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說文獻發掘與文學研究的互濟并行會議紀要

2026年4月18日下午兩點，第二屆古代小說圓桌論壇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5049會議室舉行。

論壇海報

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古代小說文獻發掘與文學研究的互濟并行”，旨在交流對古代小說研究中如何積極處理文獻與文學互動關系的思考，而不片面強調各自的重要性或目的性。

會議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李小龍老師主持，并特邀北京大學中文系潘建國老師、李鵬飛老師擔任與談人。來自各個高校、研究機構的二十余名學者以及三十余名北京高校的在讀研究生參加了此次論壇。

一、主題發言

會議的第一個環節是主題發言。第一位發言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周健強老師，發言的題目是《小說文獻的考玩、考證與考古——近代日本書志學的學術史脈絡》。

周健強老師

周健強老師從小說文獻的考玩、考證與考古三個角度梳理了近代日本小說書志史中的學術脈絡，討論了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的流傳過程及其催生的學術演變。

在日本江戶時期，中國古代小說文獻傳入日本有兩種傳播方式。

一是江戶初期以德川家康為中心的明刻本小說藏書體系，演變為后世的三大藏書機構：內閣文庫、蓬左文庫、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這些小說文獻版本價值很高，但因深鎖幕藩官藏，民間流傳不廣，對當時日本的傳播影響較小。

二是江戶中后期通過商船舶載傳入，在民間流通的清刊本小說，這些文獻的版本價值雖然相對偏低，但在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接促成了日本前現代時期最成熟的小說形式“讀本”的產生。

周健強老師認為，近代日本的書志學與上述兩種傳播途徑存在復雜的對話互動，這也是本次議題討論的主體思路。

為讀懂這些白話小說，當時的日本出現了《小說字匯》等工具書。由于同一部小說的不同版本極少并現，學者們對白話小說的研究關注點最初在于中國風俗，如伊藤東涯著有《名物六帖》《盍簪錄》等隨筆。

《中國古典小說在日本江戶時期的流播》

周健強老師將這一階段稱為“考玩”，意指帶有鑒賞性質的風物考察，尚非嚴格學術考證。

隨著近代學術的轉型，小說研究在日本漢學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這一現象的標志是日本明治、大正時期大量編纂的文學史之中都提到了小說。

1926年鹽谷溫在內閣文庫發現“三言”并發表專文，開啟了從版本源流切入的“考證”研究范式，學者們開始大規模搜訪明版小說。傳統上用于經學研究的書志學方法被引入白話小說領域，形成了從松崎慊堂、鹽谷宕陰、鹽谷溫到長澤規矩也的傳承鏈條。

長澤規矩也撰寫《日本書志學史》并與川瀨一馬創辦《書志學》雜志，使小說書志學式的研究形成規模，包含發掘存世文獻、考證稀見版本與故事源流、編纂小說目錄三個層面。

周健強老師指出，讓日本書志學研究產生較大變化的學者應該是石崎又造。當時中日學界普遍認為白話小說具備文獻價值，但藝術成就卻不足，而石崎又造受到青木正兒、岡島冠山等學者的影響，不再局限于版本考證，而是從白話語言角度切入，思考中國白話小說究竟為日本文學帶來了什么。

周健強老師

由此，周健強老師重新審視了白話小說的成就：一是很早實現了言文一致，白話文學出現較早；二是長篇小說的創作已經較為成熟，白話小說的章回體已經實現了內部結構的連貫性；三是中國白話小說已經注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些特質均已與現代小說接軌。

周健強老師最后將方法論提升至“小說的知識考古”層面。這一思路意味著不再止步于文獻是什么、文學怎么寫，而是追問文獻與文學在何種物質條件、觀念環境中生成，又與這一環境發生了怎樣的互動。

總而言之，“考玩—考證—考古”的遞進脈絡，呈現了近代日本書志學如何逐步深入，不僅發掘了存世文獻，更在跨文化視野中照亮了中國白話小說的文學價值。

第二位發言者是福建師范大學鄧雷老師，發言題目是《版本如何重塑審美——古代小說文本疊變的內在邏輯》。

鄧雷老師

鄧雷老師以《水滸傳》不同版本的文字改易為中心，深入考察了明代章回小說從通俗化到文人化的演變脈絡，并借此探討了小說文本疊變所折射的審美取向與社會文化背景。

鄧雷老師首先指出，簡單以時代先后或小說類型來判斷詩詞多寡的規律并不可靠。不同小說的詩詞插入頻率差異極大，例如神魔小說內部也存在《東度記》詩詞密集而《開辟衍繹通俗志傳》詩詞稀少的情況，《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的詩詞數量更是差異巨大。

為了排除干擾因素，使研究更具獨立性、可靠性，鄧雷老師選擇以《水滸傳》這一擁有多種版本且詩詞差異顯著的作品為切入口，通過對比簡本與繁本的異文，追尋小說演變與文本改易之間的內在關聯。

簡本《水滸傳》的詩詞改易特征概括為通俗化與世俗化。建陽書坊在刪節小說正文時并非專門針對詩詞，而是整體刪減，但留存下來的詩詞經過了有意識的通俗化改造。

例如容與堂本開篇引首詩所蘊含的歷史滄桑感，在評林本和劉興我本中被替換為忠義說教意味濃厚的詩句；正文中不少詩句的字詞改動也更趨直白淺近。

這種通俗化審美與建陽書坊以文化水平較低的普通民眾為目標讀者密切相關，建陽刊刻的其他小說如《天妃娘媽傳》中的打油詩、余象斗評點中的大白話詩均可佐證此點。不過，建陽內部也受到文人化傾向的影響，后出的劉興我本在詩詞文雅程度上便高于較早的評林本。

《〈水滸傳〉版本研究》，鄧雷著，中華書局2024年1月版。

繁本《水滸傳》則呈現出清晰的詩詞文人化軌跡。從容與堂本到三大寇本，詩詞數量由842首驟減至453首，大量引首詩和重復性詩贊被刪除，另有部分詩詞經過改易、移置或兩者兼施。這些改動使詩詞與敘事結合得更為緊密，避免了游離于情節之外的套語習氣。

隨后的大滌余人序本又在三大寇本基礎上增補詩詞至564首，其改易方向更加文雅精致。從三大寇本的刪詩到大滌余人序本的增詩，反映出明代文人群體內部對待小說詩詞也存在兩種分歧觀點，一種觀點更重視閱讀的連貫性，一種觀點更重視詩詞的點綴功能。

金批本《水滸傳》將詩詞文人化推向了極致。七十一回僅存四十首詩詞，平均每回不足一首，且保留下來的絕大多數與情節緊密相關，或符合人物身份與情境。金圣嘆還將部分詩詞有意改為散體，進一步弱化了韻文在小說中的獨立地位。

受其影響，《三國演義》《西游記》《金瓶梅》在清代的經典化版本均對詩詞做了大量刪減。

然而鄧雷指出，清代章回小說并未沿著金圣嘆開辟的散文化道路徹底走向詩詞消亡，多數作品依舊夾雜不少詩詞。詩詞真正的全面消退，要待到“小說界革命”之后新小說興起、章回體體制被整體改造之時。

《建陽刊刻小說敘錄》，涂秀虹、鄧雷、胡小梅著，附件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版。

除詩詞外，鄧雷老師還簡要論及簡本與繁本在情節、人物形象、思想傾向等方面的文本疊變。簡本中節婦思想的摻入、對殘忍情節的弱化處理，繁本對閻婆惜事件和扈三娘婚事的移置增補，均體現了不同編者基于自身立場對文本的主動重構。

總結而言，同一小說不同版本間的細微文字差異，往往折射出不同社會階層或編者個體的審美偏好。圍繞這一方向的研究，雖已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值得深入挖掘的空間。

第三位發言者是中央民族大學劉紫云老師。發言題目是《文體視角下文獻與文學的互通共融——以晚明通俗文本與小說生成為例》，認為如何理解“文獻”構成文學研究的前提，對“文獻”和“文學”的理解可以重塑文學研究的視角、對象。發言分為三部分。

劉紫云老師

第一部分反思文獻與文學的關系。

傳統的文獻學以“作者-文本”為中心，假定原作者與初始定本存在，圍繞所謂“文學文本”展開外圍文獻的研究，以梳理歷時性流變脈絡、建構文本的歷史序列為主要研究范式，但通俗小說文本的流動性導致傳統文獻學的預設失效。

受潘建國老師2012年發表的《白話小說對明代中篇文言傳奇的文體滲透——以若干明代中篇文言傳奇的刊行與刪改為例》一文以及2021年在北大文研院論壇“流動的文本：俗文學文獻學漫談”上發言的啟發，劉老師提出“共時文本群”這一概念，以補充傳統范式“歷時文本流”之不足，即關注共時生態中不同文類、文體的互動。

劉老師進一步將晚明商業出版比作生態系統，引申出文本生態系統、文本生態位、文本/文體適應性等一系列概念。除文本外，書坊、讀者、閱讀習慣也共同塑造這一生態。

第二部分聚焦《金瓶梅詞話》與晚明通俗出版的個案，引入“通俗文本”的概念，指稱與小說共享同一生產、傳播、消費生態的非經典性的文本，探討它們通過互文、嵌入、仿擬等方式與小說發生的深度文體互動。

《摹物不倦：物象與明清小說日常敘事的展開》，劉紫云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金瓶梅詞話》作為一部富于代表性的晚明小說，雜糅了諸如時曲、笑話、燈謎、酒令、善書、寶卷、日用類書等諸多通俗文本。

對這種文體雜糅性的探討，學界形成了三種主要學術范式：以馮沅君先生、韓南先生為代表的第一種范式系統勾稽小說素材來源，關注“用了什么材料”的問題；以黃霖先生為代表的第二種范式，提出“鑲嵌”的概念，研究重心轉向“怎么用”的問題；以商偉先生為代表的第三種范式，關注小說文本與商業印刷文化場域的交互關系與轉化機制，回答“何以可能”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還原到晚明商業出版的語境，對應生態位的類比或可得到進一步啟發，小說只是晚明通俗出版生態中的一支，雖是邊界相對清晰、占據主要生態位者，卻也與其他文本融通共生，構成多種互動。

以笑話、時曲為例，在晚明出版生態中，這兩種通俗文本相對獨立但又共生共利（可以單刊也可以合刊），由于其容易獲得、可塑性強、文體功能互補性而被“挪至”小說中，而“生態位”即存在方式、功能定位、受眾體驗、價值來源亦隨之調整。

劉老師以第五十二回應伯爵“解曲”為例，論證笑話與時曲移入小說共同情境后的相互滲透與消解。

第三部分回到“文獻”“文學”“小說觀”的議題。

劉老師指出傳統的文學觀注重辨體，但一些預設對于小說的適應性或可商榷，小說作者、編定者未必有統一的小說文體觀，他們對小說文本的調整或基于當時閱讀生態中與其他文本的互動，因此，對小說文體觀的考量要放到當時的共時生態中。

《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

最后，劉老師指出，文獻與文學并非二元對立，取決于學者用何種小說觀打量小說文獻。尤其是晚明商業出版生態中的小說，其文體形態是在與其它通俗文本的融通中達成的文體實踐。

對小說文體的動態理解，將會幫助我們“看到”并“發掘”更多在既有小說文獻范疇之外的“新”文獻，并反哺小說文學研究。因此，文學與文獻的關系可以是雙向循環、動態互構、互濟并行的。

二、與談環節

在與談環節，北京大學潘建國老師首先指出古代文學的研究對象天然帶有文獻文本融合的屬性。自20世紀以來，小說研究很長時間內相對偏重文獻，經過幾代人的積累，學科文獻基礎已大致形成，且比較穩固。對于如何繼續開掘、達成小說文獻研究和文本研究的并濟互動，潘老師提出以下三方面的路徑。

潘建國老師

第一，發現新文獻有兩方面的含義。

一是發現此前未見的作品，盡管成建制、成體系地發現新文獻已不可能，但伴隨圖書館的電子化程度提高、海外調查的條件也比以前更好，今日學者能看到的書籍數量比前輩更多，也更方便，搜集發掘新作品，仍存有一定空間。

搜訪新文獻的第二個意義，是發現此前未知的版本甚至版次文獻，譬如找到某種更完足的版本、帶批點的版本、此前未發現的處于衍變節點的版本等，這是文獻研究精細化、深入化的表征。

此外，近年來書籍史閱讀史研究頗為興盛，它所倡導的“眾書平等”“眾本平等”觀念，也給新發現的普通版本文獻，帶來了出版史、閱讀史、社會文化史的學術價值，這無疑也拓展了小說文獻研究的空間。

第二，什么樣的研究理念可能會決定看到哪些文獻，或者說，學術文獻是學術觀念篩選的結果。

剛才周健強老師的發言指出，江戶時代日本文人對中國小說的興趣偏重民俗語料層面，因此，他們在意的是小說的通行文本，而不是版本。

明治以降，日本中國小說研究中“史”的概念較為凸顯，需要去尋找源頭文獻和節點文獻，因此，小說版本、小說善本訪查，成為學者的新任務，這種學術價值觀后來也流行于二十世紀的中國，引發小說新文獻在東亞范圍內的大發現。

《妮古錄：古代文學文獻研究》

又如，劉紫云老師的報告，提出古代小說存在一個共生文本群，認為小說的產生有非經典文類伴生、多元文化聚合的特性，這一學術新視角，可以引導打開一些之前可能未關注的“周邊”文獻，小說文獻的邊界也因此得以擴大。

我還想特別指出，剛才鄧雷老師在報告中，借助《水滸傳》版本匯校，梳理了文本詩詞韻文的增刪改動過程，這給到我們一個啟發，就是版本文獻研究，可以和小說文本研究實現有效結合，也就是利用版本校勘，獲取大量文本異文，再利用異文分析，來推進小說文本修訂研究，有些異文可能和作者有關，有些與評點者有關，有些則與書坊編輯有關，異文之中，既有技術性客觀性異文，也有涉及小說文本語言或敘事藝術的主觀性異文。這一研究論題，某種程度上，達成了本次論壇的主題，就是小說文獻和文本研究的“共濟”。

第三，當然，我們似乎也不必為自己能否實現文獻文本的“共濟”，而感到糾結焦慮，學術研究是個體性私人化很強的事情，一個人完全可以做純文獻研究，也可以做純文本研究，不妨根據自己的秉性、旨趣、機緣，找到自己舒服的切入點和方向感，而不必強求“共濟”。

《古代小說版本探考》，潘建國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11月版。

比較而言，如何在快樂的狀態下，將自己的研究推進到自己能夠抵達的學術“頂峰”，這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真正做好了自己的研究，無論它是文獻研究，還是文本研究，那么，小說研究的整個學術生態，就是蓬勃向上、多姿多彩的，這也就實現了一種更高層面的“并行共濟”。

北京大學李鵬飛老師首先指出文學、文獻研究是并行不悖的。在古代小說的研究史上，前輩學者根據性情之所近，做出了出色的成果，融通兩類研究者大有人在。

李鵬飛老師

胡適、孫楷第、鄭振鐸、蔣瑞藻等早期一輩學者，受傳統學術風氣的影響，進行大量文獻發掘整理研究，同時也有文學方面的研究；王國維先生是文獻研究的大師，而《紅樓夢評論》則是純文學、純文本、思想性的研究；俞平伯先生在詩歌方面的很多是純文本的研究，而《紅樓夢》方面則既有大量版本的研究，也有藝術、思想的研究，討論《紅樓夢》對前代各種文學形式的借鑒等。總之，前代學者不為文獻、文學研究的差別所限，從問題入手選擇適當的方法。

今天的學者出于種種現實因素的考量，傾向于考據、文獻研究。

李老師認為，在面對現實的前提下，學者還應根據自己的興趣、擅長的方面選擇自己的方法、領域。

文獻研究與文學研究是難以截然區分的：真正好的文本研究是建立在可靠的文獻研究基礎上，研究過程中遇到文獻問題，或自己動手搜尋，或利用已有的研究，而前人已有研究也需要自己的鑒別判斷，所以文獻功夫是研究者需要掌握的。

文獻研究最好能引導到重大問題的解決，不一定是文學、藝術、美學問題，可能還是版本、歷史、小說史的問題。針對鄧雷的研究，李老師提出自己對于《水滸傳》如何成書、寫定年代問題的興趣，期待鄧雷在馬幼垣先生等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版本內部進行更加深入、細密的研究，除發現新的版本外，同時已經發現的版本或也有一些此前未關注到的版本信息，有進一步發掘、探討的空間。

《長安回望：漢唐文言小說考論》，李鵬飛著，文津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最后，李老師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經歷：年少時喜歡閱讀公案小說、西方偵探小說，而考據研究滿足了自己的愛好，碩士學位論文即進行了一些考據研究，博士論文轉向文本研究，后來又重新關注考據研究。指出文學、文獻研究沒有絕對的畛域，個人希望的結合文學、文獻的研究，是在小說史上真正重要的、根本性的、疑難的問題引導下進行的，針對具體問題，選取適當的研究策略。

三、自由討論

論壇的第三個環節是自由討論，圍繞文學研究與文獻研究的互動關系、小說文體的邊界與研究方法等議題，十位與會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了深入交流。

北京大學劉勇強老師首先回應了三位發言人的報告，認為“文獻是根本、文學是目的”的理念雖已成為共識，仍有必要進一步思考二者能否共濟并行。

劉勇強老師

他提出應樹立“大文獻意識”，這包含兩個維度：

其一，不必一味地推崇稀見、冷僻文獻，常見資料是文獻的大宗，承載了絕大多數的小說史信息；其二，近二三十年來古代小說研究向宗教、繪畫、出版、醫藥等領域的拓展，本身就要求以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小說文獻。

劉勇強老師舉出三篇頗具啟發的文章加以說明：李小龍老師《“義激猴王”的校勘、義理與小說史語境》，對《西游記》“義激猴王”回目內容進行文獻學的校勘研究，廣泛運用了此前不受重視的圖題等材料，最終回到文學角度判斷“義識”更為可取，堪稱文獻與文學共濟研究的典范；潘建國老師《白話小說對明代中篇文言傳奇的文體滲透——以若干明代中篇文言傳奇的刊行與刪改為例》，依托文獻的深度考察，用文獻研究打開了文體研究的相關思路，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葉楚炎老師《論宋元話本小說中的分回》對傳統的常見文獻重新梳理，區分主要、次要及復合標志物，這一研究的闡釋價值不亞于新文獻的發現，這也啟示著我們，對傳統文獻的闡釋仍然有更多的研究空間。

在此基礎上，劉勇強老師進一步指出，文獻的價值和文學的闡釋均有限度，闡釋不可超出文本客觀存在而過度發揮。文獻發掘與文學研究都是實踐性的，在實踐中產生的問題也需在實踐中解決，對實踐困惑的自覺反思有利于形成學術自覺。

中央民族大學葉楚炎老師指出，小說周邊的文獻也是屬于小說文獻的一個重要部分，同時這些文獻也與古代小說的文體演變息息相關。

葉楚炎老師

例如“話本小說”這一文體就是在不斷流動變化的過程中漸趨定型的，《清平山堂話本》中的話本小說頗為駁雜，既有文言小說套用話本外殼的作品、也不乏來自其他民間伎藝的說唱文學被收編為話本小說的實例，而此后的很多“小說”也與日用類書等存在文體界限的模糊與文體之間的交融。

因此，所有這些文獻都應該被納入話本小說文體的討論，如果強行對小說及其周邊文獻分出內外主次，便會喪失平等對待文獻材料的可能，因此應該適當地延展“小說文獻”的概念界限。

就鄧雷老師的《水滸傳》韻文變易研究，葉楚炎老師認為韻文比散文更利于版本考察，且韻文數量的增減與雅俗的變動都能夠折射不同時代的文體觀念，而與敘事相疏離的韻文可能會具備更高的文獻研究價值。

而對于《儒林外史》一類文人化的小說作品，所有相關的制藝、詩文、傳紀、方志、經學著作等，其實也共同構成了小說的鏡像文本或另一種可能性的小說文本，因此所有這些文獻也同樣需要被納入進來，小說研究的空間在小說文獻范圍的延展之下或許才能取得更為深入的進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井玉貴老師援引程千帆先生文獻學與文藝學結合之說，認為既要發掘新文獻，也要不斷更新我們審視常見文獻的視角。

井玉貴老師

他肯定周健強老師研究日本小說學術史的優秀文獻功底、鄧雷老師的《水滸傳》版本異文研究對考察心理描寫演進的貢獻，以及劉紫云老師的理論建構意識，如“共時文本群”等概念有助于開拓研究視野。

井玉貴老師還提及劉勇強老師的“小說知識學”及楊義、傅修延等學者的敘事學研究，認為理論支撐使研究既能串聯材料又有趣味，最好的研究應當兼具二者。

國家圖書館李晶老師提出古典小說的外語文本和外語文獻是一座富礦，值得開掘。

李晶老師

中國人民大學的李萌昀老師從書籍史與閱讀史的視角出發，認為每位歷史上的讀者所接觸的都是具體的版本，不回到具體情境便無法更好地理解小說的生成與傳播。

他提到了周健強老師所論日本人閱讀中國小說的情況，指出拉開文化距離之后，日本人的閱讀體驗與接受結果與中國讀者存在較大差距，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有趣課題。

李萌昀老師進一步以《紅樓夢》王熙鳳出場連珠炮式提問的版本呈現差異為例，這一提問話語在己卯本中被消解為一問一答，這段情節展現了現實主義小說不一定完全寫實，是一種提煉、改編而不是完全還原，其間差異也許反映出某位讀者對原寫法的不解及其對閱讀尷尬的消解意圖。

李萌昀老師

李萌昀老師最后指出，在當今學術規范下研究者常致力于還原完美的《紅樓夢》或《水滸傳》，但這種理想文本是否真實存在、是否被歷史讀者閱讀過，仍值得反思，而每一個被閱讀過的版本，盡管不一定完美，但都切實地存在過，打動過閱讀它的人。

廣州大學楊驥老師認為三位老師的發言大致可以整理出一個脈絡，即文獻的搜集、整理、研究。周健強老師的發言可歸類為文獻搜集的研究，鄧雷老師進行版本梳理，可歸為文獻整理的研究，劉紫云老師的發言可歸入文獻的闡釋研究。

楊驥老師

作為戲曲研究者來審視小說研究，楊老師提出兩點認識：一是純小說的研究或因新文獻的發掘越來越難而面臨瓶頸，或可進行小說、戲曲的交叉研究來緩解這種局面；二是當今小說領域一些理論闡釋的研究對戲曲研究或有推動作用，如納入書籍史、閱讀史的視角研究戲曲，目前的戲曲研究也存在以相近的理論、方法介入的案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武迪老師首先回應了三位老師的發言，指出周健強老師的研究從中、日的古代文化、書籍的交流角度展開，而域外文獻的發現可能會改變既有研究的認識；肯定了鄧雷老師《〈水滸傳〉版本研究》一書對復雜版本的細致梳理，同時期待此后鄧雷老師能有更多的成果；近代以來《天演論》等進化觀念影響下，我們往往尋找文學發展的歷時脈絡，但一些文學現象、意象、小說的面貌是共時性的，單純從進化、演進的角度難以討論清楚，需要從共時性的角度討論同一時間段的文本為什么產生不同的形態的變化，同一時代的不同作者基于各自目的對同一則材料的改編等，劉紫云老師提出的從“歷史文本流”到“共時文本群”的范式，可能是我們未來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意識的變化。

武迪老師

當今小說研究面臨很多困境，也有很多可以開拓的地方，需要轉變視角，研究方法轉變后，舊文獻也可以看出有趣的問題，如話本小說的分回、口頭的故事如何影響小說生成等問題。

但是，對于已經發現的文獻，如何具體實現新的思路、方法的變化，或需依據章回、話本、文言小說各自的特性進一步探索。

河北師范大學元偉老師表示此次小說圓桌論壇提供了很多啟發、收獲，大部分內容和通俗白話小說相關，希望以后可以增加文言小說方面的匯報、研討。

元偉老師

中國社會科學院左怡兵老師認為三位匯報的老師很好地展現出海外視野、文獻積累、理論拓展，注重比較視域、社會環境，運用基礎方法，探尋新的解釋，可以看出師承脈絡和個人興趣。希望80后優秀的小說研究者能夠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被看見，并提出如何在小說研究中兼顧學術的精深和學術的影響的思考。

左怡兵老師

北京師范大學李小龍老師首先認為三位學者的發表令人驚喜。鄧雷老師的研究啟發我們，《水滸傳》或可編纂一部匯校匯訂本，不是研究本，而是提供給普通讀者的一種版本；周健強老師的發表可以感覺到一個時代如何認識一部小說，某種意義上標識了一個時代的精神高度，小說研究可以是一種思維方式，日本如何定義、看待我們的小說，形成了日本學術的路徑之一，也可以啟發我們回過頭來審視自己學術脈絡；劉紫云老師具備很強的建構能力，期待盡快形成文章，給小說文獻一種理論框架的支撐，或可打開新的小說研究范式——目前小說研究的問題在于研究范式，劉勇強老師發表“小說知識學”的文章后，就給予小說研究一定的力量，因此，新的范式能夠推進我們研究重大成果的產生。

李小龍教授

隨后，李老師回應了自由討論環節中一些老師的發言。針對葉楚炎老師的研究關注《儒林外史》的副文本與背后龐雜的文體，指出如果將《儒林外史》比作一首詩，那么程廷祚、寧楷等人的文獻可視作一種“今典”，吳敬梓朋友讀到這些會別有會心，相視而笑，但時過境遷，我們已不悉這些“今典”了，現在我們打撈這些文獻，就是把《儒林外史》豐富的“今典”尋找出來，為文本提供更豐富的闡釋可能性。

李老師感謝劉勇強老師提出本次論壇“文獻發掘與文本研究的互濟并行”的題目，認為其包含兩點意義：

會議現場

第一，每一個文獻都有它獨到的價值，不是作為某一個要出現的定本的備胎、炮灰，一些“重要版本”是被我們目前的學術體制建構起來的，一些具體作品的研究需要擺脫這種定本中心的觀念。

第二，文獻本身就有文本的意思，小說可能與詩文不同，小說的創作者在創作之后抹去了所有針腳，而文獻是拆開針腳的可能性，僅將文獻當作技術性成分來考慮是弱化了文獻，文獻本身帶有本體性的意味，是重新認識作品的契機。

當然，由于文本的龐雜，研究文本就多簡單選擇定本來研究，不再旁涉；而研究文獻則無法深入復雜的文本世界,但現在有AI技術的加持，或可為將文獻與文本研究結合起來提供新的契機。

論壇海報

最后，李老師感謝了籌辦此次論壇的葉楚炎老師、卜嘉輝老師。

記錄和撰稿：李璇 楊子堯

海報制作：卜嘉輝

攝影：卜嘉輝 余楚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