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火商盼著戰爭打不完，士兵書信里那種焦慮，一個世紀后還在

如果說，戰爭期間攫取暴利自古以來就會招致譴責和猜疑，那么真正讓“戰爭投機者”這一說法獲得政治分量，并推動對“超額利潤”征稅的，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工業化、總體性的戰爭。

空氣中彌漫著一個詞。沖突的悲劇性升級，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在受苦。就在加油站油價飆升之際，負責買賣石油和天然氣的交易商利潤暴漲。

石油公司同樣獲利不菲。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計算稱，自伊朗戰爭爆發以來，歐盟國家的石油公司每天獲得的“超額利潤”超過8000萬歐元。在線平臺上的收益也在激增，投注者在那里押注戰事發生的可能性。

“戰爭投機者”這一指控，原本更多見于歷史教材，如今卻頻繁出現在電視演播室和社交媒體上。4月10日，法國國民議會索姆省議員弗朗索瓦·呂芬在南方廣播電臺抨擊說：“我們曾有過烏克蘭戰爭的投機者，如今又有了伊朗戰爭的投機者。”早在2022年烏克蘭戰爭初期，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就曾用這一說法指責能源生產商。

在緊張局勢之下，這一表述之所以像一種帶有羞辱意味的譴責，是因為它本身承載著強烈的象征意味。在政治修辭中，“戰爭”與“利潤”兩個詞并置，絕非偶然。它喚起了一個由來已久的懷疑：有人借戰事大肆投機牟利。歷史學家菲利普·韋爾海德在《法國人與金錢：19世紀至21世紀》中指出，這種懷疑“顯然和偉大戰爭史詩一樣古老”。

這一說法還把道德維度引入了利潤問題，在“正當財富”與“不義之財”之間劃出了一道根本性的界線，而后者被視為對社會凝聚力的威脅。

早在全球對石油和天然氣形成依賴之前，無論是否確有其事，關于牟取暴利的懷疑，往往都會落在負責軍隊補給的人身上。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就曾記載，在公元前212年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民眾的憤怒曾集中指向農場主波斯圖米烏斯，他當時是軍隊的官方供應商。

到了近代，常被指控侵吞牟利的，則是為路易十四軍團供應軍糧面包的“軍需承包商”。這一點見于《戰爭的啟蒙》一書。

兩個世紀后，在美國，南北戰爭讓一批“劣呢百萬富翁”發了財。這個綽號源于他們向聯邦軍隊提供的劣質羊毛制服。盡管名聲不佳，這并沒有妨礙他們后來建立起強大的工業帝國。

不過，真正讓這一說法進入日常語言，并帶上更強政治意味的，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場“總體戰”塑造出的新道德秩序中，全體民眾都被要求參與戰爭努力。于是，聲名狼藉的“戰爭投機者”形象，連同那些躲避前線的人，一起站在了前線士兵這一英雄形象的對立面。

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布洛克在《戰爭投機者》中寫道，公眾對“商販投機者”的暴富深感憤怒。這些人在靠近軍隊的地區“盤剝士兵”，不惜一切代價搶購他們確信能以三倍價格轉手賣出的商品。由此引發的揭發浪潮，規模前所未有。

但最令民眾震驚的，尤其是令士兵震驚的，還是那些“駭人聽聞的財富”——《人道報》1917年8月6日稱之為“投機海盜”——他們是煤炭、鋼鐵和軍火行業的富裕工業家。

在士兵們的書信中，反復出現一種焦慮：戰爭會不會無休止地延長，因為這場第一次大規模工業戰爭中的“軍火商”有動力讓戰事持續下去。和平主義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曾用一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概括這種擔憂：“人們以為自己是為祖國而死，實際上卻是為工業家而死。”這句話發表于1922年的《人道報》。此后，關于技術——軍事——工業復合體如何影響當代戰爭進程及民主制度的警告，也始終與之遙相呼應。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投機者”丑聞，不僅揭示了一部分人付出犧牲、另一部分人卻大發其財這種難以承受的不平等，也由此引出了一個道德和法律層面的追問：從共和平等的角度看，資本主義利潤的可接受邊界究竟在哪里。

在媒體和左翼民意代表的壓力下，盡管雇主階層強烈反對，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領導的政府仍于1916年通過法律，設立“對戰爭期間取得的特殊或額外利潤征收特別稅”。

歷史學家菲利普·韋爾海德指出，這項稅收既被視為維護社會凝聚力的工具，也被用來填補國家空虛的財政，最終帶來180億法郎收入，但這一數字仍遠低于工業家攫取的利潤。

歷史學家安德烈·洛埃茲認為：“它同時也是對更廣泛稅收再分配問題思考的一部分，因為這一時期也正是所得稅制度逐步建立的時候。”一個世紀后，這一思考仍在影響圍繞“超額利潤”正當性及其征稅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