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浙東2名夾縫中的小軍閥，1人成開國大校，1個卻被公審正法

1942年初夏，曹娥江畔霧氣未散，漁民們議論紛紛：那支自稱“挺進縱隊”的隊伍，到底是朋友還是禍害？這條看似隨口的詢問，其實點中了整個浙東抗戰局面的要害——在國軍、日軍、新四軍三方犬牙交錯的戰區里，既有堅守信念的抗日志士，也潛伏著搖擺不定的地方武裝。河北老鄉張俊升與田岫山，便是最典型的兩個活樣本。

1937年8月，獨立第45旅趕赴淞滬，血戰不出三月被打得七零八落。殘兵集合時，張、田二人對視一眼，幾乎同時摘下鋼盔對天發誓：“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把隊伍帶下去。”他們把干枯的兵源拼湊成一個特務團，扛著老旅的旗號轉戰嘉善、吳江一線。那會兒的他們確有幾分壯烈：攻打同里據點、伏擊尤家港日船，一年里連下數仗，報上登了名字，當地百姓送來紅雞蛋，拍肩膀高呼“抗日英雄”。

戰功帶來升遷。1939年，新編第三十師掛牌，張俊升兼89團團長，田岫山掌88團。可惜軍銜的加星并沒讓兩人走上同一條路。張俊升自幼受叔父張鑾基的管束，信奉“兵可敗，志不可失”，對換旗易幟這類事天生抵觸；田岫山卻把槍桿子當買賣，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940年冬，浙江潮濕的山風一夜比一夜冷。此時的田岫山已悄悄與日軍情報員接頭，換來一批新式輕機槍和銀元。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摔，沖副官撂下一句：“兄弟們也要活命吃飯，誰給補給就跟誰干！”這番話若被老同鄉張俊升聽見，恐怕會當場拍桌子。可頂層的權謀博弈容不得過多感情，田岫山接著“易幟”，外號“田三姓”不脛而走。

自此以后，浙東山水間的槍聲更亂。1942年至1943年，田岫山兩度表示“誓與新四軍互不侵犯”，轉身卻突然抄后路，突襲浙東縱隊駐地，燒糧倉、擄鄉紳，連教書先生都難逃一劫。新四軍遭此暗算，只得邊打邊退。張俊升苦勸無果，最終與田分道揚鑣。

有意思的是，風聲鶴唳之際，國民黨中央軍也盯上了這兩股人馬。為了“整編”，第三戰區將四、五兩個挺縱掛牌，提拔他們為少將司令，想拉攏住刀口上跳舞的雜牌兄弟。張俊升暫且領了名頭，仍把槍口對準日軍；田岫山則趁機再度投向汪偽，換了一頂“剿匪安民縱隊司令”的皮帽。

1945年6月的蒼南嶺，浙東縱隊司令陶鑄一句話定下基調：“抗戰已到最后關口，這口毒瘡必須割除。”由此“討田”作戰打響。槍聲連著大雨，一連四十多天，田岫山部被撕得七零八落。7月下旬，上虞失守，田帶著殘兵跑入深山，“大王”夢就此破滅。

光復那天，寧波城頭國旗升起，街巷鞭炮聲動天。張俊升率部接受整編，被調往蘇北，后來歸華野第一縱隊，輾轉魯南、豫東、淮海，一仗比一仗硬。1949年渡江時，他的部隊已是精銳師。戰后評功，他因指揮蒙城、渦陽阻擊戰有功被推上榮譽榜。

再看田岫山。抗戰勝利后他成了“出賣兩家還落空”的孤家寡人，先被國民黨以漢奸罪名扣押，后又因內戰吃緊被遺忘在杭州看守所。1949年5月杭州和平解放，解放軍無意多生事端，將一些無血債的拘押人員遣返鄉里。田岫山靠岳家在朱家角落了腳，種瓜種豆自給，日子勉強維系，卻夜夜夢回槍聲，生怕舊賬重提。

擔憂終成現實。1950年3月，浙東剿匪總隊依據群眾檢舉，將田岫山緝拿。審訊中，他辯稱“早有護送八路干部之功”。公訴人一句話把他堵死：“你給日偽帶路屠村，難道也算功？”7月，余姚梁弄操場萬人公審，判決死刑，當場執行。四十一歲的他，在槍響中結束一生。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那天，首都北京秋陽正好，開國將帥一一走上臺階，授予各級軍銜。人群之中，頭發花白的張俊升胸前掛上了大校肩章。他的履歷表里記著：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副參謀長、第三十九軍副軍長。評語短短一句——“由地方武裝起家，立場堅定，屢建戰功。”臺下有人輕聲感嘆：“當年的張師長，終究把路走正了。”

同樣出身雜牌、同樣在夾縫里求生，一人守住底線，一人朝令夕改；一個終老高懸將星，一個命喪刑場。歷史的天平從不因一時得失而傾斜，它計較的是最終歸宿。抗戰烽煙散去，功罪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