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防長歪解法律以停火暫停戰爭時鐘

近日，美國防長皮特·赫格塞斯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給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答案。當被問及伊朗沖突即將觸及《戰爭權力決議》規定的60天期限時，他表示：因為特朗普總統宣布并延長的停火，目前“時鐘已暫或停止”。

筆者認為，這遠不止是法律技術辯論。它觸及美國憲法最核心的權力分立問題：總統能否單方面啟動軍事行動，再用停火這個“創意解讀”繞過國會審查？國會如果只是口頭抗議或幾次失敗投票，就等于默認行政部門改寫規則。

面對這種思路清奇的挑戰，國會必須給出清晰、有力的回應。

1973年《戰爭權力決議》誕生于越南戰爭的慘痛教訓。當時，國會發現總統可以不經宣戰就把美國拖入長期沖突，于是通過這部法律設下“時鐘”：總統在將美軍引入敵對行動或即將發生敵對行動后，必須在48小時內通知國會；之后有60天（可申請一次30天延期）來結束行動，除非國會通過授權使用軍事力量（AUMF）或宣戰。

法律目的很簡單：防止“警察行動”或“有限打擊”悄無聲息地變成無休止的戰爭，讓國會這個“錢袋子和宣戰權”的持有者真正參與決策。

幾十年來，歷屆總統都覺得這部法律礙手礙腳，常以各種理由挑戰它。但像赫格塞斯這樣直接聲稱“停火=時鐘暫停”的說法，仍屬少見且富有想象力。

赫格塞斯在回應民主黨參議員蒂姆·凱恩時說：“我們目前處于停火狀態，根據我們的理解，這意味著60天時鐘暫停或停止。”

他把最終解釋權推給白宮法律顧問，同時強調特朗普4月7日宣布的停火（并隨后延長）改變了局面。

凱恩當場反駁：“我認為法律不支持這種解讀，60天期限可能就在明天到期，這會給政府帶來重大法律問題。”

即使停火，持續的海軍部署、封鎖措施、情報支持或隨時可能重燃的緊張局勢，都可能仍構成需要國會授權的“敵對狀態”。

法律學者和多名議員指出，停火并未被明確列為暫停時鐘的條件，這更像是行政部門為規避審查而進行的靈活解釋。

赫格塞斯的“暫停論”，巧妙地把壓力甩給國會：你們要么接受這個解釋，要么自己動手授權，否則就別指手畫腳。

這種思路的危險在于，它可能開創危險先例。

如果“停火”就能無限延長時間，未來任何總統都可以在熱點地區打打停停，而把國會晾在一邊。

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把宣戰權和“募集、維持軍隊”的權力明確賦予國會，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角色是執行而非無限發起。

長期讓行政權單方面擴張，只會讓權力天平嚴重失衡，也讓軍事行動的國內合法性打折扣。

目前，國會內部已出現明顯分裂。

民主黨人多次推動戰爭權力決議，要求結束未經授權的行動，但屢屢被共和黨多數阻擋。

部分共和黨議員支持總統在面對伊朗核威脅時的靈活性，眾議院領導人甚至淡化“已處于戰爭狀態”的說法。

參議員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等少數共和黨人則在戰爭權力問題上與黨團出現分歧。

這種分裂讓行政部門更有空間操作。

但國會若一味退讓，不僅會喪失對當前伊朗行動的監督權，還會在其他危機中徹底失去議價能力。權力平衡不是黨派游戲，而是制憲者設計的國家安全根本機制。

面對“暫停論”，國會需要的是實質行動而非空洞抗議。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展開：

第一，立即啟動事實與法律澄清程序。

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關系委員會應迅速聯合舉行聽證，傳召白宮法律顧問、五角大樓法律團隊和獨立憲法學者，公開辯論“停火是否自動暫停時鐘”。

同時要求國防部提交詳細報告：當前在波斯灣的海軍存在、封鎖行動以及其他支持措施是否仍屬于“敵對行動”。國會擁有傳票權，不能讓行政部門單方面定義游戲規則。

第二，善用“錢袋子”施加真實壓力。

2027財年國防預算（特朗普政府提出高達1.5萬億美元的大幅增加）正在討論中，國會完全可以將對伊朗行動的報告要求、授權條件與撥款掛鉤。

在《國防授權法案》或撥款法案中加入條款，要求定期提供法律依據報告，并把部分資金使用與國會授權綁定。

若行政部門不配合，就凍結相關項目或加強審計。這不是新發明，歷史上國會多次用限制性撥款影響越南、伊拉克等行動走向。

第三，推動兩黨長期改革，而非只打補丁。

《戰爭權力決議》執行力弱已是老問題：總統常以“國家利益”繞過，國會也常因黨派對立而無所作為。伊朗事件提供了一個難得窗口：國會應考慮修訂或補充立法，明確定義“停火”“敵對行動”等關鍵術語，并強化自動觸發機制（如60天后無授權則啟動資金限制）。

兩黨議員需要真正坐下來辯論美國對伊朗的戰略目標：是徹底消除核威脅、保障霍爾木茲海峽航行自由，還是其他？只有目標清晰，授權才有意義。回避實質辯論，只會讓總統單方面定義“勝利”或“必要性”。

赫格塞斯的“暫停論”聽起來思路清奇，實則考驗國會的政治意志和憲法責任。

如果國會默認這個解釋，就等于為未來行政權在任何海外行動中進一步擴張開了綠燈。反之，積極回應不僅能重申自身角色，還能讓美國軍事行動建立在更堅實的國內共識之上，從而提升國際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