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為何「陰陽」他？

得罪誰都不要得罪寫傳記的

司馬遷肯定有什么沒說出來的意見

這幾日在淮南壽縣參加喜宴，這也是我時隔20年后，第二次到訪沿淮城市。

上一次，是因為血禍造成的HIV感染。

如果淮河不泛濫，這里良田美景，絕對是富庶之地。我住的酒店在當地算好的，窗外便 是良田萬頃。

走了一圈，才發現小瞧了淮河流域。

而這么 「沒眼光」的不止我一人，至少還有司馬遷。

2600年前， 楚國令尹 孫叔敖 負責修建被后世稱為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安豐塘（芍陂，音確悲）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早約300年，比西門豹渠早約200年，至今仍在灌溉萬畝良田。

但奇怪的是，《史記》卻對此不著一字，只提了孫叔敖勸阻楚莊王的王莽式幣制改革、 不要強令改高車而是通過提高門檻來因勢利導兩件小事。

因此，司馬遷給了他一個 「天下第一循吏」的名頭。

感覺更像是罵人。

楚人敗于「安逸」？

我們熟悉的 《?孟子·告子下?》云， 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到了壽縣，知安豐塘邊有孫叔敖紀念館，瞬間涌出這段話，對這地方生出敬意。

五一期間的安豐塘，籠罩在雨幕之中，我開車巡了半圈，不 見秦地那種因干旱貧瘠而催生的緊繃與焦灼，反而處處可見澤被萬物的水網， 只覺這是秦人所不能想像的楚地富足生活。

可這樣的地方，怎么就敗于秦國呢？

壽縣是戰國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黃歇的出生地，也是楚國最后一個都城，在治水能力上，遠超同時期的任何一個諸侯。

天下本來是楚人的，他們本來也以為是。

無論東西世界，都有一個洪水神話。在華夏大地上， 誰能馴服洪水，誰就能坐擁天下。 治水的禹和啟，最終成為人主。這片大陸之所以追求大一統，與這種長流域治水的需求很有關系。

而楚國，世世代代與水為鄰，甚至可以說，是在與洪水搏斗中學會了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帝國」。

這種治水不僅僅是疏通河道，更是一種系統性的國家治理能力。

楚國絕非弱國。

但楚國可能太貪圖安逸了。

膽小的怕膽大的，膽大的怕不要命的。秦國要升爵，就得殺人，上上下下變成了一架精密的戰爭機器。

秦兵為什么能打？在西北苦寒之地，不搶就沒有飯吃，不拼命就會被凍死。杜甫詩云，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那是被環境逼出來的。

而楚人，街市繁華，行人從容。

這種安逸，在冷兵器時代是致命的。

楚人惜命，秦人便屢次使詭詐的外交手段，以大利誘之，楚國的精英階層沉溺于眼前的享樂，最終導致了國家的傾覆。

楚人一炬，可憐楚土

中國歷史足夠長，看多了后世流氓宮廷，我經 常震撼于秦統一之前的「貴族精神」。

史書上對商紂王有如此不堪的描述，商亡后，根據「滅國不絕祀」的原則，周人并不趕盡殺絕，而是封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啟于宋，讓他繼續奉祀商祀。

從純粹的權力斗爭來講，這可能是個錯誤。商人的一支羸氏被放逐到甘肅牧馬，即后來的秦國，又滅了周。

哪怕是暴秦，也不絕周祀。《史記》記載，秦人將陽人之地賜予周君以奉祭祀。

在這點上，我站孔子，「以仁安天下者，不絕其嗣」。但不是禮崩樂壞，而是貴族精神在這片土地上絕嗣了。

像流氓劉邦，逃難的路上將老婆孩子都踢下車去。

當然，這種事情他的后世劉備也干過。

用一位老干部的話說，沒有人性，何來仁性！

后世講究成王敗寇，只論成敗，不辨是非，民族精神淪落到禽畜無異。這才有司馬遷的「太史公」仗義執言。

亡國的楚人有一萬個理由感到憋屈，這才有項燕那句「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誓言。

而且，后來真的實現了。

只是，此楚非彼楚。

劉邦的楚人之國，首開誅殺開國功臣的先例，影響到后世兩千年。

西漢三員開國名將韓信、英布、彭越，全部被殺。其中英布的封地，便在壽縣。

再往后，便是大名鼎鼎的淮南王劉安。他在這里召集門客撰寫《淮南子》，煉丹求仙，頗有楚人的浪漫與逍遙。他最終因謀反罪自殺，但在中國思想史上，他代表的楚地道家思想，卻成為了后世文人精神的避難所。

沙灘上的「宏圖」

在看安豐塘之前，我先去正陽關看淮河大堤。

這里有座迎水廟遺址，是一處高臺，其實也是一處水利工程。

淮水自西而來，在此拐一個 「S」 彎，先后納入淠河、穎河。水面寬闊，但迎面沖撞河岸，自有力道。這座石砌的迎水廟，便如同杭州錢塘大堤，受著正面沖擊，迫使淮水改道北上。

不遠處便是正陽關渡口，與我在開封見到的黃河渡口并無二致。

但淮河終究未能被迎水廟遏止，北方黃河泛濫南下奪淮入海，中國的南北地理分界線，從此成為災難線。

以致災民流布，淮水流域在富庶與毀家之間不斷切換。

我生于苦寒的西部高原，幼時竟然還見過安徽來討飯的乞丐。他們會唱一種討飯歌，大意是老家遭了水災，是個可憐的人，求善良的老大娘行行好事，最后一定用「聽懂聽不懂啊」收尾。

我不懂事，經常跟著學唱「聽懂聽不懂啊」，被母親用非常嚴厲的語氣斥責，嚇得再也不敢當著大人的面唱。

那時只覺得好玩，現時只覺得悲涼。

看去沃野千里，實則高低不平，明顯是水退之后形成的高差。

除了每隔幾十年一次的洪水肆虐，1990年代的血禍，則直接讓這里成為HIV感染的重災區。

美好的家園，像是建在沙灘上，無人做長遠打算。

而那些流散的災民，則制造了外界對本地居民的「成見」，給本地居民帶來了無盡的屈辱。

「帝力」于我何有哉

也許我不太正確，但我覺得，有句古詩講得很好：「帝力于我何有哉！」

歷史總是充滿了這種諷刺。秦國贏了戰爭，卻輸了天下；楚國輸了戰爭，卻在生活方式上完成了復仇。

秦國贏在組織效率，楚國贏在社會生態。

一個帝國，如果把人當成工具，去追逐那虛無縹緲的帝王霸業，終究不過是坑灰易冷。

而遠離帝力的民間，關心是水利是否通暢，收成是否豐沛，鄰里是否和睦。

可嘆的是，這個看似普通的、甚至「卑賤」的愿望，卻總是在歷史上化為泡影。

工程還在，生活卻總是毀滅。

甚至連孫叔敖，也被司馬遷「陰」了一把。

一個能奠定國家霸業根基、創造惠及兩千六百年的水利工程、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的人，被歸入「循吏」——這就像把袁隆平稱為「優秀的農業技術員」一樣。

如果從楚人而非秦人的角度書寫歷史，過去2000多年的時間不知長什么樣子。

家傳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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