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古城橋畔話銘賢||李瑞奎

古城橋畔話銘賢

李瑞奎

成都市青白江區城廂鎮自古以來就是一座崇文重教、人文蔚起的歷史文化古城。早在宋代嘉祐初，這里就建有古時讀書人的殿堂——學宮。城廂鎮過去作為金堂縣的治城，連續有 900 年的歷史。若從有記載的西魏廢帝二年（553年）在城廂北門古城橋一帶設立白牟縣開始計算，城廂作為縣的治所距今已有近 1500 年的歷史。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2021年，城廂西街縣衙遺址的考古發現讓歷史的塵埃落定；一座漢代城址的出土，揭開了一段被埋沒的記憶：從遺址中發掘出篆書“新都城”銘文的城墻包磚，不僅確認了《華陽國志·蜀志》所記載的“蜀以成都、廣都、新都為三都，號名城。有金堂山”中新都的位置，更將城廂鎮的置縣史提早了 600至700年。

改造后的城廂北門古城橋

回首元末明初，城廂老縣城西隅就已經有了一所金堂書院。洪武元年（1368年），書院得以重修，成化年間又進行了加固修繕。時光流轉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知縣陳舜明遠見卓識，將金堂書院遷至今大東街，并更名為金臺書院。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縣張南瑛再次主持重修，將金臺書院更名為繡川書院，由此傳承至今，成為四川省保存最為完整的縣一級書院。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城廂鎮東街考棚開辦了師范學堂。隨后的1928 年和1944年，金堂縣立中學校和金堂縣立女子初級中學先后創辦，私立陳氏崇本中學也相繼開辦。明清至民國時期，縣城內外先后涌現出義學、私塾、學堂、中小學數十所。民國時期，城廂老縣城已經構建起了幼稚園、小學、中學、師范、大學于一體的完整教育體系，成為四川省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縣級獨一無二的教育名城。

抗日戰爭時期，四川成為抗戰的大后方，全省各界齊心協力，為遷來的教育機構提供了大力支持，先后有數十所公立、私立高校遷至四川。1940年，城廂北門古城橋畔已經擁有了一所大學——銘賢農工專科學校，1943年提升為銘賢學院。

銘賢學校創辦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校址位于山西省太谷縣。光緒三十四年增設中學部，1920年建立銘賢中學，由孔祥熙擔任董事長兼校長。銘賢的辦學經費主要源自美國歐柏林大學同學會的捐款和孔祥熙在國內外的大規模募捐所得。

重建的曾家寨子大門

1938年底，抗戰進入最艱難的時期，于右任受孔祥熙所托，來到金堂姚渡鎮（今屬青白江區），對當年在同盟會的老友曾道說：“孔先生有所學校，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希望曾家安置一所學校”，曾道深知孔先生即孔祥熙，是當時的一個重要人物。經過曾氏族人集體商議，決定讓銘賢學校進駐曾家寨子。

抗日戰爭爆發后，銘賢學校于1937年10月開始逐步南遷，學校在代理校長賈麟炳、校務長吳克明的率領下，近300名師生員工分批從山西太谷縣南遷。他們歷經山西運城、河南陜縣、陜西西安和勉縣等地，歷時一年半，克服重重困難，跋山涉水兩千余公里，終于在1939年3月抵達四川金堂姚家渡曾家寨子。

姚家渡曾家寨子是由老寨、上新寨、下新寨、水浸壩老寨組合而成的“曾氏府宅”，原為清朝時一所建筑宏偉的“大夫第”，而被譽為“川西第一客家莊園”。學校將老寨作為教學區、辦公區、女生區、中外教師住宿區；上新寨作為大禮堂、男生住宿區、食堂；下新寨作為小學部和教職員眷屬住宿區。這里山清水秀，環境幽靜，對于歷經戰亂的銘賢師生來說，猶如一個“世外桃源”。經過短暫的籌備，銘賢中學隨即開學復課，并招收本地學生。

銘賢學校的英語教師唐·威爾莫特用外國人的視角描繪了曾家寨的獨特之美：“他們是城堡，只是因為他們有厚厚的墻壁和部分護城河圍繞著他們。在厚重堅固的城墻內，有迷宮般的庭院、回廊、通道和‘天井’。許多古老的宏偉和美麗依然存在，而且隨著歲月的流逝變得更加美麗。不同的和復雜的格子，以白紙為背景，以突出設計，形成了房間的窗戶墻。在庭院的格子和內部屋頂下有大量精致的雕刻，其中大部分是鍍金的。

傳統的蝙蝠、花卉、福壽字、竹、獅子、仙鶴、荷花、歷史人物、蝴蝶、老虎等圖案。城門和會議大廳仍然保留著古老的金色字符牌匾，庭院仍然保留著古雅的巖石花園和古怪扭曲的樹木。厚重的木門上雕刻著沖動的門神，仍然守衛著許多入口。在后面，護城河變寬成一個池塘，池塘邊是一個花園，雖然現在雜草叢生，但總是美麗而寧靜。”

姚渡曾家寨子銘賢學校

透過唐·威爾莫特對南遷金堂曾家寨子臨時校園的描寫，讓人身臨其境，感受到了不愧為川西第一客家莊園的靜謐之美，雖然時過境遷今已不存。正如銘賢學校國文教師吳連城于1939年冬隨學校南遷金堂曾家寨子時寫下了《念奴嬌·在金堂》一詞，表達了初來乍到時的感慨：

錦城初至，望不斷水榭臺高筑。

舞佩迷鬟，幾忘了炮火槍煙相逼。

玉樹飛花，瑤池倒影，掩映青青竹。騷人逢此，每多感慨詞筆。

回想吾校南來，欲尋幽訪勝，安心研讀。壯志凌云，羽毛豐，萬里雄飛殲敵。摹寫南遷，請休成綺夢，愛憐家國。一聲凱唱，千般奇恥都雪！

在銘賢學校南遷四川之前，孔祥熙曾經多次提出建立銘賢學院。他認為當時戰爭迫切需要大量具備技術訓練和知識的人才，而現有的學院和大學無法充分滿足這一需求。創辦銘賢學院既能滿足時局需要，又能培養青年人掌握實際技術，為人類服務，可謂一舉兩得。因此，在山西太谷縣時，銘賢學校就已經創辦了農科和工科，正當全面招生時，抗日戰爭爆發未能實現。而銘賢學院則是農科、工科的拓展，旨在動員銘賢畢業的優秀學生來此深造。

銘賢中學遷到金堂后，屬于抗戰大后方，加之美鈔兌換法幣的比率在特殊時期對學校極為有利，因此學校希望歐柏林山西紀念協會能提供更多美鈔支持。另一方面，當時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鼓勵開辦學院或大學，而對私立中學的支持相對較少。這些因素促使董事會和歐柏林山西紀念協會的主要成員同意建立銘賢學院。

城廂古城橋銘賢學院行政樓

在董事會的建議下，托事部同意了建立銘賢學院的方案，但只給予學院三年的經濟支持，每年撥款1萬美元，之后則需要董事會和孔祥熙在中國自籌資金維持學院運作。實際上，銘賢學院是在銘賢中學附屬的農科和工科的基礎上擴展而來的。1939年10月，學院向民國政府備案，經過兩個月的審批，最終獲準建立。

學院通過當時金堂的首富士紳、縣參議長曾紹琪的出面協調，在縣城北門古城橋購置土地數十畝和小型水力發電站一所作為專科學校的籌建場地。新校址靠近毛家河，可以利用河水發電。到1940年春季，學院已初具規模，校園內5所建筑開始動工。

農工學校建筑極為簡約，土墻外用稀泥抹平，外墻貼上青磚和木板，房頂則用稻草覆蓋，一排排校舍看起來非常整齊而“別具特色”。并在城內金剛公園附近租用陳氏家族的院落改造成簡陋的宿舍，包括8個小院供學生居住。有12間單身教師宿舍，5個家屬宿舍，一個大飯廳和圖書館。墻壁用泥抹光，地面打成三合土，天花板用竹席子吊頂。

學院還按計劃建立起了工廠，供學生實習使用，不僅滿足了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需求，還為學院提供了自力更生的渠道，工廠的利潤可以成為學院的收入來源之一。工科主任李海文發揮他的聰明才智，設法使河流通過學院，并建立了一個水力發電站，設計能力不僅可以滿足車間和工廠的動力需求，還能為學院其他房舍提供照明。

1940年秋銘賢農工專科學校（大學）第一屆開學紀念

1940年7月，學院舉行了第一次入學考試，共有360人在成都報考，7月15日有30人在金堂報考。最終只錄取了61人，這是銘賢學院在數量和質量之間權衡后的明智選擇。在這61名新生中，就有20人是銘賢中學的畢業生。

1941年12月，8臺動力織機開始運轉，當地百姓稱之為“洋紗廠”，至今老金堂城廂的耄耋老人都知道到“洋紗廠”位置在去古城橋的右邊。制肥皂部和針織部也相繼成立，同時采用干餾木材的方法生產冰醋酸。隨著這些聲譽產品的誕生，李海文主任還發明了一種新的制黑醬方法，將原本需要3個月的制作時間縮短至3天。此外，紡織機械和機械工具車間也在建設中。

古城橋銘賢學院部分師生家屬

1943年秋，銘賢農工專科改成四年制的銘賢學院，孔祥熙為銘賢學院題寫匾額。學院設有農藝、農經、畜牧、機械工程、紡織工程、化學工程、工商管理和銀行等八個系。當年報考學生激增至1200多人，擇優錄取200多人。為了滿足日益增加的師生住宿需要，學校在縣城內租用金剛公園右側陳氏祠堂、西街福音堂（七八十年代的紅軍大院），磨子橋陳氏敦倫祠（四川省螺釘廠廠區）以及下北街一處四進院落，經過修整作為教師和學生宿舍。至此，所有農、工、商三個分院，共八個科系的高等學府在城廂古城橋建立起來了。

1943年5月8日孔祥熙一行視察古城橋銘賢學院和姚渡曾家寨子銘賢學校沿途受到夾道歡迎

銘賢學校在金堂姚渡曾家寨子和古城橋辦學期間，由于充分發揮了如上所述的辦學特色與優勢，使該校的名聲遠播于海內外，也深得歐伯林大學托事部和校董事長孔祥熙的高度贊揚。1943年5月9日，孔祥熙專程前來金堂視察，在他到來之前，省府、縣府將成都到金堂姚家渡的道路專門維修了一次。

孔祥熙到來時由當時四川省主席張群等人陪同，在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森嚴中來到了古城橋銘賢學院和姚家渡曾家寨子銘賢學校。時任金堂縣縣長朱彥林和銘賢學校全校師生及各界士紳均前往古城橋頭列隊歡迎。孔祥熙到曾家寨后住了一晚，次日曾向全體師生發表演講并同師生合影。孔祥熙離校時，全校師生齊聚姚家渡金繡大橋歡送孔祥熙。

1943年5月9日攝于四川金堂曾家寨本校：銘賢學校歡迎孔董事長暨各諸位長官大賓蒞校攝影

清代戎馬書生何元普侄孫輩、原成都大學副校長、城廂鎮槐樹街人何壽先生自幼在孔廟讀幼兒園，七歲入城廂鎮崇本小學，隨后在崇正中學、銘賢高中就讀，之后考入銘賢學院。后來銘賢學院遷到成都和返回山西，幾經發展成為現在的山西農業大學。當時何壽先生沒有隨學院北上，而是選擇留在川內，懷著實業報國的熱情，考入重慶大學。

銘賢中學1946年從金堂姚渡遷回山西之前，留校同學歡送離校師生，在金剛公園城墻邊合影（吳良田提供）

1946年4月，在金堂成立遷校委員會，原計劃直接到太谷復校，后因鐵路交通受阻，決定中學部先遷往陜西三原。曾家寨子校址由地方仕紳曾通一(曾道，老同盟會會員)等發起建立的蜀賢中學接管，銘賢中學部搬不走的教學設備全部捐贈蜀賢中學使用，不能隨校遷移的多數川籍同學，均轉入蜀賢肄業。學校大專部(銘賢學院)仍暫留金堂，繼續上課，部份學生轉入四川大學借讀。

1943年秋孔祥熙為銘賢學院題寫匾額

1947年夏，內戰范圍日趨擴大，西北、中原烽火蔓延，學校遷回山西太谷復校困難重重，銘賢學院仍留在金堂，招生一度出現困難；孔祥熙召集校董會研究決定，學校全部由金堂遷往成都開學。當年10月，學院在成都招收農藝、畜牧、機械、紡織、工商管理系等新生96名。租用成都東門擋扒街造幣廠、天仙橋等處房屋數十間，于11月正式開學。1950年10月，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的直接幫助下，銘賢學校(學院、中學、小學)師生全部由成都乘車遷回山西太谷孟家花園舊址。

城廂古城橋銘賢學院校章

銘賢學院在城廂古城橋的7年（1940—1947年）間，因陋就簡，在艱苦創業、學以事人淳樸校風的熏陶下，師生們緊密結合教學實踐，寫出了不少專題論文，取得了不少教學科研成果，受到當時學術界和有關部門科研機構的重視。銘賢學院也因此與當時內遷到成都的燕京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和華西大學齊名，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成為成都的五大高等學府之一。

2024年5月16日

注：本文參閱《山西文史資料輯》、（美）柯華德《蜀道十年》《成都文史資料》1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