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伊戰爭老兵抱團，伊朗權力核心里外通吃，特朗普想換人談了

許多西方關注伊朗政治局勢的觀察人士認為，即便阿里·哈梅內伊、穆杰塔巴·哈梅內伊以及伊朗第一線領導人被清除，伊朗的地區政策也未必會發生根本變化。

原因在于，這一神權體制本身具有穩定的結構性特征，伊斯蘭革命衛隊及與其相關的一些機構，始終在維護其基本架構和民族擴張戰略，并推動其延續。即便更換面孔，這種缺位也未必會改變該政權的政策，無論是對盟友的支持，還是其繼續以謹慎姿態面對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意愿。

但另一方面，伊朗當前所面臨的持續軍事與經濟戰爭，其事實與后果顯然極具風險。再加上最高領袖缺位，以及其兒子作為宗教參照人物從政治舞臺消失，都可能打亂現有格局，加劇內部權力博弈，并擴大決策層面的分裂。

從客觀上看，神權權力頂層的缺位，正發生在該國真實的繼承危機之中。這場危機體現為革命衛隊第二梯隊圍繞進入領導核心展開爭奪，而這一爭奪又受到美國戰爭后果的推動。此外，外界也擔心國內動蕩可能再度出現。因此，這種變化可能影響其宗派戰略，以及其在伊拉克和地區多個國家的擴張性影響力。

持續的軍事和經濟戰爭、最高領袖的缺位，以及其兒子的消失，都可能打亂局面，加劇內部博弈，并擴大決策裂痕。

這里必須指出，第二梯隊進入領導核心并非偶然，而是民族主義因素上升的結果。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計劃本就建立在這一因素之上，它也在塑造意識形態化軍事干部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1980年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證明，這支力量已成為伊斯蘭共和國戰略的官方和意識形態代表，負責推進其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擴張計劃。

1979年伊斯蘭革命衛隊成立，隨后在對伊拉克戰爭期間逐步轉變為一支意識形態化軍事機構。此后，它又發展為服務自身利益的龐大經濟力量，其運作甚至超出伊朗政府常規的官僚和禮儀性框架。

這一機構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核心，在于捍衛這一民族主義計劃的價值及其推進動力。憑借兩伊戰爭老兵群體的內部凝聚力，它得以控制軍事晉升體系，并在經濟事務和洗錢活動中積累廣泛經驗。

這一切都服務于一項更寬泛、也更明確的戰略，即確保深層國家及其跨境帝國計劃的影響力得以延續，并通過便利勢力擴張，推行一種近似間接統治的模式。這種模式有些類似十五世紀薩法維王朝時期的波斯，也類似卡扎爾王朝在擴張戰爭中的做法，直到其于二十世紀初滅亡。

與正規軍不同，革命衛隊的作用并不局限于保衛國界，它還承擔著維護“輸出革命”意識形態基礎、傳播宗派主義的任務，目標是塑造一個新的薩法維式波斯，并在中東與大國分割影響范圍。

盡管許多伊朗官員因兩伊戰爭而走上權力高位，并堅持以同樣的路徑和戰略看待伊朗與其地區及國際環境的關系，繼續推動伊朗在阿拉伯和伊斯蘭地區擴大影響力，但革命衛隊內部民族主義精英的影響力并不只體現在經濟層面。

兩伊戰爭的幸存者后來成長為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力量，許多秉持霍梅尼革命輸出思想的人進入權力核心。有人擔任議會議員，如穆罕默德·卡利巴夫；有人出任部長；甚至還有人擔任伊斯蘭共和國總統，如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

另一方面，撇開一些人試圖堅持的陰謀論不談，盡管伊朗新領導人是否會放棄這一民族主義計劃仍不明朗，但這一計劃確實曾通過放任一個神權體制崛起，把阿拉伯社會重新拖回舊時代的沖突之中。這個體制試圖借助族群身份重繪阿拉伯世界版圖并破壞其穩定。

隨后，如果有必要，外部力量也可能推動對這一體制加以牽制，并在其偏離為該地區設定的目標時設法控制其風險；如果它繼續拒絕美國的主導政策及其利益，還將阻止其擁有核武器。

在最高領袖缺位、戰爭持續，以及曾參與兩伊戰爭的革命衛隊將領在決策問題上立場分化的背景下，戰爭已對政權形態和內部排序造成嚴重沖擊。

于是，問題就變成：在一個影響力分裂的革命衛隊主導下，如今究竟是誰在統治伊朗？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的美國政府，是否有能力迫使伊朗內部重新洗牌，從而與議長穆罕默德·卡利巴夫，或革命衛隊總司令艾哈邁德·瓦希迪達成協議？

這同時也意味著，伊斯蘭共和國可能需要放棄其以犧牲鄰國為代價的民族擴張信條，并對其軍事武庫建設作出讓步。

也正因此，外界或許可以這樣理解美國總統的立場：依靠時間因素，允許該政權在新精英主導下繼續存在，而不是推動其垮臺；目標不是推翻它，而是對其進行調整和修正，并將其重新綁定到美國利益之上，以通過經濟壓制遏制外部力量在伊朗和伊拉克的擴張。若考慮到伊朗石油對相關經濟體當前發展和擴張的重要性，這或許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