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爾班16年執政終結，歐盟松口氣，特朗普訪歐白跑一趟

在維克托·歐爾班選舉失利后，歐盟意識到提升自身行動力的時間窗口已經出現。但成員國仍缺少為此付諸行動的政治意愿。

2016年夏天，英國民眾把歐盟推入一場生存性危機。出乎幾乎所有民調預料，在6月23日的公投中，微弱多數支持英國脫歐。匈牙利維克托·歐爾班等民族主義政治人物對此拍手稱快，并鼓吹把歐盟縮回為一個民族國家聯盟。法國的瑪麗娜·勒龐、荷蘭的海爾特·維爾德斯等反對派政治人物，也要求本國舉行類似的退出公投。布魯塞爾的走廊里一度彌漫著擔憂：人們害怕更多成員國接連退出，歐洲一體化項目可能因此解體。

十年之后，歐盟不僅挺過了英國脫歐，而且在與民族主義的較量中，整體上也認為自己正重新走強。最近這波振奮情緒，來自匈牙利選民。4月中旬，他們結束了歐爾班長達16年的執政。在布魯塞爾，人們如今更多聽到的是歐爾班挑戰者彼得·馬扎爾的親歐言論。至于他身上的民族主義色彩，許多人則更愿意選擇忽略。

歐洲議會里已經有人稱之為“歐洲的黎明”，波蘭唐納德·圖斯克等歐盟國家領導人則形容這是“巨大的寬慰”。因為歐爾班對歐盟而言，始終是多重意義上的挑戰。在他所宣稱的“非自由民主”體制下，匈牙利選舉制度被改造成更有利于執政者的樣子，法院也被安插了忠于政府的人。正因如此，這次權力更替之所以能夠發生，一方面是因為反對派空前團結，另一方面也因為民眾要求變天的意愿極其強烈。

與英國脫歐派不同，歐爾班并不想放棄歐盟成員資格，也不愿放棄隨之而來的補貼。但這并不妨礙他的政府一邊把布魯塞爾塑造成匈牙利的戰略威脅，一邊向莫斯科提供敏感信息，并通過否決權破壞歐盟支持烏克蘭的重要決策。

歐爾班被選下臺，對唐納德·特朗普來說也是一次挫敗。特朗普的副手詹姆斯·戴維·萬斯曾前往布達佩斯，為這位民族主義同道助選，但沒有成功。某種程度上，美國總統對歐盟的批評以及他對歐洲施加的壓力，反而在無意中增強了布魯塞爾的振奮情緒。特朗普后來放棄吞并格陵蘭的說法，也被歐盟各國領導人視為一個提振士氣的時刻：他們認為，特朗普是被歐盟對丹麥的聲援，以及歐方高調發出的關稅威脅所震懾。

隨著特朗普因伊朗戰爭而支持率不斷下滑，歐洲政治人物對他的批評也越來越不再顧忌。即便是與他立場相近的人物，如意大利的焦爾吉婭·梅洛尼、法國的瑪麗娜·勒龐，也開始顧及國內民意，與他拉開距離。英國保守黨上議院議員、曾任脫歐首席談判代表的大衛·弗羅斯特，最近在《每日電訊報》專欄中抱怨說，特朗普的威脅言論以及他對盟友主權的不尊重，削弱了歐洲的愛國主義力量。“相反，得到強化的是歐盟及其機構，因為在這位反復無常的盟友面前，它們似乎成了唯一能提供保護的力量。”

多年來，布魯塞爾一直在說，歐盟必須盡快成長為一個有行動力的地緣政治行為體。如今，在特朗普從外部施壓、歐爾班在內部的阻撓又告一段落之后，這個時機看起來比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更有利。

當然，右翼民族主義和疑歐情緒并沒有憑空消失。在斯洛伐克、捷克，乃至可能很快在保加利亞，執政者都對莫斯科較為友好，至少在部分問題上認同歐爾班的疑歐立場。不過，他們的政治分量和意識形態上的擴張沖動，可能都不足以在布魯塞爾持續推行系統性的阻撓策略。真正會改變局面的，是如果明年波蘭由右翼保守派法律與公正黨重新上臺，或者法國由瑪麗娜·勒龐及其代理人若爾當·巴爾代拉掌權。

因此，布魯塞爾如今談論的是一個改革窗口：它位于匈牙利選舉之后、法國和波蘭選舉之前。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最近就提出，在外交政策領域，應從一致同意原則轉向合格多數表決，以防未來再次出現歐爾班式的阻撓政治。

這一改變會提升歐盟行動能力，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在內部市場和對外貿易政策等領域，歐盟早已實行合格多數表決，因此布魯塞爾的執行力明顯強于外交和安全政策領域。比如，歐盟與南美南方共同市場國家達成的新自由貿易協定，很快就將臨時生效。盡管愛爾蘭、匈牙利、奧地利，甚至實力強大的法國都曾在歐盟理事會中投票反對，這一結果仍未被改變。

但外交和安全政策觸及的是國家主權的核心。如此重大的權力再分配，不可能靠一次突擊式改革完成。它需要成員國展開深入政治辯論，也需要修改歐盟條約。而這樣的路徑幾乎沒有成功可能。因為就像瑞士一些鄉村州一定會阻止取消州多數制度的嘗試一樣，歐盟內部許多中小成員國也不會愿意放棄自己的否決權。

與其陷入無休止的制度改革爭論，歐盟各國不如設法把布魯塞爾當前的振奮情緒，轉化為更具體的行動意愿。這意味著，各國必須重新學會在彼此國家利益并不一致的議題上，尋找并推動有創造性的妥協。

這并不容易。圍繞如何對待以色列，以及貿易政策、能源政策等問題，歐盟內部已經顯露出相當根本的分歧。更嚴重的是，并非所有成員國都同樣嚴肅地看待俄羅斯帝國主義帶來的威脅。即便沒有歐爾班，歐盟內部仍有不少國家領導人對把烏克蘭加入歐盟作為和平方案的一部分持懷疑態度。

如果歐盟真想成長為一個地緣政治行為體，就必須展示軍事上的行動意愿。多年來，歐洲一直在談增加防務投入，也一直在談減少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但直到現在，真正發生的變化仍然太少。許多歐盟國家至今仍更愿意向本國軍工企業采購武器，這不僅制造了不必要的重復建設，也抬高了歐洲整體擴軍的成本。

在無法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的情況下，現有制度之外的靈活合作機制同樣重要，它們有助于提升歐洲在安全政策上的行動能力。但到目前為止，布魯塞爾那種反復討論、遲遲不肯迅速動手的傾向，在這些機制中也沒有改變。歐洲試圖為烏克蘭問題以及霍爾木茲海峽安全搭建“志愿者聯盟”的謹慎嘗試，至少目前看，并不令人鼓舞。

英國脫歐公投十年后，歐盟已不再面臨生存威脅。英國工黨政府正在尋求重新靠近布魯塞爾，而在緊張的地緣政治氛圍下，冰島甚至可能在今年夏天就歐盟成員資格舉行投票。眼下看起來，歐盟繼續擴員的可能性，反而比英國脫歐模式被其他國家效仿更大。

維克托·歐爾班退場之后，歐盟更有責任證明：在強權政治和威權型領導人主導的時代，它仍然可以作為一種建立在法治和民主國家合作基礎上的政治共同體而存在。過去幾年里，歐盟各國領導人太多次借歐爾班之名回避責任，把他當作擋箭牌，以免自己必須公開承擔政治風險。如今，已經沒有再找借口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