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王張作霖墓地無人打理雜草遍地,張學良至去世為止始終未曾前往祭拜,令人唏噓!
1996年秋,遼西的風已有寒意。張閭琳孤身立在錦州凌海驛馬坊那片荒丘,膝前雜草齊腰,石碑刻痕被風沙磨得模糊。他深深一跪,聲音幾乎被風卷走:“爺爺,家里人托我來看您。”無人回應,只有枯葉作答。
這一幕要追溯到六十八年前。1928年6月4日凌晨,沈陽北郊皇姑屯鐵軌被炸得四分五裂,列車冒著黑煙停下。張作霖重傷,被抬回沈陽大帥府,一句“東三省,別讓給外人”后撒手人寰。噩耗傳至天津,張學良當夜登車北返。父喪當前,他必須既安葬親人,又維持東北軍的士氣。
忙完國喪儀程,張家開始為陵寢選址。遼寧名山大川幾乎被探勘遍,最后將目光鎖定撫順東郊鐵背山脈。那里前臨渾河,背靠群嶺,正合“虎踞龍盤”之勢。張學良帶“五媽媽”上山踏勘,指著一塊突出的巨石說:“這塊石頭若不穩固,先打鋼釬。”一句看似家事,卻透著他對父親威望繼續籠罩東北的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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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盤選好不等于工程能順利推進。僅過三年,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炮火轟向柳條湖。沈陽淪陷,修陵工程被勒令停工。本莊繁轉告沈陽臨時政權:“陵墓若繼續動工,責任自負。”張學良拒不讓步,日本人隨即將棺木偷偷遷至錦州驛馬坊——遠離權力中心,更便于他們的軍事布局。
一次遷葬,既割裂了張氏父子的情感,也沖淡了“大帥遺澤籠東北”的象征。日軍把墳地壓低,樹木砍光,只留一圈低矮土壟。當地百姓私下議論:“讓大帥魂也安不了,他們是真想滅根。”
隨后十余年間,張學良的人生被更大的漩渦裹挾。1933年駐防熱河,1935年出訪歐洲,1936年因西安事變被蔣介石幽禁。傳言他曾對衛士低聲嘆息:“若能回北平一趟,給家父燒張紙也好。”衛士沉默,不敢接口。1949年他被押往臺灣,之后整整半個世紀,無緣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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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幽室里,他曾托友人探查父墓現狀,寄來一張模糊相片:碑石傾斜,野草沒頂。他只輕輕撫摸照片邊緣,再無言語。有人勸他求當局放行返鄉,他苦笑:“人身尚且不自由,何談盡孝。”
時間推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政治寒霜漸解。張閭琳取得有關部門許可,踏上這片陌生又熟悉的土地。村口老人認出他眉眼像極其祖父,說:“大帥的賓州衙門威風不再,只剩這座荒冢。”老人帶路,穿過玉米地、雜林,方見一道殘破石欄。石欄后,一座土丘幾乎與田埂齊平,墓門石獅的頭早被盜走。張閭琳伏地哽咽,而當地幾個孩子正嬉鬧著從墓頂滑下。
在場的文化局工作人員坦言,陵墓未列入文保單位,經費、歸屬、評價皆懸而未決。“畢竟近代人物評判復雜。”兩難的態度,讓紀念與荒廢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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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破敗不只因為風雨侵蝕,更源自歷史定位的尷尬:張作霖既是東北割據者,也在抗日立場上有起伏;張學良后來跟南京政府合作,又因西安事變陷入長期羈押。復雜標簽讓他們的家族記憶被反復拉扯,終落成一座無人管護的墓園。
值得一提的是,東北其他軍政舊址多已成為展陳空間,唯獨大帥陵長年被遺忘,似乎提醒人們,這段歷史仍處于“難以言說”的灰色地帶。若將目光放寬,無論愛憎,張作霖的墳塋都是研究殖民壓迫、地方武裝與家族政治的珍稀實物,它見證了外力如何通過操控殯葬制度來塑造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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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驛馬坊周邊,阡陌縱橫、風吹麥浪。村民偶爾會在墳前燒紙,以“保佑風調雨順”為由,其實也含幾分對往昔土地主人的忌憚。墓基慢慢下陷,殘碑上仍可辨“奉天督軍張公諱作霖墓”十字,旁邊多出一排淺淺腳印——那是孩子們的玩耍痕跡,也是時間在無聲記錄。
人們常問,若張學良生前能歸,是否會親手整修父墓?答案無人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陵墓的最終命運不取決于家族,而端看社會如何對待那段紛亂往事。記憶若被擱置,石碑終將傾圯;記憶若被照見,荒草也能變成歷史的封面。
東北的秋風依舊。驛馬坊的土丘靜默不語,留給后人去思量:在權力、戰火與歲月交錯編織的帷幕后,那些曾經擂馬執刀的人與事,究竟該如何被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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