服日本改變政策，日本軍方卻主張要繼續以“激化赤白對立”為推進侵華的殺手。另外，與國民政府對日蘇開戰的期待相反，盡管此時日本的媒體已經在報導蘇聯飛行員駕駛蘇聯飛機在南京與日軍空戰，但日本軍方的對蘇方針仍是為集中力量侵華而避免刺激蘇聯。

其次，中蘇關系方面，隨著12月后蘇聯越來越明確地否定現時對日參戰的可能性，國民政府中主張“倚德議和”的人士日益占居多數，而深陷孤立的蔣介石雖然還未放棄“以德促蘇”的努力，其源于反共執念的內心矛盾也正日趨加深。在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國民政府高層的總體傾向是“疑蘇”與“懼共”情緒的蔓延。

但是，與對華判斷相關，日本此際對中蘇關系的觀察卻與事實南轅北轍，以致關于國民政府高層“赤化”及中蘇關系緊密化的重大情報紛至沓來。

譬如，12月7日來自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情報稱，蔣介石指示在莫斯科的宋慶齡與蘇聯談判秘密條約，內容為將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人民國”，政府改名為“中華人民政府”，實施社會主義政策，聘請蘇聯專業人才擔任顧問，軍事上樹立共同目標，相互援助，清除一切妨礙反侵略戰爭的人物。

再如，12月13日來自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情報稱，蔣介石認為由于九國公約會議破產，各國已拋棄條約義務，故中國應退出束縛性的條約，自找出路，商訂中蘇軍事協定。該情報還指出，蘇聯對中蘇協定的構想是首先加強中共軍隊，即把物資及軍事全部委托于朱德和毛澤東，并派遣軍事參謀加以指揮。為此，蘇聯要中方先啟用朱、毛，再逐漸由他們代替蘇方推進工作。

這些情報顯然進一步加深了日本決策層對國民政府的敵意和對中蘇關系的仇視。12月15日，廣田弘毅以外相名義將相關情報全文轉發駐蘇大使重光葵。同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就《中國事變處理綱要》推出“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和“否認國民政府以后”的方案，后者確定要將外交國策“轉入對蘇與反共態勢”。

但在實際上，該綱要在對蘇方面只是空洞的口號，真正的目的是推翻“抗日容共”的國民政府，并為此提出以下策略：切斷外國對中國的補給；在日本占領區組織反對抗日政權的牢固組織，并在非占領區發動全國性的反對抗日政權的活動；利用赤白兩種勢力及反日親日兩種勢力的存在，激化抗日政權的內部抗爭；摧毀抗日政權之金融等。

最后，在占領南京前后，日本決策層以為大局已定，故為鞏固其侵華果實而決定大幅度提高“議和”門檻。結果，近衛文內閣于12月21日通過《關于日中和平交涉問題對德國駐日大使的答復》，以“最近戰局的急速發展與事態的巨大變化”為由，規定了中日媾和的四項“基礎條件”：

（1）中國放棄容共、抗日“滿”政策，協助日“滿”兩國的防共政策。
（2）在必要地區設置非武裝地帶，并在各非武裝地帶建立特殊機構。
（3）日“滿”中三國締結密切的經濟協定。
（4）中國對日本給予必要的賠償。

該答復還以“媾和交涉條件細目”和“附記”的形式，要求中國正式承認“偽滿洲國”，確立防共政策，并同意日本在華北、內蒙及華中等地駐軍。

23日，廣田弘毅在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提示上述條件時，還補充道，假如中國接受這些基本條件，必須以反對共產主義的行動來表示誠意，蔣介石須在規定的時間內派遣和平談判的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點。

日本的這些條件不僅將“共同防共”進一步具體化，還露骨地把“議和”變質為逼降。狄克遜當即抗議說，日本現在的條件遠遠超過11月初的條件，要中國政府接受這些條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廣田回答說，由于軍事局勢的改變和輿論的壓力，日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案。

2、蔣介石的“定心丸”

12月26日晚，陶德曼將日本上述條件的主要內容轉達給代病中的蔣介石出面接見的孔祥熙。蔣介石本來以為“倭或以和緩條件誘我政府，使我政府內部又發生爭執或動搖”。所以，在當天深夜獲悉日本的真正條件后，蔣介石自記：“心為之大慰，以其條件與方式苛刻至此，我國無從考慮，亦無從接受，決置之不理，而我內部亦不致糾紛矣。”

但蔣介石對內部的估計還是太樂觀了。在27日召開的討論日本新條件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多數與會者仍主張議和，于右任等人還批評蔣“優柔而非英明”。缺席會議的蔣介石聞訊后憤憤寫道：“此種糊涂評論固不足計較，但一經失勢，則昔日趨炎附勢者，今皆變為投石下井矣。本黨老糊涂亡國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因為該次會議最后議定推汪精衛、孔祥熙綜合各人意見往商蔣介石做最后決定，28日，汪、孔和蔣介石舉行三人會議，討論如何答復日本新條件。

蔣介石認為須考慮國家主權，如外交、政治、財政一無自由將妨礙國家生存，故無從談起。最后，三人“決定暫不正式答復”。

同日晚，蔣介石接見剛剛到任的蘇聯駐華大使盧甘茨時，再次嘗試“以德促蘇”。據蘇方的紀錄，蔣在通報了日本的新條件后表示：“中國對這個建議不予回答，中國將抗戰到底。”

但緊接著他就要求盧甘茨轉告莫斯科：“現狀是，如果蘇聯不公開用武力援助中國，那么中國必敗。現在日本已在華北建了一個偽政府，另外又力圖以廉價條件向中國提出停戰媾和。因此，中國輿論界特別是知識分子中間有一種情緒開始日盛一日：既然希望蘇聯出兵是沒有根據的，那么中國敗局已定，最好還是支持親日派政府。”

這些話對蘇方來說屬于老生常談，何況蔣還把蘇聯的武力援助視為中國避免失敗的先決條件，明顯言過其實。因此，盧甘茨在12月30日與孔祥熙的會談中，“以蘇俄革命歷史為證”，明確表示：“中國抗戰只需自己努力便可克敵，俄對華表同情，在可能范圍資助，不單獨出兵助華。”

如蔣廷黻所說，盧甘茨是斯大林親信，“彼之答復如何，乃蘇聯政府最可靠之表示”。所以，蔣介石在隨后與徐永昌的談話中終于不得不承認“俄使很明白的告我助械可以，對日開戰則不能”。

3、求和還是抗戰？

此后，國民政府高層在對待和戰問題及路徑問題上的分歧更加嚴重。在形態上，這一分歧既表現為同一人物在抗日與防共兩難問題上的心靈交戰，又表現為不同人物對和戰抉擇的不同態度。

前者以蔣介石最為典型。概言之，從國家利益出發，蔣介石總體上仍然傾向于堅持抗戰。其理由，除了原來保衛國家領土與主權的目的外，現在還加上了新的因素，即他認定如接受日本的條件，“全國必起而反抗，政府即倒，且為滿洲第二。戰則尚存一絲希望”。

而且，蔣還認為內戰之危害將超過“抗戰大敗”。因此他的結論是中國“除抗戰以外，再無其他辦法”。但是，作為國民黨的領袖，蔣介石除了國家利益外，還得考慮國民黨的政黨利益。在蔣介石相信蘇聯會如他所預期的那樣行動時，國家利益與政黨利益是大體一致的；在蘇聯已明確拒絕參戰，而中共的影響力卻在進一步加強的情況下，他就痛感二者的對立，并因此進一步加深了心理上的糾結。這使他一面認定“除抗戰以外，再無其他辦法”，一面又強烈擔心持久抗戰將給國民黨的反共事業帶來損害。結果，他在1938年元旦的日記中，提出要注重“和戰二派之調劑與運用，表里互用”，并再次重申他一貫堅持的觀點：“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總之，蔣介石此時一面在總體上傾向于堅持抗戰，一面還想保留“德國路徑”，在議和問題上不立即關閉大門。

至于不同人物對和戰抉擇的不同態度，可以概括為三個派別的對立。

第一個是主張拒絕日本條件，堅持抗戰到底的派別。其在軍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白崇禧、李宗仁；在文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則可舉出翁文灝、王世杰。兩者的理由趨同，即在國際政治上擔心中蘇破裂，在國內政治上擔心內戰重起。譬如，翁文灝認為，中國如加入防共團體，“不但國際無同情，且國內擾亂，日人假名平亂，更有侵略，實為可慮”。

王世杰則在12月31日與蔣介石會晤時，“堅請其勿輕言和，蓋目前主和者，無非以為和則國民政府之生命可以延長。實則目前言和，必須變更政府一切立場，自行撕碎九國公約與中蘇不侵犯協約。和議成后，政府內受國人之攻擊，外受日方之繼續壓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維持”。

第二個是主張干脆加入日德意防共協定的派別，其代表性人物是閻錫山。1938年元旦，他告訴徐永昌：“對外交以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詢德使中國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協定如何？日如允中國加入，自須平等對我，否則可以證明日之侵我非為防共也（日對列國總以中國不防共為口實）。”

據徐永昌的觀察，是日午間閻錫山等人的“外交會議已決以此方式答詢德使”。

第三個是總體上傾向于“倚德議和”，但同時仍想為避免國內大亂而盡量向日本爭取緩和條件的派別。

它在人數上占多數，其代表性人物有汪精衛、孔祥熙等。在對日、對德工作上，孔祥熙此際進一步以防止“造共”與“漁人得利”為切入點。12月末，他向德國的聯絡人強調：“假如舉行和平談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國將繼續抵抗到底，甚至使國家經濟崩潰，使中國人民投入俄國的懷抱，亦在所不計。毫無疑問，俄國那時一定是戰爭中的勝利者。”

與此相應，汪精衛則重在對內部的說服。

譬如，1938年1月6日蔣介石再次召集眾人集議時，汪陳述議和理由謂：

“各國經濟制裁日本云云，確已不能成立，雖美之汽油亦不能不售與日本，軍械除蘇俄能略助外，其他各國自身尚須努力，決難分我。希望任何國家參加作戰一層，若無特別大變動，可以說完全絕望。俄使且表示俄加入作戰于中國不利（即俄日開戰，歐洲必有事，英懼俄發展且與日聯和）。”

汪還強調，“德使亦謂中俄過于接近，甚失英美法之同情。德國所以盼中日早和者，恐日本消失國力太甚耳”。會議的氣氛促使蔣介石也當場表示，“過去對日問題完全為輿論所誤，以后當不管輿論”。在五天后的日記中，蔣還自責說“剛愎自用為余對外政策失敗之總因，戒之勉之”，并提醒自己：大無畏精神在所寶貴，而冒險精神亦不可失卻，但以國家為冒險則太危矣。此時應急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之道。

從這些文字中不難讀出蔣介石面對多數人主和之際內心的彷徨。

正因為主和派占據了多數，而既傾向于主戰又擔心“俄患隱而叵測”的蔣介石也處在彷徨之中，所以，盡管日本的新條件苛刻得連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都認為“只有傻子才會接受”，國民政府卻一直沒有斷然拒絕。

1月10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再次討論“德國路徑”后，決定待日本政府對議和條件做出詳細說明后再表示意見。11日，陶德曼催促中方對日方條件予以答復，王寵惠因還須等待蔣介石的最后決定，遂“答以日方所提之條件太廣泛難以答復”。

13日晨，陶德曼再次催促。因時間緊迫，王寵惠隨即通過電話，與蔣介石、汪精衛、孔祥熙、張群共擬一覆文。下午，王寵惠在與陶德曼會談時提交了覆文。覆文主旨系由王寵惠以外交部長名義請求陶德曼轉告日本政府：中方認為日本改變后的條件范圍太廣泛，故希望了解這些新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在仔細研究后做出確切的決定。

陶德曼謂，如此答復，日方將以為是躲避，王寵惠稱“并無此意”。

王寵惠的否定并非敷衍，因為在14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汪、孔、張、何、王討論中日大局，多主和”。因聞王寵惠報告“德大使對我答復微示不滿”，會議還決定由孔祥熙再對陶德曼加以補充說明。15日，孔祥熙與陶德曼會談。

在再次感謝德國調停以后，孔解釋說，傳中國政府有意規避答復或敷衍了事之說，實屬不然，即以中國政府幾經考慮始行奉告之態度言，已足夠證明其謬。中日糾紛總須解決，自不待言，惟現時戰局日方較有利，欲言和必須條件可接受而又可永久解除中日糾紛者，此次日方所提實覺過于廣泛。

但是，此時的日本已躊躇滿志，自以為到了可以推翻國民政府、徹底征服中國的時機。所以，1月16日，廣田弘毅以外相身分通告德國：日本決定放棄和談。同日，日本政府公開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并隨后補充指出：所謂“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比否認國民政府更嚴重，即“在否認的同時予以抹殺”。

在日本首先切斷“德國路徑”、關閉議和之門后，1月17日，蔣介石終于被迫決定“拒絕倭寇媾和之條件，使主和者斷念，內部穩定矣”。國民政府在路徑問題及和戰問題上的分歧就這樣由于日本的行動而同時終止了。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