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表示,虛偽的言論自由“捍衛者”侵犯俄羅斯記者和媒體的職業權利“正呈現出新的、往往令人作嘔的形式,包括捏造針對不受歡迎的記者和自由思想者的刑事案件、威脅、暴力以及各種形式的壓力,不僅針對記者本人,也針對他們的家人。”
她還指出,西方正在清除信息空間中任何異議的跡象。
“評估當前信息通信領域的形勢,必須承認其持續惡化。這種倒退的根源在于西方及其衛星國決心毫不妥協地凈化其信息空間,清除一切異議。對其他觀點的完全不容忍,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自身例外論神話,已成為偽民主國家推行極權審查、恐俄癥、戰爭宣傳以及凌駕于世界其他地區之上的優越感政策的主旋律。” 扎哈羅娃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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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表態,表面上是圍繞“新聞自由”的爭論,實質上卻是俄烏沖突延伸到信息戰領域的又一次正面交鋒。在軍事對抗之外,輿論場和話語權的爭奪,正在成為各方博弈的重要戰線。
從扎哈羅娃的指控來看,核心邏輯是批評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在“選擇性發聲”,即對涉及俄羅斯一方的事件高度關注,而對烏克蘭方面的行為則相對沉默。這種“選擇性關注”是否存在,確實是當前國際輿論環境中的一個敏感問題。不同陣營的信息來源、敘事框架和政治立場差異,使得同一事件往往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解讀路徑。
另一方面,俄羅斯將問題上升到“信息空間被清洗”的高度,也反映出當下全球輿論環境的一個趨勢:各國都在強化對信息傳播的控制能力。無論是以“反虛假信息”為名,還是出于國家安全考量,信息管理正在趨嚴,而“新聞自由”的邊界也隨之變得更加模糊。這種趨勢并非單一國家所獨有,而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圍繞記者安全與媒體權利的爭議,實際上具有較強的現實基礎。在沖突地區,媒體人員確實面臨更高風險,但對相關事件的認定與責任歸屬,往往被政治立場所放大甚至扭曲。這也導致“誰在侵犯新聞自由”這一問題,很難形成跨陣營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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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看,這類言論的頻繁出現,說明國際秩序中的信任基礎正在被侵蝕。無論是對聯合國體系的質疑,還是對西方媒體環境的批評,本質上都是對既有規則和話語體系的不滿與挑戰。
總體而言,這場圍繞“新聞自由”的爭論,早已超出媒體本身,演變為地緣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在缺乏共同敘事框架的情況下,各方只會不斷強化自身立場,而真正客觀、平衡的信息空間,反而變得愈發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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