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結構性矛盾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我國正處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就業問題的關注點已從相對單純的“總量供給”轉向“結構匹配”和“形態重塑”。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健康穩定增長，隨著產業升級加速、技術沖擊深化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就業市場呈現出“高技能人才短缺和低技能勞動者過剩并存”的結構性失衡，“招工難”和“就業難”并存，一些重點群體就業壓力突出。下一步，應著力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堅持錨定高質量充分就業目標，短期以穩定重點群體就業、緩解技術替代壓力為切入點，長期以制度創新、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為重點，多措并舉防范就業領域風險，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總量先后突破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140萬億元，以5.4%的年均增速繼續領跑全球主要經濟體，為就業總量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2025年全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2%。隨著經濟結構深入調整，產業升級與就業規模擴張的協同性不斷增強，高技術制造業、現代服務業以及數字經濟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領域，特別是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約50%。當前，我國就業大盤保持穩定，但就業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人口結構變化在客觀上促使我們更加注重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供給收縮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生產能力、消費潛力。我國人口結構呈現老齡化、少子化等特征，雖然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但適齡勞動人口占比有所下降。這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必須由主要依靠要素規模擴張逐步轉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和技術進步帶動，推動人口數量紅利向人口質量紅利轉變，即更依賴于創新驅動和人力資本質量提升。這些情況反映到就業市場，體現為勞動力供給總量面臨收縮壓力，同時產業向中高端邁進又催生了對高技能人才的強勁需求。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但具備原始創新能力的人才和有將科技成果落地轉化能力的技術工程師缺口依然較大。

另一方面，技術變革加速發展，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快速迭代引發就業格局變化。有調查研究顯示，當前全球有約40%的崗位會受人工智能沖擊，尤其在金融、編程、翻譯等領域。有報告預測，從2025年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信息處理技術的趨勢將導致約900萬個工作崗位被替代。

與此同時，在做強國內大循環以及推動產業升級進程中，外向型企業從面向國際市場到面向國內市場的轉型也面臨挑戰。這類企業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低端制造等領域，轉型中部分低技能崗位可能面臨縮減。國內市場對高端制造、數字技能的需求攀升，而這些企業的原有從業人員難以快速適配，也可能導致結構性失業。

為更好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需進一步研判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新技術對就業的深刻影響，應對新形勢新挑戰、破解結構性矛盾，推進科技進步和就業創造良性互動。

一是加強產業和就業協同，構建適應做強國內大循環的崗位創造相關機制。培育內需驅動的就業新增長點，強化就業優先導向，重點支持吸納就業能力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以及中小微企業發展。合理引導資本流向具身智能、低空經濟等硬科技領域，通過產業鏈向下游延伸，創造更多適合不同技能層次的就業崗位。加強對產業政策的就業影響評估，在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把握科技進步方向時，前置評估其對就業的創造效應和替代效應。在內外貿一體化過程中，通過適度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支持傳統加工貿易企業品牌化、數字化轉型，穩住存量崗位，創造更多新型工作崗位。加強對新就業形態人員的保障，完善面向新就業群體的基本勞動權益保障和社會保障制度。

二是推進適應性人力資本投資，改善勞動者的技能培養。構建需求驅動的人才培養體系，針對人才供需錯配現象，深化產教融合，加快新職業標準開發，引導高等院校專業設置向人才緊缺領域傾斜。面向可能受到沖擊的低技能勞動者，可考慮建立技能再投資專項基金，通過人才培養基地建設和公共職業技能培訓，幫助勞動者實現從傳統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或數字服務領域的專業技能跨越。關注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職業生涯引導，提升人力資本配置效率。

三是建立技術變革緩沖機制，實現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和就業穩定的良性互動。為技術替代提供轉型緩沖，借鑒國際經驗，在醫療、教育、金融等關鍵領域設立人工智能決策的人工復核環節。鼓勵企業通過“人機協同”推動系統性數字化轉型，倡導利用人工智能增強人類能力而非簡單地用機器替代人。

四是深化戶籍、社保等關鍵領域制度改革，促進勞動者有序順暢流動。在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中，著力打通制約勞動力、人才流動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加快實現就業、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與人們的實際居住地掛鉤，讓更多人“進得來、留得下、過得好”。同時，推動社會保險關系順暢轉移接續，降低勞動力和人才流動的成本。

五是完善覆蓋城鄉的就業統計監測體系，消除新業態監管“盲區”。針對平臺經濟等新經濟形態，應加快從傳統的職工人數統計向勞動就業統計轉型。建立人社部門和大型互聯網平臺的數據實時對接機制，將靈活就業群體納入全口徑監測體系。可考慮建立以工時、收入等為重點的指標，實現對新業態就業質量的精準監管。同時，探索建立相關制度，為靈活就業勞動者提供動態的職業傷害保障和建立精準培訓推送機制。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吳衛星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