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精英持3D打印手槍槍殺CEO，揭露美醫保拒賠內幕

王楊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離一個殺人犯這么近。

“你還記得那個叫路易吉（Luigi Mangione）的孩子嗎？那個在Gilman中學，帶著你們看他機器人實驗室的男孩。”老友表情有些復雜，頓了頓，“那是他，前年曼哈頓那個槍殺保險公司CEO的殺手。”

王楊僵在原地。

他當然記得路易吉。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 2014年，他啟動了紀錄片《少年夢》的拍攝，記錄了中美教育背景下幾個16歲男孩的片段，其中就包括路易吉。后來，由于各種原因，片子沒能播出，那段記憶也便一直躺在那塊標記為“2014巴爾的摩”的硬盤里。

就在王楊“斷片”的這10年，路易吉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那是2024年12月4日清晨，曼哈頓希爾頓酒店外。根據警方通報，殺手伏擊了美國最大的醫療保險公司聯合健康（UnitedHealthcare）的CEO布萊恩·湯普森（Brian Robert Thompson）。警方在現場發現的彈殼上，刻著三個詞——“Deny”（拒絕）、“Defend”（抗辯）、“Depose”（取證問詢）。這顯然是在呼應2010年出版的一本批評保險業的書。在美國，保險業批評者常用這三個詞概括一套令投保人深感無力的理賠邏輯——先拖延，再拒賠，最后通過訴訟和抗辯繼續消耗個人。

隨著身份曝光，更多信息浮出水面。路易吉來自馬里蘭州一個顯赫的意大利裔美國家庭，家族長期經營房地產、度假與高爾夫產業；他本人則是巴爾的摩私立男校Gilman School的優秀畢業生，而后進入常春藤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計算機科學。

目前，路易吉仍被羈押在紐約布魯克林的聯邦拘留中心。2026年1月，法官駁回了對路易吉的兩項指控：非法持有槍支罪和可能判處死刑的謀殺罪——這意味著，他不會面臨死刑，但可能被終身監禁。根據最新消息，該案的聯邦審判已被推遲至2027年1月。

一邊是謀殺、追捕與審判，另一邊則是圍繞醫療體系、階層憤怒與精英反叛的持續爭論。有人將路易吉視為對醫療體系的極端反抗者，稱他為“當代羅賓漢”；也有人堅持這不過是一場不應被賦予任何正當性的暴力犯罪。在法庭聽證會舉行期間，他的幾名支持者還曾出現在法院外，其中一人裝扮成電子游戲《超級馬里奧》中的反派角色，舉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病人死去，利潤上升”，另一名女子則佩戴著“釋放路易吉”的綬帶。

有人評論，“他本該是坐在華爾街吃人的狼，卻成了替羊拔掉獠牙的人”。

而在王楊記憶里，路易吉只是那個穿著拉夫勞倫襯衫，帶著常春藤預備生特有的自信與矜持的16歲男孩。他對著鏡頭笑，背景是巴爾的摩湛藍的天空。

“在消失的十年里，我們就這樣失去了少年。”在社交媒體，王楊寫道。

正是這條動態，讓我們找到了他。坦白說，由于路易吉當年并非王楊鏡頭里的主角，他和路易吉的直接接觸并不算多。但作為導演，王楊習慣于在取景器后面審視一個人的神情，這種職業本能讓他在時隔12年后，重新打量那個在鏡頭邊緣一掃而過的少年。

兩次對談中，王楊講到了那個沒能播出的紀錄片，以及在片子中短暫交會過的三個男孩——這其中，路易吉卷入了最劇烈的暴力與惡；他的好友James沿著最標準的路徑，成了年薪優渥的金融精英；而被王楊帶去美國交流的甘肅會寧男孩，在走了一大圈后，最終被生活的重力帶回了原點。

以下是王楊的講述：

“他像一個幽靈”

回到家后，我重新打開了那塊硬盤，盯著那些素材看了一下午。

坦白說，在2014年的巴爾的摩，路易吉并不是我鏡頭里的主角。我的攝影機當時正跟隨著另外兩個家境迥異的孩子：一個是華裔男孩James——他的母親，就是不久前約我在咖啡館見面的那位老友；另一個是我從甘肅會寧大山里帶出來的學生麥生。

當時我住在James家里，每天帶著攝影機，跟著一群少年上學、放學，拍紀錄片。

這次在西安，也是我們重新聊起巴爾的摩，聊起那些孩子的情況，James的母親才把手機推到了我面前。其實過去一年多，我在新聞里見過這個名字，甚至也知道他是在巴爾的摩上的高中。我當時覺得是巧合，怎么也沒往自己拍過的那個男孩身上想。

再打開那塊硬盤，我想確認，當年到底拍沒拍到他，拍到了多少。可當我再重新翻看那些素材，發現他像一個幽靈，一直沒有離開過攝影機。

他似乎很活躍，會出現在實驗室里，在機器人小組里，在食堂里，在很多我原本只會一掃而過的邊角畫面里。James后來跟我說，路易吉是自己很好的朋友；他母親也跟我提過，說他們當年是最能玩在一起的。

看到這張圖的時候，我一下就想起來了——對，就是他，就是那個孩子。那時候，世界似乎還是平的。奧巴馬時代的余暉尚未散盡，硅谷的科技神話正值巔峰，人們相信技術可以解決貧困，教育可以消除隔閡。路易吉在鏡頭前談論著他的機器人算法，眼神清澈。

后來在新聞中，我看到，他用3D打印機做出了那把帶消音器的槍。這種跨越10年的“技術閉合”最讓我毛骨悚然——他曾經用來探索世界的這種安靜和專注，最后變成了他精準殺人的工具。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路易吉在課堂上和同學們的互動，有一種“得體的距離感”。機器人小組的課程是開放性的，老師只是在一旁回答學生的問題，學生們分為不同小組進行機器人的編程和組裝。在鏡頭里，路易吉明顯比一般孩子早熟，沒有別人那么活潑。當別的孩子偶爾打鬧時，他就靜靜站在那里，用一兩句話把事情重新帶回到正軌。

他不是那種會主動來占據鏡頭中心的人，不會表演，也不會故意往前湊。但只要在那個空間里待一會兒，就會知道他是有分量的。他是機器人小組的組長，很多事情是他帶著大家往前推進。他聲音不大，但極具權威。一說話，別人就會停下來聽；他不需要把聲音抬高，那種存在感很自然地從他身上出來。那種權威不是來自于暴力或財富，而是來自于一種“我掌握著真理”的確定性。

〓 路易吉面對鏡頭，神態自然。 王楊 攝

這當然和他的成長環境有關系。路易吉所在的家族在馬里蘭州經營房地產和高爾夫球場，他是那種最典型的old money培養出來的孩子。后來我得知，他以年級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并且作為優秀畢業生代表發言，在畢業典禮上，路易吉說，“要提出新想法，并挑戰周圍世界”。

但因為他不是我那部紀錄片的主角，我沒有特別去拍關于他的鏡頭。如果你現在問我，當時有沒有看出他有什么異常？我會說沒有，真的沒有。至少在當時，他看起來只是一個很穩、很優秀的普通少年。

要把這個故事講完整，需要回到更早的一扇“門”前。

在拍《少年夢》之前，我拍過一部叫《中國門》的片子，記錄了甘肅會寧一中的高中生。那些孩子每天清晨5點多起床，打開水要小跑，去食堂要小跑，連上廁所也要小跑。對他們來說，教育首先不是興趣，也不是自我實現，而是一扇門。只有拼命往外擠，命運才有可能被改寫。

片子在國外的影展播出后不久，我收到了華裔孩子James的郵件。他說看了片子很受觸動，他發現在地球另一邊，竟然有一些和自己同齡的孩子，是這樣理解“讀書”這件事的。他說想了解更多會寧的情況，也希望有機會能實地走訪，甚至做點什么，比如支教。

我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到，如果他們真的要來，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拍攝機會。《中國門》拍的是會寧的內部世界，而這些從美國來的孩子，會把另一種目光帶進來。而這種相遇本身，就值得被記錄。

James和兩個同學來的時候，我去接他們。James給人的感覺很簡單，很陽光，想什么就說什么，可是又很得體。我當時甚至想，如果我有一個孩子，我會希望他是這種狀態。

我拍《中國門》的時候，很清楚這些孩子為什么這么拼，因為我也是從這套體系里走出來的。我在班會上問過學生，讀書到底是為了什么，有個男孩講起一個很典型的“放羊娃”的故事，說放羊是為了掙錢，掙錢是為了娶媳婦，娶媳婦是為了生孩子，生的孩子再去放羊。

對他們來說，讀書最樸素的意義，就是不要再回到那樣一眼望到頭的人生里去。還有一個女孩說，“在我們會寧，我們只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

我看得出他們一邊不習慣，一邊又在努力適應的狀態。比如課堂節奏，比如宿舍生活，比如每天被一大群學生圍著看、圍著問。后來學校還安排他們去英語角——對會寧的孩子來說，真的有幾個美國學生站在那兒，是最難得的口語練習機會。

再后來，我越來越覺得，如果只是美國孩子來看會寧，這個結構還不夠完整。有沒有可能，讓會寧的學生也走過去看看？

后來被選中的，就是麥生。

他不是那種只會埋頭做題、喊“我要改變命運”的孩子，他有情緒、有脆弱、有很具體的生活來處。對紀錄片來說，這非常重要。 在他身上，幾乎能看到整套會寧式的生存邏輯——對他們來說，教育是一種最直接的“逃離”，逃離干旱、貧窮和那座困住了祖祖輩輩的枯山。他們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只要我努力，社會就會還我一份體面。

去美國前，麥生很緊張。

他沒坐過飛機，也沒坐過高鐵。他問我巴爾的摩在哪兒，是美國的哪一塊。我專門找地圖指給他看。我安撫他，沒關系，那邊的人都在等你，大家都會照顧你的。

就這樣，門這邊的少年，第一次走到了墻那邊。

我們要去的是Gilman中學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美國私校。成立于1879年，知名校友包括美國第39任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著名導演約翰·沃特斯、紐約市前市長邁克爾·彭博等。我記得，學校的紅磚建筑掩映在綠樹之中，草坪修剪得像高爾夫球場一樣平整。那道紅磚墻，把里面和外面分得很清楚。

〓 吉爾曼學校（Gilman School）。 王楊 攝

墻內，是專業運動教練、拉丁語課、機器人實驗室，是通往常春藤名校的敲門磚；墻外，是巴爾的摩臭名昭著的毒品，和被遺忘的貧困街區。

那所學校是小班選課制，下午3點放學，大量時間都給了體育。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數學課。美國孩子幾乎人手一個計算器，麥生很震驚，在他的認知里，這樣做肯定會被老師罵，題就應該在草稿紙上一步步算出來。那堂課上，他算得很快，最后還拿了A+。

之后，我還帶麥生參觀了當地一些公立學校，看到了混亂、貧困的街區。我們開車經過那些地方的時候，車都不敢熄火。后來拍攝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去了華盛頓，麥生站在國會山下，忽然問我，能不能在那兒打一套太極拳——他們學校做操練的就是太極拳。我說可以啊，你想打就打。

那一刻特別有意思，一個會寧孩子，在國會山腳下打起了太極拳。 那一刻我甚至覺得，這個孩子真的通過那扇門走出來了。

得知我鏡頭下的路易吉就是那個殺人犯后，我反過來又思考了美國的精英教育。

在會寧，孩子們在為“生存”而戰；而在Gilman，孩子們在為“卓越”而戰。路易吉正是這群“卓越者”中的佼佼者。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四年，是美國社會共識徹底瓦解的四年。他看著他所處的精英階層，利用金融工具和醫療保險制度，像抽水機一樣榨取底層社會的最后一點剩余價值。

如果說會寧少年的痛苦來自于“求而不得”的疲憊，那么路易吉的痛苦則來自于“得而知之”的幻滅。他所受的頂級教育，也許本質上是在教他如何成為一個更高效、更優雅的掠奪者。當他看到聯合健康保險通過復雜的算法拒絕給垂死之人賠付，而CEO卻拿著數億美元的薪酬時，他內心那種被精英教育培育出來的道德感被徹底點燃了。在巴爾的摩，教育賦予了人最頂尖的智慧和批判性思維，卻無法給他們一顆能夠接納世界殘缺的平常心。

這種極端的反抗引起了美國社會對“精英教育”的反思。耶魯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在《優秀的綿羊》中描述過這類孩子：他們被訓練成極度擅長解決具體問題，但往往在龐大的系統壓力下感到虛無。

至于麥生，其實當年把他帶去美國的時候，我對他是有期待的。

他的成績本來就不錯，而且整個人的狀態很好，我覺得他如果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有可能走得更遠。后來我得知，他上了一所北方的海事類學校——這和我當時對他的期待不太一樣，但人的成長通常不會那么筆直。

再后來，他回了蘭州，做過銷售類的工作。前段時間，我又看到他的動態，在賣家里的蘋果。把這些很零碎的信息拼在一起，就能感覺到，他后來的人生并沒有沿著我們當年想象的那條線一直走下去——或者，原來他以為自己已經走出去了，結果繞了一圈，又被生活重新推回到起點。麥生不是完全沒有走出去，只是被生活慢慢帶回了“門”里。

我后來想問他，那次拍攝，到底對他產生過什么影響。但又一直沒忍心去問。

James，某種意義上是最標準的那一種。

這些年，他基本沿著一條很清晰的精英路徑往前走：上了MI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讀了研究生，從事量化交易。

我了解他的家庭。James的父母原本是國內非常優秀的法醫，后來移民去了美國。在那邊，要重新學醫、適應新的環境，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我后來覺得，他們那種努力甚至有一點兒“自虐”，說到底，還是為了孩子。很多移民家庭都是這樣，上一代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打碎再來一遍，更多是為了下一代能往前走。

12年前拍攝的時候，James的父親還沒有完全拿到美國的醫生執照，一家人過得很克制。后來，他們慢慢把路走通了，我今年再見到他們的時候，能明顯感覺到，這個家庭已經完成了階層躍升。買了新房，生活安穩下來。

今年大年初八，我和James又見了一面。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聊他的工作，聊量化投資，聊AI，聊他父母的身體，聊西安的變化。唯獨聊到路易吉，我能感受到，他在刻意回避。James告訴我，上大學后，他和路易吉還見過幾次，在不同階段聚過。最近的一次大概是在2023年初。他說那次見面時，已經隱約覺得路易吉有些不一樣了，變化很大，也更憤怒了。但他沒有往下多說。

2024年槍擊案的事一出，美國很多媒體都找到James公司去了，他全部拒絕了采訪。

我能理解。他大概是所有同學里看到新聞最震驚的那個，但他不好揣測，更不好多說什么。這也讓我意識到，很多問題不是離得近就一定能回答的。 就像《混沌少年時》里那個男孩傷害同學的行為 ，朋友解釋不了，旁人解釋不了，也許連家人都未必解釋得了。

如果我現在再次遇見路易吉，我很想問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或者問題更簡單一點，“你的夢想是什么？”

16歲時他在鏡頭前談論自己的機器人算法，眼神清澈。那時候他一定有過夢想。我想知道那個夢想還在不在，什么時候變了形狀。同樣，我也想知道James的夢想，關于他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許下次見面我會問問James。

今天回看，我會覺得，《少年夢》最后真正留下來的，不只是中美教育的對照，也不只是會寧和巴爾的摩、門和墻之間的差異。更重要的，其實是這三個少年后來各自走到了哪里。

路易吉當然是最刺眼的那個。

在所有人里，他最不像是會出事的那種孩子。家境、學校、能力、氣質，所有東西都在告訴你，這應該是一個會順著精英路徑一直往前走的人。可偏偏是他，走到了最極端，也最失控的地方。所以這件事對我的沖擊才會這么大。

〓 路易吉與同學一起調試機械裝置。王楊 攝

麥生是另一種。

他不是沒有努力，不是沒有走出去過。他從會寧那扇門里擠出來，看到了另一邊的世界，也在那個過程中長出過自己的判斷。只是后來，現實并沒有像我們當年想象的那樣展開。這個過程，有很多個人原因，但也不只是個人的問題。

也正因為這樣，每次想到他，我心里會有一種隱隱的疼。

從世俗意義上說，James像是標準答案，成功、穩定、路徑清晰。但我反而會想，如果一個人按照這條路，把所有該完成的都完成了，然后呢？這條路當然能帶來安全感，帶來秩序，帶來非常穩妥的未來，可它是不是就足夠回答一個人全部的人生問題？成功本身，未必能回答一個人最終要怎樣理解自己、怎樣理解這個世界。

我偶爾也會好奇，在這條標準路徑之外，他有沒有為自己保留一些不那么標準的東西。

所以到最后，我越來越覺得，我真正關心的，并不是他們誰走得更高，誰更成功，誰更接近“標準答案”，我想知道的是，他們有沒有慢慢長成一個更完整的人，有沒有找到和自己、和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

其實這個問題，不只是他們，很多時候我自己也未必有答案。

當年拍《少年夢》的時候，我和合作的一個制片人朋友在創作上有爭論，當時他問過我一句話，“王導，你現在還真的相信紀錄片可以改變社會、改變世界嗎？”我說我相信。只是我現在更清楚，相信不等于期待立竿見影，往往是在很多年后，以一種非常細微的方式，改變著很多人的想法或者看世界的角度。

這部紀錄片因為種種原因，暫時被封存在片庫里，我理解，也接受。現在重看那些素材，恍惚間，我又看見那群鮮活的少年，他們真心實意地愛過這個世界，渴望過一個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