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圍繞人工智能的諸多爭論,在認知框架上存在偏差。一位杰出的美國經濟學家指出,人們習慣將“工作減少”與“失業”相關聯,卻忽略了另一種可能。
亞歷克斯·塔巴羅克對《財富》表示,“實際上,工作減少也可能意味著縮短工作周、提前退休、延長童年時光,或者更多的假期。”
他的結論是:從宏觀角度看,這兩種情形本質上是一回事:“60%的人就業、40%的人失業,與全員就業但工作時間縮短至原來的60%,兩種情況下的總工作時長是一樣的。”這場變革究竟是災難還是烏托邦,歸根結底不在于人工智能帶來的純粹經濟影響,而在于社會如何選擇分配技術進步的紅利。
塔巴羅克對《財富》表示:“所有人都只盯著負面的可能性,卻忽略了積極的一面。這并不是說未來一定是美好的,轉型過程注定充滿波折,工業革命也曾歷經陣痛。但我始終認為,我們理應將更多的閑暇時間視為一種福利。”
凱恩斯的百年預言與隱憂
塔巴羅克的觀點在歷史上不乏先例。20世紀30年代,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曾大膽預言,到2030年,每周工作15小時將成為可能。但隨后他憂心忡忡地發問:人們該如何打發這么多空閑時間?
這種擔憂至今仍有回響。知名經濟學家、英國上議院議員丹比薩·莫約男爵夫人在近期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也表達了類似關切。她指出,凱恩斯曾擔憂人們是否會變得“無所事事地冥想上帝”,而他對物質豐裕時代精神無所依托的焦慮,在當下依然極具現實意義。“如今全球各國都有大量年輕男性無所事事。”她表示,“但他們并沒有以我們期望的方式去思考上帝。”
塔巴羅克對此相對樂觀。他的核心歷史論據是,美國早已經歷過一次類似的轉型。他基于休伯曼與明斯的《賓大世界表》數據進行測算后發現,從1870年至今,美國人的工作時長減少了約40%——從每年近3000小時降至約1800小時,但失業率并未隨之上升。1870年,一個人一生中約有30%的時間都在工作,加上30%的睡眠時間,留給生活的空間極小。如今,這一比例已降到10%左右。
“如果未來50年,人工智能可以將其進一步降至5%,那再好不過,”他說,“沒人會抱怨洗衣機‘搶走’了手洗衣服的工作。”
現實阻礙:企業不愿“歸還”時間
塔巴羅克的樂觀愿景與現實之間,橫亙著一個巨大的障礙:企業管理者。
《財富》此前報道發現,即便人工智能將原本8小時的工作壓縮至2小時,企業高管也不會讓員工提前下班,而是會用更多任務填滿省下來的時間。鄧白氏公司首席技術官邁克爾·馬諾斯直言:“原本需要8小時的工作現在2小時就能完成,但我現在能完成相當于20小時的工作量。”
谷歌云的亞斯明·艾哈邁德證實了這一趨勢,她負責為《財富》美國500強企業提供人工智能數據基礎設施咨詢服務。她指出,高管們雖然對人工智能的潛在影響“略感不安”,卻悄悄將效率提升的收益據為己有,而非與員工共享。畢馬威美國首席執行官蒂姆·沃爾什也認同人工智能確實提升了效率,但他預計員工人數會增加而非減少。他將人工智能定位為增長引擎,而非縮短工時的途徑。他說道:“這意味著我的業務規模可以實現大幅擴張。”
相關研究也印證了員工的切身感受。據《金融時報》報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項實地調研發現,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員工雖然感覺自己“干勁十足、能力邊界拓寬”,但也感到“更加忙碌、分身乏術,難以徹底從工作中抽身”。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研究則指出,需要持續使用多款人工智能工具的員工,更易出現精神疲勞與信息過載問題,研究人員稱之為“AI腦力透支”。
塔巴羅克承認了這種矛盾,但依然堅持其核心觀點。“當工作時長縮減時,人們將探索如何重新安排工作與生活,比如是選擇在特定時段集中完成所有工作然后連休數日,還是每天縮短工作時長,抑或是提前退休。我們需要去摸索各種模式。”他建議的政策導向是:發放“AI紅利”并增設法定節假日。
宏觀圖景:轉型慢于預期
塔巴羅克對聳人聽聞的人工智能發展時間表持懷疑態度。“我認為,轉型進程會比那些末日論者預想的慢得多,這與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觀點一致。”塔巴羅克也駁斥了一種論調,即我們已經進入技術飛速發展而工資停滯不前的“恩格斯停滯”時期,他認為現在下這個定論為時過早。“放眼當今世界,人工智能還沒有令就業崗位大幅減少。”他指出,月度就業數據的頭條新聞掩蓋了更為動態的現實:美國每月新增約500萬個就業崗位,同時淘汰480萬個崗位。“人工智能帶來的,不過是又一場行業變革而已。”
這一觀點在華爾街亦有共鳴。美國最受關注的策略分析師之一、Fundstrat Global Advisors的湯姆·李認為,美國正處于“第三次勞動力短缺時代”。這一結構性人口趨勢從2018年持續到2035年左右,屆時需大力投資人工智能,才能彌補勞動力缺口。他將當前的局面類比20世紀20年代速凍食品的發明:速凍食品的問世使美國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從30%—40%降至僅2%—5%,降低了食品成本,并釋放了大量勞動力。“這項技術讓人們騰出了時間,得以轉行從事其他工作,并催生了全新的勞動力隊伍。”李說。
塔巴羅克引用了意大利哲學家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即使新事物更勝一籌,也比舊事物更難被人理解。在《君主論》第六章中,馬基雅維利寫道:“再沒有什么比帶頭引入新的秩序著手更困難、成敗更不確定、實施起來更危險的事情了。這是因為,引入者使所有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成為敵人,而那些可能受益于新秩序的人卻只能是半心半意的擁護者。這種半心半意之所以產生,部分緣于這些人對他們的對手心存畏懼,因為法律站在后者一邊;部分是因為人類不輕易信任的心理:除非他們對此取得牢靠的經驗,否則不會真心相信新事物。”
“正因為新事物帶來劇變,人們才總是難以理解。”塔巴羅克承認,經濟學家的表態可能會讓人覺得他們無視民眾的反對意見。“我們很難想象未來的樣子,因為它會和過去截然不同,但這未必是壞事。”
最坦誠的答案或許是,凱恩斯預言的每周15小時工作制終會到來,只是絕不會靠企業主動讓利來實現。無論這場變革是解放勞動力,還是由政策、人口結構、或技術變革驅動,都注定會成為這十年里最核心的勞動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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