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近九個月無結果，一份律師違規“鐵證鏈”背后的行業監管之問

一、合同無章、收費入私賬：執業底線的雙重失守二、庭審次日索要5萬元“人情費”：超越職業倫理的“額外操作”三、另案執行中擅自更換收款賬戶：210萬元險些“易主”四、律所的角色：出庭函先行，合同公章后補五、律協立案近九個月：委托人的追問與行業的期待六、當事人核心訴求：查處、公開、整頓七、律師行業公信力的“一道考題”

一紙合同沒有律所公章，一筆代理費轉入律師個人微信，一次庭審后公然索要5萬元“人情費”，另案執行中擅自將委托人收款賬戶換成自己的銀行卡……

這些情節并非影視劇橋段，而是發生在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蘇某身上的真實投訴事實。委托人貴港市福某物流有限公司（下稱“福某公司”）早在2025年8月便獲得廣州市某律師協會的立案告知書（穗律協紀立字〔2025〕832號），然而截至2026年5月，立案已近九個月，委托人仍未收到任何查處進度通報或階段性結論。一紙立案告知書，似乎成了一張“空頭支票”。

2025年5月，福某公司因船舶經營管理合同糾紛，經人介紹與蘇某簽訂《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約定由蘇某代理案件，采取“基礎費+風險代理”收費方式，基礎代理費1萬元。

問題從簽約那一刻便已埋下。該合同載明的受托方為“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但落款處僅有蘇某個人簽名，律所公章始終缺失。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福多次索要合同原件，蘇某遲遲不予提供，直到一個多月后，潘福才從中間人處獲得一份電子掃描件，上面依然只有“承辦律師：蘇某”的單方簽名。

更令人費解的是合同簽訂次日——2025年5月14日，蘇某直接通過個人微信要求潘福向其個人賬戶轉賬1萬元。潘福照辦了。這筆款項沒有進入律所對公賬戶，蘇某也未在約定時間內出具律所發票。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十五條明確規定：“律師承辦業務，由律師事務所統一接受委托，與委托人簽訂書面委托合同，按照國家規定統一收取費用并如實入賬。”第四十條更是明令禁止律師“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費用，接受委托人的財物或者其他利益”。

一份沒有律所蓋章的合同，一筆轉入律師個人賬戶的代理費——這是對律師執業基本規則的直接觸碰。

比私自收費更為惡劣的情節，發生在案件辦理過程中。

2025年5月21日，蘇某代理福某公司參加了第一次庭審。次日，5月22日，他向潘福發送微信消息：“潘老板，事情我已經聯系的差不多了，人情費不能讓我出，可能需要你們先付5萬活動費、差旅費用……辦不成退回給你，這也是辦事行規。”在潘福婉拒后，蘇某隨即撥打電話繼續追要。蘇某跟潘福兒子的聊天記錄同樣顯示，蘇某多次提及這筆“人情費”。

福某公司方面認為，所謂“人情費”“活動費”本質上是意圖用于司法請托的款項。無論蘇某是否真的向司法人員行賄，其主動向委托人索要此類費用的行為，已經嚴重違反《律師法》第四十條關于“不得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影響依法辦理案件”的規定，也觸犯了《律師執業行為規范》第六十九條：“律師不得賄賂司法機關和仲裁機構人員，不得以許諾回報或者提供其他利益等方式……進行交易。”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辦案人員秉公執法，根本不存在所謂“人情費”的需要，那么蘇某此舉便涉嫌虛構請托事由，意圖騙取委托人額外財物。這已超出行業違規的范疇。

如果說前兩項行為尚屬收費與溝通層面的失范，那么蘇某在另案執行中的操作，則令人瞠目。

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福曾委托蘇曉軍代理其個人與何某、曾某之間的民間借貸糾紛執行案件（案號：（2024）桂72民初625號），執行標的包括借款210萬元及利息、訴訟代理費等。蘇某利用潘福給予的特別授權，在《執行案款付款申請信息確認表》上，將收款人一欄寫成了“蘇某”，收款賬戶填的是其個人銀行卡。

這意味著，一旦法院將執行款打入該賬戶，210余萬元將直接進入律師個人口袋。

幸運的是，北海某事法院工作人員在審核時發現了異常，主動聯系潘福核實。潘福這才驚覺，自己的代理人險些“截胡”了全部執行款。他當即終止了蘇某的代理權，并向廣州市某律師協會舉報。

《律師法》第四十九條明確規定，律師“接受對方當事人財物或者其他利益，與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惡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權益的”，要承擔停止執業、罰款乃至吊銷執業證書的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擅自將委托人收款賬戶換成自己的賬戶，其性質已涉嫌觸犯刑法中的侵占罪或詐騙罪。

在福某公司的后續材料中，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問題也被揭開一角。

據福某·公司反映，在仲裁庭審中，仲裁員曾向蘇某提問：律所沒有在合同上蓋章，你是如何拿到出庭函參加庭審的？蘇某回答：“我去找律所溝通一下，他們就開具出庭函了。”

這意味著，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在沒有與委托人簽訂正式委托代理合同的情況下，就為蘇曉軍開具了出庭函，允許其以律所名義出庭。這是內部管理上的嚴重漏洞。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福某公司向律協舉報后，恒某律師事務所為蘇某補蓋了合同公章、補開了1萬元發票。福某公司質疑：這種行為，是不是在幫蘇某把“私自接案”包裝成“律所統一接案”？是不是存在管理失序甚至包庇之嫌？

2025年8月7日，廣州市某律師協會向潘福出具《紀律投訴案件立案告知書》，確認對蘇某律師的投訴已立案。

然而，截至2026年5月，距立案已過去近九個月。福某公司方面表示，他們至今沒有收到律協的任何階段性反饋、調查進度說明或查處結論。

《律師協會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則（試行）》第二十七條規定：律師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費、收取約定之外財物的，情節嚴重的，應給予公開譴責、中止會員權利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甚至取消會員資格的紀律處分。蘇某的行為——無律所蓋章的合同、個人微信收錢、索要5萬元“人情費”、擅自更換委托人收款賬戶——每一條都清晰對應相關規定。

福某公司已在廣州仲裁委員會提出反請求，要求認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無效，蘇某返還1萬元基礎代理費。仲裁庭可以解決合同效力和費用返還問題，但行業紀律的處分權，仍然在廣州市律師協會手中。

福某公司通過仲裁、行政舉報等多條渠道，提出了明確的訴求：

1.認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無效，蘇某返還1萬元基礎代理費；

2.廣州市律師協會對蘇某作出與其違規情節相匹配的嚴肅處分（公開譴責、中止會員權利或取消會員資格），并公開查處結果；

3.追究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管理失職、事后“補章補票”的責任，建議對其執業規范情況進行專項檢查；

4.仲裁庭駁回蘇某主張的7萬余元風險代理費（原案和解撤訴，蘇某僅參與一次庭審，且合同未約定和解情形下的風險代理）。

5. 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福在材料中寫道：“我們請律師是為了維護權益，不是讓他來坑我們的。私自收費、索要人情費、換掉我的收款賬戶……這樣的律師如果不被嚴肅處理，行業還有什么規矩可言？”

律師制度的公信力，建立在每一位律師對規則的敬畏之上，也建立在行業自律組織的有力監督之上。廣州市律師協會的立案告知書，委托人曾視之為希望；但近九個月的沉默，正在消耗這份信任。

一張紅章告知書，不能成為案件的終點；一次立案，不能替代嚴肅查處。委托人需要的不是“已立案”三個字，而是一個有進度、有結論、有擔當的答復。

行業的規矩到底硬不硬，監管到底有沒有睡著，答案不在文件里，而在行動中。我們期待廣州市律師協會盡快給出明確回應——不為別的，只為讓每一個請律師的人知道：當你把信任交給一個律師時，背后還有一套規矩在守護你。這套規矩，不是擺設。立案近九個月無結果，一份律師違規“鐵證鏈”背后的行業監管之問一、合同無章、收費入私賬：執業底線的雙重失守二、庭審次日索要5萬元“人情費”：超越職業倫理的“額外操作”三、另案執行中擅自更換收款賬戶：210萬元險些“易主”四、律所的角色：出庭函先行，合同公章后補五、律協立案近九個月：委托人的追問與行業的期待六、當事人核心訴求：查處、公開、整頓七、律師行業公信力的“一道考題”

一紙合同沒有律所公章，一筆代理費轉入律師個人微信，一次庭審后公然索要5萬元“人情費”，另案執行中擅自將委托人收款賬戶換成自己的銀行卡……

這些情節并非影視劇橋段，而是發生在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蘇某身上的真實投訴事實。委托人貴港市福某物流有限公司（下稱“福某公司”）早在2025年8月便獲得廣州市某律師協會的立案告知書（穗律協紀立字〔2025〕832號），然而截至2026年5月，立案已近九個月，委托人仍未收到任何查處進度通報或階段性結論。一紙立案告知書，似乎成了一張“空頭支票”。

2025年5月，福某公司因船舶經營管理合同糾紛，經人介紹與蘇某簽訂《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約定由蘇某代理案件，采取“基礎費+風險代理”收費方式，基礎代理費1萬元。

問題從簽約那一刻便已埋下。該合同載明的受托方為“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但落款處僅有蘇某個人簽名，律所公章始終缺失。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福多次索要合同原件，蘇某遲遲不予提供，直到一個多月后，潘福才從中間人處獲得一份電子掃描件，上面依然只有“承辦律師：蘇某”的單方簽名。

更令人費解的是合同簽訂次日——2025年5月14日，蘇某直接通過個人微信要求潘福向其個人賬戶轉賬1萬元。潘福照辦了。這筆款項沒有進入律所對公賬戶，蘇某也未在約定時間內出具律所發票。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十五條明確規定：“律師承辦業務，由律師事務所統一接受委托，與委托人簽訂書面委托合同，按照國家規定統一收取費用并如實入賬。”第四十條更是明令禁止律師“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費用，接受委托人的財物或者其他利益”。

一份沒有律所蓋章的合同，一筆轉入律師個人賬戶的代理費——這是對律師執業基本規則的直接觸碰。

比私自收費更為惡劣的情節，發生在案件辦理過程中。

2025年5月21日，蘇某代理福某公司參加了第一次庭審。次日，5月22日，他向潘福發送微信消息：“潘老板，事情我已經聯系的差不多了，人情費不能讓我出，可能需要你們先付5萬活動費、差旅費用……辦不成退回給你，這也是辦事行規。”在潘福婉拒后，蘇某隨即撥打電話繼續追要。蘇某跟潘福兒子的聊天記錄同樣顯示，蘇某多次提及這筆“人情費”。

福某公司方面認為，所謂“人情費”“活動費”本質上是意圖用于司法請托的款項。無論蘇某是否真的向司法人員行賄，其主動向委托人索要此類費用的行為，已經嚴重違反《律師法》第四十條關于“不得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影響依法辦理案件”的規定，也觸犯了《律師執業行為規范》第六十九條：“律師不得賄賂司法機關和仲裁機構人員，不得以許諾回報或者提供其他利益等方式……進行交易。”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辦案人員秉公執法，根本不存在所謂“人情費”的需要，那么蘇某此舉便涉嫌虛構請托事由，意圖騙取委托人額外財物。這已超出行業違規的范疇。

如果說前兩項行為尚屬收費與溝通層面的失范，那么蘇某在另案執行中的操作，則令人瞠目。

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福曾委托蘇曉軍代理其個人與何某、曾某之間的民間借貸糾紛執行案件（案號：（2024）桂72民初625號），執行標的包括借款210萬元及利息、訴訟代理費等。蘇某利用潘福給予的特別授權，在《執行案款付款申請信息確認表》上，將收款人一欄寫成了“蘇某”，收款賬戶填的是其個人銀行卡。

這意味著，一旦法院將執行款打入該賬戶，210余萬元將直接進入律師個人口袋。

幸運的是，北海某事法院工作人員在審核時發現了異常，主動聯系潘福核實。潘福這才驚覺，自己的代理人險些“截胡”了全部執行款。他當即終止了蘇某的代理權，并向廣州市某律師協會舉報。

《律師法》第四十九條明確規定，律師“接受對方當事人財物或者其他利益，與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惡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權益的”，要承擔停止執業、罰款乃至吊銷執業證書的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擅自將委托人收款賬戶換成自己的賬戶，其性質已涉嫌觸犯刑法中的侵占罪或詐騙罪。

在福某公司的后續材料中，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問題也被揭開一角。

據福某·公司反映，在仲裁庭審中，仲裁員曾向蘇某提問：律所沒有在合同上蓋章，你是如何拿到出庭函參加庭審的？蘇某回答：“我去找律所溝通一下，他們就開具出庭函了。”

這意味著，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在沒有與委托人簽訂正式委托代理合同的情況下，就為蘇曉軍開具了出庭函，允許其以律所名義出庭。這是內部管理上的嚴重漏洞。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福某公司向律協舉報后，恒某律師事務所為蘇某補蓋了合同公章、補開了1萬元發票。福某公司質疑：這種行為，是不是在幫蘇某把“私自接案”包裝成“律所統一接案”？是不是存在管理失序甚至包庇之嫌？

2025年8月7日，廣州市某律師協會向潘福出具《紀律投訴案件立案告知書》，確認對蘇某律師的投訴已立案。

然而，截至2026年5月，距立案已過去近九個月。福某公司方面表示，他們至今沒有收到律協的任何階段性反饋、調查進度說明或查處結論。

《律師協會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則（試行）》第二十七條規定：律師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費、收取約定之外財物的，情節嚴重的，應給予公開譴責、中止會員權利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甚至取消會員資格的紀律處分。蘇某的行為——無律所蓋章的合同、個人微信收錢、索要5萬元“人情費”、擅自更換委托人收款賬戶——每一條都清晰對應相關規定。

福某公司已在廣州仲裁委員會提出反請求，要求認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無效，蘇某返還1萬元基礎代理費。仲裁庭可以解決合同效力和費用返還問題，但行業紀律的處分權，仍然在廣州市律師協會手中。

福某公司通過仲裁、行政舉報等多條渠道，提出了明確的訴求：

1.認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無效，蘇某返還1萬元基礎代理費；

2.廣州市律師協會對蘇某作出與其違規情節相匹配的嚴肅處分（公開譴責、中止會員權利或取消會員資格），并公開查處結果；

3.追究廣東恒某律師事務所管理失職、事后“補章補票”的責任，建議對其執業規范情況進行專項檢查；

4.仲裁庭駁回蘇某主張的7萬余元風險代理費（原案和解撤訴，蘇某僅參與一次庭審，且合同未約定和解情形下的風險代理）。

5. 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福在材料中寫道：“我們請律師是為了維護權益，不是讓他來坑我們的。私自收費、索要人情費、換掉我的收款賬戶……這樣的律師如果不被嚴肅處理，行業還有什么規矩可言？”

律師制度的公信力，建立在每一位律師對規則的敬畏之上，也建立在行業自律組織的有力監督之上。廣州市律師協會的立案告知書，委托人曾視之為希望；但近九個月的沉默，正在消耗這份信任。

一張紅章告知書，不能成為案件的終點；一次立案，不能替代嚴肅查處。委托人需要的不是“已立案”三個字，而是一個有進度、有結論、有擔當的答復。

行業的規矩到底硬不硬，監管到底有沒有睡著，答案不在文件里，而在行動中。我們期待廣州市律師協會盡快給出明確回應——不為別的，只為讓每一個請律師的人知道：當你把信任交給一個律師時，背后還有一套規矩在守護你。這套規矩，不是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