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5日,《紐約時報》捅出了一條讓整個硅谷坐不住的消息。
特朗普政府正在討論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行政命令。要求科技巨頭在公開發布最強AI模型之前,必須先提交政府進行強制性審核。為此,白宮正在醞釀成立一個“AI工作組”,由政府和科技公司的高層共同參與,制定新模型的正式審查流程。白宮官員已在上周向Anthropic、谷歌和OpenAI的企業高層透露了相關計劃。
在過去,特朗普對AI的態度堪稱“完全放養”。砍掉拜登時代的安全審查規則,把AI產業描述為“剛出生的漂亮嬰兒”,揚言不讓愚蠢的政治規則干涉技術發展。而如今這位曾經高喊“別碰我AI”的總統,正在認真考慮給這項技術裝上政府剎車。
當美國還在猶豫要不要立法審查時,中國對AI大模型的審核機制早已跑完了從備案、安全審查到內容標識的全流程閉環。這令整個事件持續發酵成一個更深刻的追問:到底是誰,在怎樣監管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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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失控的恐懼,大于失控的魅力
特朗普政府此次轉向的動機相當直白——恐懼。
Mythos模型的安全漏洞識別能力讓華盛頓倒吸一口涼氣。如果某個國家利用這類AI對美國發動毀滅性網絡攻擊,而政府對此完全沒有審查權限,政治后果將是災難性的。官員們透露,部分人正推動建立審查制度,讓政府獲得優先獲取和測試新AI模型的權利。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有一句關鍵表述——美國在AI領域需要的是“不容置疑、不可挑戰的主導地位”。而眼下,美國頂尖模型與中國頂尖模型的性能差距已經縮小到了2.7%,過去兩年中美兩國模型已經完成了多次交替領跑。
當技術代差從絕對領先收窄到幾乎抹平,華盛頓的焦慮便從“如何加速”轉移到了“如何卡死”——既要卡對手,也要卡自己人。
02 當“放任派”開始考慮剎車,內部阻力就成了最大的暗礁
特朗普想在模型發布前裝一道政府審查的閘門,但他忘了一件事:硅谷從來不是聽話的主體。
就在Anthropic拒絕向軍方開放Claude模型用于全自主武器和大規模監控之后,五角大樓把目標轉向了谷歌和OpenAI。結果,谷歌內部直接炸了鍋。超過700名員工聯名致信CEO皮查伊,要求公司拒絕承接涉密軍事業務,其中約五分之二來自AI研究部門,DeepMind研究人員更成了組織核心。
AI產業內部另一股力量正在用更有力的手段推進議程,計劃投入數億美元阻止監管成形。
表面上這是科技公司與政府的博弈,實質上暴露了美國AI治理的深層分裂。政府要的是國家安全和戰略控制,企業要的是商業自由和全球市場,研究員要的是技術倫理——三方訴求根本不在一條軌道上,任何一點碰撞都可能演變成長時間的制度消耗。
中國不存在這種內耗。中國的備案制已經運轉了兩年,1至2月間新增備案48款模型,逐步形成了將安全審核前置的穩定機制。在模型提交上線前完成安全評估和備案登記,早已不是一件需要“討論”的選項,而是所有企業默認的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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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
如果把中美AI治理放在一起比較,能清晰地看出兩者的本質差異。
美國對AI的監管建立在一個根本矛盾之上——它試圖同時實現三個互相沖突的目標:維持全球技術霸主地位、確保國家安全、保護企業商業利益,而這三件事經常互相打架。當一個Mythos級別的模型出現,政府的第一反應是審查,硅谷的第一反應是抗議,國會的長期反應則是通過一系列的撥款法案和出口管制來對外施壓。
中國的邏輯簡單明確——AI大模型從一開始就被要求完成嚴格的備案,并接受全生命周期的內容安全監督。企業需要提供完整的數據來源說明、安全評估報告、生成內容標識方案,通過審核后才能上線。從模型訓練語料安全、算法備案到上線后的數據投毒防范,審查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全流程貫穿。
最終形成了兩個模式:美國靠技術輸出控制全球,中國靠應用落地深耕國內。這種結構差異意味著,兩國在AI政策的長期博弈注定要比拼的不只是誰更快,更是誰的政策工具能解決實際治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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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技術主權”與“規則主權”的競爭
斯坦福大學《2026年AI指數報告》揭示了一個不太明顯的趨勢:全球已有44個國家擁有國家支持的超級計算集群,自主AI能力被視為越來越重要的“主權”概念。
在這股浪潮中,美國對AI的政策工具已明顯超越傳統的商業和科技競爭范疇。近期美方討論在涉外事務撥款條款中納入涉華AI評估規定,要求就中國AI“無需人工干預即可自主迭代優化的進展”提交詳細報告。
未來極有可能出現兩個獨立的技術生態和規則體系并行的格局。所謂的長臂管轄與雙向鎖定。當美國嘗試建立AI模型出海前的“政府預審查”機制,并以此為基準拉攏盟友構建西方AI主權聯盟時,AI治理本身便成為全球意識形態競爭的一部分。
但真正的難題在于,這場賽跑注定是不對稱的。在過去十年間,中國已將AI深度嵌入到制造、電力、安防、教育和政務等實體經濟底座中,這是一張用大規模基礎設施工程補貼出來的巨型場景網絡——美國單純靠提升算力和出口管制構成的防線,在這張應用場景的大網面前,長不出同級別的產業反饋。不是規則更嚴的一方注定領先,而是誰能把治理做成產業落地的“底座”。
從源頭看,美國的監管轉向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色彩。既要防止技術被對手濫用,又需要確保自身供應鏈的主導地位。而中國的治理路徑內嵌了明確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目標。前者試圖把技術鎖在圍墻里,后者則選擇在可控邊界內加速應用擴散。
這或許才是理解眼下這條AI監管分水嶺最合適的維度。當特朗普開始學著給AI裝剎車,中國的備案制已經跑完了第一個政策閉環。但這遠不是終點,在AI這個永不停機的超級工廠里,誰能把治理能力做成產業加速器而非減速帶,誰才握有下一個十年真正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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