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距今約22萬年，長白山地區已經有古人類活動；距今約5000年前，一群先民在現在甘肅省慶陽市境內的董志塬地區建造了大型宮殿建筑……日前，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北京揭曉，不僅勾勒出先民的鮮活生活圖景，還回答了許多重大學術問題，刷新了歷史認知。

從今年2月，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推介活動啟動，到4月底經過最終評審，10項考古新發現從入圍終評的20項中勝出，一年一度、備受關注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落下帷幕。

今年，脫穎而出的項目按年代早晚排列，分別為吉林東部長白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群、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河北宣化鄭家溝遺址、甘肅慶陽南佐遺址、山西昔陽鐘村遺址、河南鄭州商城遺址、陜西富平長春遺址、山東青島瑯琊臺遺址、浙江紹興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址。

深化古人類活動認知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表示，從入圍終評的項目來看，舊石器時代項目比較多。“我們說是‘四項半’，就是除了吉林東部長白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群、河北陽原新廟莊遺址、貴州普定穿洞遺址、廣西扶綏吉到舊石器時代遺址群之外，還包括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重要遺存的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在他看來，這從側面印證了人類起源和現代人起源這樣受到國際關注的熱點課題，越來越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

最終，吉林東部長白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群和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入選。

據吉林東部長白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群項目負責人之一徐廷介紹，長白山脈橫亙歐亞大陸最東緣，是探索晚更新世古人類遷徙、石器技術演進及跨區域文化交流的核心區域。但長期以來，這里的舊石器時代考古面臨遺址關聯不清、年代序列零散、文化屬性不明等難題。

此次終評會上介紹的長白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群相關考古新發現，正是對這些難題的回應，也改寫了學界對這一區域史前人類活動的傳統認知。

本次考古工作覆蓋范圍超10萬平方公里，5年間完成重點調查面積6500余平方公里，新發現含石制品遺存地點超1000處，以確鑿考古證據證實，長白山并非古人類零星途經地帶，而是存在長期、穩定、高密度的人類活動。遺址圍繞長白山天池呈圈層分布，形成規模宏大的“長白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群”，年代跨度完整覆蓋舊石器時代早中期至舊新石器過渡階段。

“本次工作構建起距今約22萬年至1.3萬年連續完整的文化序列。尤其是，樺甸壽山仙人洞將區域古人類活動上限推至約22萬年前，是目前已知長白山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存；和龍大洞遺址揭露出高分辨率地層與三期文化遺存，是東北亞細石葉技術重要起源地；和龍吉地遺址出土巨型黑曜巖石葉石核，展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石葉技術巔峰水平；撫松楓林遺址為古人類適應高緯度極端環境提供重要實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說。

裴李崗文化是迄今中原地區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之一，而裴李崗遺址是裴李崗文化的命名地，也是裴李崗文化的典型代表。

“本輪發掘首次在遺址下層確認了內涵豐富、堆積連續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并在裴李崗文化階段取得多項新認識。”項目負責人李永強介紹，這里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形成以黍族、橡子、塊根植物采集及鴕鳥蛋、水生資源利用為特征的廣譜生計模式。遺址還出土多件人面陶塑。此外，還首次確認北方地區最早利用紅曲霉釀酒，揭示了陶壺的酒器功能。

陳星燦表示，裴李崗遺址一系列新的重大發現和研究，深化了學界對現代人起源與擴散、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早期社會農業起源與擴散、社會復雜化進程及先民精神信仰的認知，鞏固了以裴李崗遺址為代表的裴李崗文化在中原文明中的奠基地位，為探索中華文明根脈提供了堅實的考古實證。

為5000年中華文明史再添實證

據陳星燦介紹，此次入選項目中，河北宣化鄭家溝遺址、甘肅慶陽南佐遺址和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密切相關。

鄭家溝遺址體現出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的復雜性，表明當時已產生“高于氏族部落、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這不僅是“紅山古國”論斷的有力支撐，也是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實證。

從地理位置上看，鄭家溝遺址北臨洋河，南有桑干河，東北為燕山山脈，西為陰山山脈，南有太行山山脈，處于“三山兩河”之間。

據項目匯報人龔湛清介紹，經調查，在鄭家溝村周邊3平方公里范圍內，發現7個地點，共計9座積石冢。此次考古發掘的一號冢，是其中規模最大的積石冢之一。

“該積石冢是首次在遠離紅山文化傳統核心區域發現、發掘的紅山文化典型遺存，年代距今約5300年至4800年，處于紅山文化晚期，并突破了遼西地區紅山文化年代下限，不僅將紅山文化時間軸線延長了近200年，也填補了冀西北地區紅山文化考古的空白。”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表示，近年在冀西北地區新發現的200余座積石冢使得河北北部從紅山文化的“邊緣區域”轉變為紅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區甚至是區域中心，突破了以往學界認知的同時也為研究紅山文化人群遷徙路線、社會結構、喪葬習俗等重要學術問題提供了一批新材料，是理解、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考古支撐。

讓眾多專家感慨其規模巨大的南佐遺址坐落在涇河上游一級支流蒲河和馬蓮河之間的董志塬上，初步確認遺址總面積約600萬平方米，主體區約230萬平方米，核心區約30萬平方米。

說到約600萬平方米這個數據，陳星燦表示，南佐遺址的體量規模超二里頭、陶寺、石峁等知名都邑遺址。

“通過碳十四測年，遺址距今約5100年至4700年。”這是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張小寧第二次在終評會上作為項目匯報人介紹南佐遺址的考古新發現。

據他介紹，在遺址核心區發現了迄今所見中國北方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布局最嚴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級夯土建筑群。同時，對遺址核心區外圍東、北、西3個區域進行了重點發掘，揭露出3座窯洞式院落，這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單體結構最完整的窯洞式院落。

趙輝認為，南佐遺址代表了仰韶文化發展的最高峰，應該是黃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處都邑性聚落，其發現改變了學術界對黃土高原和黃河流域文明進程的認知，是5000年中華文明史的重要實證。

新材料推動學術研究

夏商文明研究一直備受關注，入選的相關項目不僅帶來諸多新材料，還推動了新的闡釋。

鐘村遺址位于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地處太行山西麓。據項目負責人范文謙介紹，該遺址的墓葬是迄今發現等級最高的夏晚期貴族墓葬群，顯示出太行山西麓存在著一個獨立的區域中心。

王巍表示，鐘村遺址的考古發現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揭示了本地貴族的復雜葬儀，明晰了其禮制的深遠影響；區域系統調查厘清了太行山西麓地區夏時期的文化面貌。“鐘村遺址的貴族墓葬顯示了夏時期周邊地區的文明發展高度，該遺址的發現為衡量夏文化與先商文化的文明發展高度提供了重要參照。”王巍說。

坐落于河南省鄭州市中心城區的鄭州商城遺址則是目前公認的早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都邑性遺址。

該遺址新發現的大型府庫群、復雜城市水網、內城手工業遺存、高等級祭祀遺存、貴族墓等，分別在物資儲備、水利規劃、手工業布局、祭祀禮儀、墓葬制度等方面填補空白，進一步證實了鄭州商城規劃有序的布局特征，勾勒出鄭州商城從營建、發展到鼎盛的變遷圖景，展現了早商都城文化匯聚、融合與輻射的互動模式，為解碼早商都城文明、探究中國早期廣域王權國家的發展脈絡提供了關鍵實證，有力推動夏商文明研究進入新階段。

當我們將目光從夏商投向周，陜西富平長春遺址是西周王畿地區新發現的一處大型采邑聚落，填補了關中東部地區西周采邑考古的空白。

“長春遺址這一精心規劃、功能完整的貴族采邑，以及聚落層級清晰的關鍵流域，為我們理解西周王朝的國家形態與政治結構，提供了一份極其珍貴的‘關中東部樣本’。”王巍說。

新發現實證文獻記載

10項入選項目中，山東青島瑯琊臺遺址、浙江紹興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新的考古發現讓相關文獻記載有了考古實證支撐。

瑯琊臺遺址位于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中心為海拔183.4米的山峰。文獻記載瑯琊是周代齊國“四時主”祭祀地和秦皇漢武東巡的重要地點。

跟著項目負責人呂凱的講述，會發現山頂高臺建筑有房間、天井、門址、踏步、道路及完備的排水、蓄水設施，山下院落院內建筑則以南北向道路為中軸呈對稱布局。“山頂、山下建筑同時營建和使用，有道路相連。出土遺物分屬秦、西漢兩期，發現秦代夔紋大半圓瓦當、龍紋空心磚等高等級構件，實證了秦始皇筑‘瑯邪臺’的歷史記載。”呂凱說。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霍巍表示，瑯琊臺遺址發掘成果不僅實證了秦皇漢武東巡的歷史敘事，更以實物遺存集中展現了秦漢王朝的國家治理能力、工程技術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同時還是古代中國海洋意識覺醒與海洋戰略發展的重要體現。

長久以來，紹興作為越國都城和會稽郡治僅見文獻記載，缺乏考古實證。位于浙江省紹興市紹興古城南部的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的新發現補上了這個缺憾。“此次發掘首次在紹興古城內系統揭示了越國都城的宮臺建筑、城墻遺跡、祭祀場所以及漢六朝會稽郡治的官署建筑、官營作坊等核心功能區，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相互印證，重構了越國都城和會稽郡治格局。”霍巍說。

據項目負責人李龍彬介紹，該遺址首次揭示了古越國都城、漢六朝會稽郡治核心區的文化面貌，實證了古城6000年人居史，2500年城市發展史。

值得關注的是，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發現的越國宮臺和漢六朝官署建筑均采用了地下木構基礎與地上臺基相結合的建筑形式，體現了南方傳統干欄式建筑與中原臺基式建筑的有機結合，出土大量瓦作標本完整構建了東南地區東周-漢六朝時期瓦作編年序列，是中國古代建筑考古的重大發現。

多學科結合運用更廣泛

縱覽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王巍認為，多學科結合在現代考古中的運用更加廣泛，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越來越熟練。

在新鄭裴李崗遺址，在精細化發掘和系統采樣基礎上，綜合運用碳十四、光釋光測年及孢粉、地磁和土壤微結構等多學科方法，建立了較為可靠的年代框架，重建了雙洎河流域自更新世晚期以來的環境演化過程。

在鐘村遺址，多學科研究揭示了夏時期多元的文化交流。鐘村遺址發現的綠松石牌飾、漆器、朱砂等各類奢侈品，多產自中原或南方地區，顯示出當時存在著發達的跨區域資源貿易網絡。

蘇峪口瓷窯址是入選項目中年代最晚的一項。它位于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約10公里處的深谷腹地，是迄今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區精細白瓷遺址，完整記錄了西夏制瓷手工業的發展歷程。

“通過科學分析，這里發現的碗、盤、爐、罐、香插、板瓦與西夏陵、西夏離宮及皇家寺院等跟宮廷密切相關的高等級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吻合，實證其為西夏皇室御用窯場。”項目匯報人柴平平說。

據柴平平介紹，該窯址在制瓷技術方面實現了四大突破：一是采用“黑色胎土+脈石英”的二元配方技術，燒制出透光度達40%的高石英白瓷產品，此項技術較元代景德鎮窯提早兩個世紀；二是大規模應用“釉”封匣缽口技術，并創造性地開發出“釉”的耐高溫等功能；三是發現我國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用煤燒制瓷器的窯爐，將北方成熟用煤燒瓷的時代前推至西夏早期；四是發現了專門用于煅燒脈石英的石砌窯爐，將我國采用煅燒法制作石英砂的技術提前到西夏。

霍巍表示，這四大技術突破，其實是汲取了我國南、北方先進的制瓷智慧而完成的一種本土化創新，成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鑒、共同鑄就中華文明的生動例證。

（本版配圖均由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推介活動辦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