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大屠殺，主席和蔣介石得知后，都采取了怎樣的行動？

1938年1月上旬的寒風剛剛刮到黃河以南，北平淪陷的陰影還未散去，人們便被另一條噩耗震住——南京失守，屠殺已持續近一個月。逃出城的難民把見聞傾訴給各地報館，零散的情報迅速在華北平原和長江上游發酵：日軍在南京燒殺六周，死者逾30萬。

重慶的防空警報此時響得愈發頻繁。蔣介石連夜搬進歌樂山山洞工事，他拿到外交部急電，才確認此前傳言絕非“夸大宣傳”。1月22日，他在日記里記下震憤，又在翌日批閱一份作戰通電，批示只有一句：“雪恥”。雖然文字寥寥，但隨之而來的舉動卻相當具體。

外交線上，國民政府立即轉向多邊呼吁。外交部于1月底致電國際聯盟，要求舉行特別會議；緊接著又把全部檔案影印十套，遞送英、美、法、蘇四國駐華使節。3月，蔣介石準許萊斯特女士一行赴東京，對外散布馬吉牧師拍攝的105分鐘膠片。東京警視廳很快查封放映，但影片已拷貝多份，在橫濱、神戶以及駐日各國使館私下流傳，日本媒體被迫用“治安事件”帶過，卻未能堵住口舌。

內部整頓同樣緊急。開封軍事會議召開于1月11日，蔣介石以“檢討中原戰局”為名召見韓復榘。會前，軍統在黃家胡同布置了兩個班的衛隊。韓復榘落座后，蔣介石直接要求其解釋濟南棄守原因，不到十分鐘便命人繳槍。1月24日晚，韓復榘在武漢被處決。槍聲傳到各軍司令部，撤退之風就此收斂，隨后臺兒莊反擊戰展開——4月初，日軍第十師團被圍殲近1.1萬人，正面戰場士氣大振。

對外宣傳方面，國民政府宣傳部編印《敵軍暴行錄》，5月將其隨補給發往徐州、漢口各陣地。林蔚曾回憶：“官兵輪流翻閱，翻完就塞進懷里，見面只剩一句：‘絕不能讓血白流！’”短短十七字，占全文字數的比例極低，卻在許多回憶錄中都留下了痕跡。

與此同時，陜西延安的窯洞里，消息反而姍姍來遲。通訊中斷、戰區隔絕，再加上日軍對報紙的封鎖，毛澤東直到1938年2月25日才透過《新中華報》讀到《尸山血海的南京》一文。當天傍晚，他召集中央機關干部座談，提出三點：一、利用對敵宣傳，讓華北、華中淪陷區群眾明白侵略者真面目；二、迅速總結敵后作戰經驗，配合正面戰場分散日軍；三、在全黨整頓作風，杜絕“速勝”幻想。

5月下旬，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籌辦講座，毛澤東連續幾晚推敲講稿，《論持久戰》應運而生。文章雖未直接寫到大屠殺，卻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略與中國的國情作了系統分析。冀中軍區前線傳閱這篇講稿，用的是油印薄紙，夾在繳獲的日軍地圖里暗中分發。

具體作戰指令也緊隨其后。5月12日，新四軍第四支隊在安徽蔣家河口首戰告捷；6月17日，粟裕在江蘇韋崗伏擊，交火不足半小時殲敵數十；7月初，八路軍一二九師發動漳南戰斗，迫使日軍第五師團南下增援，客觀上減輕了武漢會戰的壓力。敵后戰場看似星星之火，卻讓日軍不得不抽調師團保線，正面與側翼兩頭受制。

延安方面還特別設立時事問題研究班，組織干部搜集淪陷區材料。研究班編印的小冊子《南京慘案記事》在1938年秋完成初版，除文字外，還附上由英國記者斯諾轉寄的兩張照片：一張江東門集體屠殺現場，一張下關江邊焚尸殘影。資料被送往晉西北、晉察冀各根據地的抗日學校，用作課堂范本。

抗戰勝利后，雙方都把清算屠城責任作為重要議程。1946年初，南京臨時參議會接受蔣介石指示，協助軍事法庭搜證。1947年4月26日，谷壽夫被槍決于雨花臺；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則在1948年11月12日處決松井石根。審判過程使用的中文證詞，三分之一摘自1938年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原始檔案，三分之一來自延安研究班收集的口述材料。

從喪城之痛到武裝反擊，無論是在山城的指揮部，還是在黃土高坡的窯洞里，兩位領袖給出的答案并不相同：一邊依托政府體系呼吁國際、整肅內部，一邊憑借敵后游擊牽制正面、啟發民眾。但在行動方向上卻殊途同歸——以最大可能聚攏軍心民氣，以最直接的方式削弱侵略者有生力量。今日仍能在檔案館里看到當年的文件、膠片和油印講稿，它們靜靜地躺在那里，記錄著那個年代迫于形勢卻依舊生動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