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放松日本軍國主義"狗鏈"？看戰后戰犯們如何一步步把持政府？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東京審判和舊金山條約簽字后，隨著日本同亞洲個別國家、地區的“單獨媾和”，日本政界的領導人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為，戰爭處理已經結束，從此不必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再費周章。

于是，從這個時期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不僅越來越淡化，而且時常出現反復和逆流，與此同時，戰前舊皇國主義的貨色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復辟和回潮，這一切都成為日本取諒亞洲人民、重新融于亞洲社會的最大障礙。

1、為戰犯脫罪的進程

在舊金山條約第11款中，規定了日本接受東京審判及其他國際審判法庭審判結果的內容，按著這一條款的規定，日本政府理應承擔對已判決戰犯的刑期執行責任。然而，當舊金山條約正式生效后不久，日本就掀起了一個所謂要求釋放戰犯的“國民運動”——而且，這一運動是在右翼團體和右派政治家的直接參與和組織下展開的。

1953年11月11日，右翼團體在東京國技館召開“貫徹救出羈留同胞、全部釋放巢鴨戰犯國民大會”，出席人員達13000人，并征集到3000余萬人簽名，聯名向國會施加壓力，呼吁立即釋放一切在押的戰爭罪犯。

毋庸置疑，這種“國民運動”是日本政界慫恿和影響的結果。早在1952年6月9日，國會的參議院就把釋放戰犯問題提上了議程，除共產黨議員反對外，其他各政黨、派別都贊同釋放戰犯。6月12日，眾議院也正式討論了自由黨(現今自民黨的前身)總務會長、議員益谷秀次關于區別對待BC級戰犯的提案。12月9日，眾議院作出“關于BC級戰犯”的決議，決定要采取“迅速而適當的措施”解決BC級戰犯的在押問題。

1953年8月3日，眾議院又作出更強硬的決議，聲稱:

根據國民的懇請，如不全部赦免戰爭犯罪的受刑者，有傷國民的感情。

還有議員在演說中稱:

當今人類世界上最殘暴的行為是對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與此相比以不算問題的理由處分戰犯，斷不能使國民誠服。

為了早日釋放戰犯，日本政界的領導人不僅運動國會，也展開了運動同盟各國的切實步驟。1953年10月到12月期間，中央更生保護審查會委員長土田豐開始走訪歐美各國，游說各方同意釋放戰犯。

1954年9月15日，接任該委員會委員長的白根拜訪了澳大利亞駐日大使，以“戰犯家屬處于生活悲慘狀態”為由，請澳方通融云云。然而，由于戰爭剛剛結束不久，日本軍隊的侵略和殘暴行為還深深留在各國人民的心中，所以，日方的請求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

盡管如此，日本政界還是從1955年開始，以患病年邁為由著手釋放戰犯，到1958年4月，除在獄中死亡的小磯國造(陸軍大將、戰時首相)、東鄉茂德(曾任東條英機、鈴木貫太郎內閣的外相)、白鳥敏夫(曾任駐意大利大使)等三人外，其余在押的戰犯全部釋放，他們是：

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荒木貞夫(陸軍大將)、橋本欣五郎(陸軍大佐、“櫻會”頭目)、畑俊六(陸軍元帥、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平沼麒一郎(首相、樞密院議長)、星野直樹(國務相、企劃院總裁、偽滿洲國總務廳長)、賀屋興宣(東條內閣藏相)、木戶幸一(內大臣)、南次郎(陸軍大將、陸相)、岡敬純(海軍中將、海軍省軍務局長)、大島浩(陸軍中將、駐德意志大使)、佐藤賢了(陸軍中將、陸軍省軍務局長)、嶋田繁太郎(海軍大將、東條內閣海相)、鈴木貞一(陸軍中將、東條內閣國務相)、梅津美治郎(陸軍大將、參謀總長)。

這些人連同東京審判前后被盟總釋放的岸信介、笹川良一、兒玉譽士夫等幾十名A級戰犯嫌疑者大多加入到保守政黨的行列，搖身一變又成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顯赫人物。

除戰犯外，因為戰爭責任而被盟總明令解除公職的原日本政界人物、舊軍人、司法警察人員也重新登上政治舞臺。

美國占領初期，曾頒發了對部分戰爭責任者予以“公職追放”(即開除公職)的命令。按著盟總的命令，前后計有21萬人被解除了公職，其中職業軍人占80%之多，官僚、實業家各占0.9%，另有一批戰爭時參與“總力戰”的“大政翼贊會”成員和反動右翼團體的頭目。

但是，隨著冷戰局勢的加劇，美國占領軍出于反共的需要，于1951年宣布取消“公職追放令”，結果，被解除公職的人員紛紛重返政壇或各要害部門，到1951年末，計有201507人恢復了公職。這之中，有曾在戰時政府各機關、部門任各種職務的官方人員兩萬余人，比較著名的人物有鳩山一郎、河野一郎、石橋湛山、三木武夫、三木武吉、松村謙三、大麻唯男、安堂正純、大久保留次郎等人，這些人后來都在日本政府擔任過重要甚至首相的職務。

另外，在恢復公職的人員中，還有原代議士(即議員)95人，占議員總數的20%，另有329人作為候選人參與議員競選，結果有139人當選，占議員總數的30%。換句話說，不包括未被開除公職的議員，在戰后初期的日本國會議員中，至少有50%以上的人員曾是舊政權的衛道士。

此外，一大批恢復公職的舊軍官、警察官、司法人士等也進入自衛隊、警察或司法機關重操舊業。特別是一部分原731細菌部隊的要員根本沒有受到任何觸動，就鉆進日本政府機構以及官辦的醫療衛生、保健、防疫醫學研究、醫學教育、綠十字協會等機關，繼續擔當著重要職務。

如731部隊氣性壞疽、炭疽班班長植村肇，戰后曾擔任日本文部省教科書主任調查官；731部隊的長友浪男，戰后曾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731部隊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順一，戰后曾任日本防衛廳主任研究員；1644部隊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曾任日本厚生省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現為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長和第七任所長；731部隊凍傷課課長吉村壽人，戰后曾任日本京都府醫科大學校長。可以想見，這些人根本不會自覺地反省和認識戰爭責任，更不會主動地向被害的國家和人民謝罪了。

2、虛偽的戰爭反省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后首次“全國戰歿者追悼式”，首相吉田茂在追悼式上致辭說:

今天，我們舉行中國事變以來全國戰歿者追悼式，祈禱他們的冥福，并對遺族各位的苦勞表示深深的同情，祈念這樣大的不幸不再重演。另外，每當想到因為戰爭而負傷的許多人和仍滯留在異邦的近30萬同胞時，本人就禁不住萬感充胸。毋庸置疑，因為戰爭而殉國的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使我們能夠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長和發展，值此追悼式之際，我心馳向那些戰沒者，謹此祈禱其冥福。

從吉田茂這段短短的致辭中，我們可以透視出當時日本政府領導人的戰爭責任意識:

他們所悼念的戰歿者是指在侵略戰爭中戰死的300萬日本軍人，不包括因為日本的侵略戰爭而犧牲的3000萬以上的亞太國家和地區的人。這種典型的“內向型”追悼理念由吉田政府始，并被后來的歷代內閣所繼承。

直到1994年8月15日，社會黨總裁村山富市組閣，才把亞太國家、地區的戰歿者包括在被追悼的對象之列，表示:

那場戰爭，給亞洲及世界的許多人們帶來了用語言和文字難以表述的悲慘的犧牲，對他們的苦難和悲痛致以深深的懷念和深刻的反省，并謹此表示哀悼之意。

最高法院院長田中耕太郎在致辭中稱，戰歿者是:

在國家危難之際盡到忠誠國民的義務，為了祖國而獻出生命。這種犧牲符合人類普遍的道德原則，是最高的德行。

參議院議長佐藤尚武也美化戰歿者是:

為了東洋和平，勇敢赴難的忠誠之士。

吉田內閣的領導人對戰歿者的評價成為后來各界內閣效仿的“模式”，直接影響到日本官方和社會各界的戰爭責任認識，直到今天，這種認識觀仍有廣泛的市場。

不承認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依然堅持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由大本營頒布的“包括中國事變稱作大東亞戰爭”的舊說，把侵略戰爭限定在1937年“七七事變”。此后，日本的歷屆內閣都把追悼的范圍限定在“中國事變”以來，1963年5月14日，在有天皇和皇后參加的式典上，池田內閣還明文規定:

本式典的戰歿者的范圍，包括中國事變以來戰歿的軍人、軍屬、準軍屬以及在外地死于非命和內地的戰災死戰者。

以后的其他內閣或者同池田內閣一樣明文規定式典范圍；或者用“先前那場大戰”等模糊詞句來表示，就是不肯明確承認日本的侵略戰爭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

吉田等人在這里繼續使用戰爭期間蔑視中國的稱謂，反映了他們仇華反共和輕蔑亞洲的心理。

直到中日恢復邦交前，日本當局的領導人幾乎一直把蔑視中國的稱謂掛在嘴上。

3、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

舊皇國史觀沉渣泛起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日本內閣成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1945年12月15日，盟總鑒于靖國神社在侵略戰爭中的作用和其軍國主義的性質，頒布了“神道指令”，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明令日本政府(國家)必須同靖國神社斷絕“特殊關系”:

宗教同國家分離，防止利用宗教達到政治目的。所有的宗教、信仰、信條在同一機會下接受保護，嚴格置于同樣法律的基礎上。

但是，戰后日本內閣的成員從來沒有頓住邁向靖國神社的腳步。東久邇組閣的當年(1945)，就參拜了靖國神社。接任的幣原喜重郎在任期間參拜了兩次。吉田茂在任期間參拜了5次。岸信介參拜了兩次。

第一位在8月15日這天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是三木武夫，于1975年8月15日以“私人”名義參拜了靖國神社；福田糾夫是第一位聲稱以“私人”名義，卻在參拜簿上明確記入“內閣總理大臣福田糾夫”字樣而前往參拜的首相(1978年)；中曾根康弘則是戰后既在8月15日這天，又公然以“總理大臣”名義“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第一人(1985年8月15日)。

與此同時，昭和天皇也不甘“寂寞”，從戰后到1976年先后8次邁進靖國神社，分別是1945年11月20日，1952年10月16日，1954年10月19日，1957年4月23日，1959年4月8日，1965年10月19日，1969年10月20日，1975年11月21日。

1978年10月17日，有關當局偷偷將東條英機等7名被處決的戰犯，連同在獄中死亡的梅津美治郎等5人、未審判時死亡的松岡洋右等兩人，總計14名戰犯秘密移到靖國神社內供奉。

日本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悼念“亡靈”，一個重要的目的在于恢復日本的“傳統文化”，繼承和維護日本的“皇國體制”。

所以，從1950年開始，朝野各界要求恢復日本戰爭期間“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的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而內閣和國會成員則首當其沖，站在最前沿。

1950年3月23日，一部分國會議員組成了“戰死戰災死遺族議員聯盟”，參加議員51人。1951年2月14日，參議院部分議員又單獨成立了“參議院遺族議員聯盟”。

1952年11月27日，眾議院也成立了“眾議院遺族議員聯盟”。這些議員組織同民間的“日本遺族厚生聯盟”(即后來的“日本遺族會”)一唱一和，掀起了“靖國神社國家護持”運動，提出一紙“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向政府和國會施加壓力，要求國會予以通過。但在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下，這一法案連續5次被國會否決，成為“廢案”。

3、招魂的補助

戰爭期間，為了給侵略戰爭的炮灰鼓勁打氣，日本政府對死傷軍人及其遺族給予遠遠超過普通市民因戰爭死傷的“恩給”、“援護”、“補助”等待遇。1945年11月，盟總認為“恩給”制度是:

希圖永續世襲軍人階級的手段，成為日本侵略政策的最大的源泉，而帶來當今悲慘困境的最大責任者是軍國主義者，必須廢除極特權待遇的制度，日本政府應制定公正的、為了所有善良市民的社會保障計劃。

所以，盟總于1946年2月下發了《關于“恩給”法特例的件》，規定除重傷病者給予一定的補貼外，廢除一切軍人“恩給”制度。然而，就在舊金山條約剛剛簽字后的1951年10月，日本政府的閣議就通過了《關于處理戰傷病者與戰沒者遺族以及設立協議會的件》，正式地將恢復戰爭時期的軍人“恩給”制度擺上了日程，并在1952年的國家預算中列入了戰死者遺族和戰傷者的“年金”(類似退休金)預算。

1952年3月，國會通過了《戰歿者遺族及戰傷者援護法》，這以后，日本政府又相繼恢復或制定了《軍人恩給法》(1953年8月恢復)，《未歸還者留守家族等援護法》(1953年8月)，《關于舊軍人等遺族恩給特例的法律》(1956年12月)，《歸還者給付金支付法》(1957年5月)，《未歸還者特別措施法》(1959年3月)等。進入60年代后，又相繼頒發了《對戰歿者妻子特別給付金支付法》(1963年3月)，《戰傷病者特別援護法》(1963年8月)，《對戰歿者遺族特別吊慰金支付法》(1965年6月)，《對戰傷病者妻子特別給付金支付法》(1966年7月)，《對戰歿者父母特別給付金支付法》(1967年6月)以及《關于歸還者特別交付金支付法》(1968年8月)等十幾項援護法令。

從本質上言，上述各項援護法律是戰后日本政府維護舊體制法典的具體體現。

日本政府統計的300萬陣亡者中，不包括在海外或日本內地因戰爭而死傷的普通民眾，所以，這些死傷者及其遺族就得不到國家的補償或援護。如在沖繩戰中死亡的9萬多民眾中，除一部分參加了戰斗或從事后援的人員外，有38754人因不符合各援護法規定的范疇而沒有得到任何補償。東京遭受空襲時死傷的數十萬普通民眾也不在補償之內。

在戰爭期間，因為軍事力的不足，日本當局曾征用了449524名臺灣和朝鮮出身的青年填充日本軍隊，其中臺灣出身的“帝國軍人”207183人，其中戰死者30306人；朝鮮出身者242341人，戰死22182人。另外，在被征用的人員中，還有一部分在戰爭期間為虎作倀、在戰后被定為BC級戰犯受到處罰的人員。

可是，日本政府在頒布各項援護法時，明確規定有“國籍條款”，即戰后持有“日本國籍”之人才能作為補助對象。這樣，就把臺灣和朝鮮出身的戰死傷者及其遺族排除在外，拒絕依據上述法令予以援護。事實上，在戰爭期間，盡管日本官方對殖民地人民抱有歧視，但在法律效應上，臺灣、朝鮮出身的人都被視為“大日本帝國的臣”，他們負有不可推卸的服兵役義務，他們的死傷同日本軍人沒有什么區別。

日本政府卻以“國籍”為由拒絕支付補助金，其不公平性和歧視殖民地人民的心理顯而易見。

更無理的是，日本政府在戰爭期間先后強擄了70余萬朝鮮人和5萬以上的中國人到日本各艱苦地區從事繁重的苦役，這些人受盡折磨，九死一生，還有相當數量之人把尸骨丟在日本列島。然而，他們及其遺族在戰后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補償。相反，那些在戰爭期間奴役中朝勞工的日本企業，卻在戰后以各種“損失”為由得到日本政府的補償。有資料證實，僅日本的土木建筑業就獲得了4600萬日元的政府補償。

即使同樣的日本軍人，根據戰爭時期的不同級別，得到的待遇也不同，而且，被處決的戰犯遺屬也在“恩給”之列。

A級戰犯東條英機等人的遺族每年至少可以獲得300萬日元以上的補助金，而普通士兵如揭露南京大屠殺罪行的東史朗不過年獲72萬日元的補貼，其差距之大顯而易見。再看日本政府對外賠償的數額，其差距更是令人咂舌。

據統計，戰后以來日本政府計向國內的“援護對象”發放補助金達40兆億日元之多，而日本政府在戰后對被侵略和蹂躪國家的賠償總數(包括無償經濟援助)不過1兆億日元。這樣懸殊的數字正說明了日本當局戰爭責任意識的淡漠和“內外有別”、“官民有別”的價值取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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