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數字立法最新動態評議

　　數字技術的進步與信息生態系統的日漸成熟，致使現有市場監管策略和工具均面臨巨大挑戰。在此背景下，歐盟新近在數字立法方面的動態可謂是“令人應接不暇”，從《通用數據保護條例》（2018），到《數字服務法案》（2022）、《數字市場法案》（2022），再到《人工智能法案》（2024），以及計劃在2026年四季度提案的《數字公平法》，無不展現出歐盟對于數字化挑戰的強勢回應。

　　數字時代打破

　　市場規制的周期性規律

　　從歐美近一百多年的產業監管歷史可以看出，市場規制是周期性循環的：在技術快速突破之初以“競速優先”為價值導向，而在市場結構經過震蕩重新穩定下來后則轉向“風險審慎”。包容創新與政府強勢制衡的循環交替主導，體現的是不同技術時代國家需要在“處理風險的維度下”和“促進創新的維度下”之間進行選擇，進而構筑市場規制體系?？墒?，數字經濟時代技術變革加速演進，市場經濟運行中蘊含著數字技術、信息生態、生產要素、產業結構等多維度博弈，作為監管者的國家對于規制體系中如何配置公共權力有了更多期待，而市場主體對該體系亦產生了更為多元訴求，規制體系已不可能仍遵循之前的周期性規律。

　　對此，歐美國家的公共政策選擇不同，塑造出了迥異的政策環境。美國自2015年起開始進入對科技巨頭全面收緊監管的時期，有關產業結構和政策供給方面的公權力大幅度集中。不過，在利益集團的政治游說和平民主義浪潮的持續對抗中，美國的市場規制體系頗不平靜，充滿著矛盾與妥協。近幾年來，新布蘭代斯學派逐漸式微，說明美國政府已開始反思“以犧牲大企業為代價”的規制方向。美國參議院于2025年5月8日舉行“AI聽證會”，主題為“加強美國在計算與創新方面的能力”。美國2025年后續的諸多立法計劃（比如《AI 監管沙盒法案》）都體現出“先試后管、降低創新門檻”的政策偏好。可見，美國政府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監管問題上，從“風險審慎”轉向“速度與競爭優先”，甚至釋放出“去監管（deregulation）化”的信號。

　　面對數字技術飛速發展，歐盟認為全面的數字立法迫在眉睫，重心是進一步為監管者在數字經濟中增加權力配置。自《通用數據保護條例》開始，歐盟就堅定地走上了“去市場中心化”道路。在筆者看來，歐洲的這場監管風暴背后的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二戰之后歐洲關于經濟學發展和社會制度構建的大論戰，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戰略也為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糅合提供了實踐土壤，自此，歐盟在“強調國家對經濟積極干預”的道路上走得“矢志不渝”。歐盟數字立法最顯著特點之一，是吸收了新布蘭代斯學派的兩個核心概念——“守門人”與“自我優待”，為規制“平臺會利用自身的大來僭越公共利益”問題提供理論支撐，然而這卻滑向了備受批判的“大即是問題”（bigness is a problem）的錯誤。考慮到在產業上的比較劣勢，歐盟通過數字立法對科技巨頭企業產生實實在在的威脅，凸顯了其“排斥非歐盟企業在歐洲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的真實意圖。

　　如何實現

　　數字產業規制的價值平衡

　　如何對待數字產業與三個核心問題有關——“科技創新”“財富與要素分配”“公共權力”，分別對應“如何協調發展與安全”“如何兼顧分配的效率與公平”“如何實現私權與公權的動態平衡”這三個價值判斷。

　　對于經濟發展來說，創新才是推動財富增長的根本因素，所以創新對于市場來說是內生性的；然而，新技術在產業層面的運作——借助產權、標準等制度工具——能夠形成支配性的市場勢力，進而阻礙未來的技術創新。就市場與創新的關系來看，市場機制雖然是以收斂到均衡為目標的，但這種均衡收斂常常又反過來阻礙技術的不斷進步。創新的非連續性、非線性增加了經濟發展的復雜性，因而發展與安全之間的協調尤為重要。

　　伴隨財富增長而來的即是分配問題，“效率”和“公平”是與分配相關的關鍵詞，前者是經濟學上用以衡量資源分配有效性的核心概念，后者則是前者的制度保障。在傳統形態的經濟社會，實現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動態均衡須依賴于市場機制與政府監管的協同，數字經濟時代，仍然遵循相同的協同邏輯。不同的是，數字技術加劇了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倒U型關系，因此，對于技術進步帶來的市場勢力增長，需要在非經濟效應方面保有足夠的敏感性，適時調配市場與政府協同的制度設計。

　　產業發展導致資本從私權向公權領域擴張，是市場經濟的內生性問題。數字時代，“平臺治理的社會化、社會治理的平臺化”問題更加突出，因而，本輪全球性數字領域監管變革的深層次考慮，即是要“遏制私權向公權擴張”。同時也應當看到，私權與公權之間的動態平衡顯非易事，像本輪監管變革中出現的對科技巨頭完全持批判態度的現象，可能將非經濟目標置于過高的地位，反而不利于私權與公權之間實現動態平衡。

　　數字技術支撐下的產業結構變化，正以一種激烈態勢沖擊著既有社會結構。市場勢力問題不僅在經濟上，而且日益在政治上成為突出問題，“技術進步”“產業發展”“非經濟效應關注”的交互為市場規制體系帶來更多變革可能性。世界各國不斷有新理論和新發現提出，有力地沖擊著既有規則，但歸根結底，還是要通過有效的市場規制體系來促進和保障競爭性的數字經濟。那么，再看新近歐盟數字立法，雖說旨在構建一個數字化的公平競爭環境，但更為直觀的是，歐盟試圖在一個復雜監管結構的基礎上，讓各個國家在市場監管中發揮主要作用。由此，也難怪德國洪堡大學法學院的Metzger教授曾在2025年針對歐盟數字立法動態發出感嘆：“是促進還是阻礙創新？”

　　總之，數字經濟發展使國家競爭出現新格局，原本的領先國家和落后國家都面臨巨大競爭壓力。在新技術幫助下，落后國家有機會實現對領先國家的追趕，但如果它們創新能力較弱，與領先國家之間的差距則會被拉得更大?？上У氖?，對此，歐盟最新的數字立法沒有做最有利于“促進創新”的選擇，而是以“公平”和“消費者保護”為主要脈絡，將主要精力用于關注技術變革與經濟全球化如何損害了中下層群體，進而強勢地提出加強規制數字經濟的權力配置。歐盟的新規則勢必會增加企業的合規成本與風險，美國就已經對歐盟的這種規制“競賽”表達了不滿，認為是對美國企業的歧視性措施。雖然歐盟對美國的回應是非常強硬的，一句“主權立法”極具對抗性；但在歐盟內部，反思已然開始——歐盟委員會2025年工作計劃中的兩項提案《人工智能責任指令》《電子隱私條例》被撤回。撤回的主要原因是成員國、議會和行業之間的分歧巨大，但也與歐盟委員會開始意識到“減少監管冗余、提升競爭力”密切相關。其實不難理解，歐盟的數字立法與其正積極布局、旨在促進創新的“數字歐洲計劃”很難說是不抵觸的。在強者和弱者均面臨競爭壓力的時代，歐盟接下來將走向何方，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楊明，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內容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網，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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