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要員反思：南京國民政府有哪些毛病

導讀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不但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中國的政治舞臺，經歷了清末革命與民初亂局的國民黨也開始自我改造，隨著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受到各地民眾的踴躍支持。但隨著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整個政權的基本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對今天而言，從國民黨方面人物的各類文章、日記、回憶錄中分析國民黨政權興衰史，無疑具有極佳的政治鏡鑒作用。

01

要員眼里的國民政府危機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本應具有歷代新政權都曾有過的所謂“開國氣象”，但在現實中，這種的“氣象”卻并不多見。國民黨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爭斗愈發激烈。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的黨員與國民政府中的各級公務人員顯露出各種腐敗、墮落、消沉、不負責的風氣。從當時的國民黨人士的言說當中，可以窺見南京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政治危機。

1932年7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所見所聞皆腐敗官僚，與幼稚黨委，新官僚……”兩個月后，他又在日記中感慨：“時以不得襄助之人為念，世道日非，人欲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舊黨員多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1932年底，蔣介石再次抱怨道：“早晨謁陵后，與戴葉慨嘆，深談本黨老黨員之腐敗，自私、賣老、害事，如不更張，則必亡國也。”

在孫中山的思想體系里，國民黨黨員是要作為“先知先覺”，帶領“后知后覺”的老百姓進行革命的。而這種“先知先覺”，是要建立在具有極高的革命理想與奮斗精神之上的。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在蔣介石的描述中，“先知先覺”墮落為“特殊階級”。

國民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漢民，雖然在政治斗爭中經常與蔣介石勢同水火，但在觀察到國民黨的不良風氣方面，與蔣介石頗為一致。1931年他在一次演講中指出：目前我們黨的生氣，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凡注意黨務現狀的人，都感覺：一，黨務工作，好像沒有以前的緊張；二，黨員行動，好像沒有以前的嚴肅……而所以致此，第一由于同志們心理上的錯誤，他們渾忘了總理“革命的精神，固當用于破壞，尤當用之于建設”的遺教，一以為現在革命已經成功，革命的目的，也已消失了。

在這里，胡漢民也認為，曾經作為革命先鋒的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后整個風氣大為變化，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在這樣的情形下，很難想象國民黨內眾多黨員有多少建設國家、服務大眾的意愿。

1932年，時任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后來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楊公達在《時代公論》雜志上連續以“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為題發表了三篇文章。楊公達毫不客氣的指出：“國民黨弄到現在，結果是：天怒人怨，成為眾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勢！”。

一篇評論或許點明了原因：“國民革命軍出發之初，本有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口號，今則對帝國主義屈服，對軍閥官僚聯絡，對買辦階級拉攏，對土豪劣紳優容放縱”。

總之，在這樣的政治風氣下，國民黨在社會上的形象越來越差。

02

國民黨統治后期的腐敗亂象

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回到南京。此時，他的個人威望達到頂峰，不少人都企盼他能一面積極抗日，一面洗刷政治風氣。全面抗戰爆發后，“抗戰建國”的口號讓不少人對國民政府寄予希望。但沒過多久，國民黨政權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軍隊內部腐敗現象層出不窮。與此同時，偏安于西南大后方的國民政府，非但沒有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的氣象，反而越來越腐敗，越來越墮落。加之經濟領域的物價飛漲、官僚資本橫行，許多人對國民黨政權越來越失望。

對于這些問題，國民黨內的一些人士其實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長期在蔣介石身邊工作，一度擔任內政部政務次長的唐縱，1943年9月10日在日記中寫道：“本黨在未取得政權之先，人人言革命，個個皆刻苦，今因居官位，不覺有人腐化墮落……”，到了1944年4月28日，他在日記中對于政治問題的語氣更直接了當：“上級干部在追求權位，下級同志在追求生活。主義、政治、革命，都已忘卻了，消失了！”

既然國民政府內部有許多這樣的官吏，抗戰勝利之后，國民黨大員在淪陷區上演一幕幕將“接收”變為“劫收”的鬧劇，也就是勢所必至之事了。

這一問題，抗戰勝利后參與廣東接收的國民黨軍事將領張發奎在回憶錄中也有一番頗為沉痛的感慨：戰后政府機關都在貪污，正如我所說，接收成了“劫”收。黨政機構每一層級都貪污。我真的揀不出任何干凈的層級……

正是目睹國民黨的種種弊病，抗戰勝利前夕，一批以CC派的中央委員為主，結合國民黨內黃埔系、復興社以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委員，開始推行所謂“黨政革新運動”，希望以此來洗刷政治風氣。

抗戰勝利后，有感于各地層出不窮的“劫收”行為，以及黨內其他不良風氣日漸滋長，1946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革新分子公開提出團結黨內同志，實行黨內民主；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發揚民族正氣，保衛國家主權四種新的“革命精神”。

雖然革新分子的言論切中時弊，并且看起來充滿革命理想，但實際上，革新運動到后來也成為派系斗爭的工具，不少人開始借此運動來打擊異己，培植力量。特別是其中的CC派成員，將矛頭直指掌握大量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政學系。這使得本以革新國民黨內部痼疾為出發點的政治改革運動，到最后成為不同派系之間的利益紛爭。

03

基層政權盡是土豪劣紳

抗戰期間，國共合作，國民黨的黨員有機會近距離和中國共產黨人接觸，通過對比而進一步啟發他們思考國民黨內部存在的問題。1944年，曾經擔任國民政府駐延安聯絡員的徐復觀，向國民政府高層遞交了一份關于邊區的觀察記，他向國民黨高層痛陳：“今日必承認社會確有各式之土劣存在，而土劣之根源，在于土地制度之不合理。”

在徐復觀看來，國民黨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基層組織渙散，黨員脫離群眾。他認為解決之道，關鍵在于能夠與廣大農民打成一片，并且與土豪劣紳徹底切割。之所以能有此看法，很有可能是他根據在延安的詳盡考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迅速崛起，關鍵在于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不過，對于充斥著權貴氣息的國民黨而言，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落后的租佃關系與土地分配不平均，導致貧苦農民生計維艱。浙江省的無地農民占全省農村人口的70%左右。北方冀、魯、豫三省，占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普通農民僅擁有大約16%的土地，而只占農村人口6%左右的富戶與地主，卻擁有全部耕地的33.13%。

1928年，國民黨在統治基礎頗為穩固的浙江省施行“二五減租”，但當地地主不斷阻撓，最終，浙江省政府迫于壓力于1929年4月取消“二五減租”。1930年國民政府頒布《土地法》，在實質上肯定了地主階級對于土地的占有權與租佃權。

1948年，張治中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他指出，村里土豪劣紳把持政權，農民受盡剝削：雖本黨之政綱政策悉以三民主義為內容，然一切未付實施，如同廢紙。基層農村直接領導人民以至代表民權之分子，全部為土豪劣紳、流氓地痞。

時任中央日報記者的龔選舞在回憶1947年底國民黨召開的“制憲國大”時的一個片段，正好印證了張治中的這一觀點。龔選舞在采訪國大新聞時，竟碰到了昔日鄰居、代表青年黨出席的施先生……這位施先生本來是個徹頭徹尾土里土氣的土豪劣紳，自從捐班弄了個制憲國代，在縣里越發恣意橫行，宰割一方。

本版文章據《東方學刊》 王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