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習成為一個節日

1940年的延安，春寒料峭，但寶塔山下的窯洞里卻熱氣騰騰。

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從“小黨”向“大黨”、從“局部執政”向“全國執政”跨越的歷史關口。面對日益復雜的局勢和急劇擴充的干部隊伍，毛澤東同志敏銳地意識到：“我們隊伍里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

為了破解這一難題，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發布指示，將每年的5月5日——馬克思誕辰紀念日——定為“干部學習節”。

這不僅僅是一個日期的設定，更是一場關于“認知升級”的盛大動員。當學習被賦予“節日”的崇高地位，它便不再是茶余飯后的消遣，而成為關乎生死存亡的戰略。

首屆“五五學習節”的總結大會，堪稱一場別開生面的“學術奧斯卡”。沒有觥籌交錯，只有思想碰撞；沒有論資排輩，只有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

在那次評選中，兩個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一個是時年54歲的朱德總司令，他被評為“模范學生”。在戎馬倥傯的間隙，朱德總是隨身帶著書箱，從馬列原著到軍事理論，他像海綿吸水一樣汲取新知。另一位是張聞天，他領導的學習小組被評為“甲級模范小組”。

有趣的是，陳云同志領導的小組也獲此殊榮。陳云后來回憶那段歲月時說道，他當時是“硬著頭皮”學，甚至把《聯共（布）黨史》讀了十幾遍。

這些身居高位的領導人，沒有把“學習”當成裝點門面的花瓶，而是將其視為破解難題的鑰匙。他們帶頭坐冷板凳、啃硬骨頭，在黃土高原上掀起了一股“吃小米飯，攻理論山”的熱潮。這種以上率下的“頭雁效應”，讓學習節迅速從延安輻射至各個根據地，成為全黨上下的一種生活方式。

“五五學習節”之所以能運轉得如此高效，關鍵在于它有一套嚴密的“游戲規則”。

當時的中央明確規定，在職干部每日必須堅持兩小時學習。這“兩小時”是雷打不動的鐵律。為了檢驗成效，學習節期間會進行嚴格的考核：查筆記、搞測驗、開辯論會。

這種機制將“軟任務”變成了“硬約束”。它打破了工作與學習的界限，確立了“干什么學什么，缺什么補什么”的實用主義導向。無論是甲類干部鉆研深奧的哲學，還是丙類干部掃除文字障礙，大家都在同一個節日里，為了同一個目標——“改造我們的學習”而奔跑。

時光流轉，當我們站在“十五五”規劃即將開啟的新節點，回望那段歷史，會發現“五五學習節”的精神內核依然在今天的干部培訓中熠熠生輝。

當下的干部教育培訓規劃，更加強調“政治鑄魂”與“專業賦能”的深度融合。雖然形式上我們有了“云課堂”、有了沉浸式教學、有了“周五講堂”，但核心邏輯從未改變：學習的目的全在于運用。

當年的“攻理論山”，如今變成了攻克“卡脖子”技術、推動高質量發展、化解重大風險的實戰演練。今天的干部教育，正如當年的學習節一樣，正在經歷從“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的轉變。我們不再滿足于通用的理論宣講，而是更加強調“靶向治療”——針對干部在鄉村振興、數字經濟、基層治理中的短板，提供定制化的“知識套餐”。

從延安窯洞的油燈，到如今數字化學習的屏幕，載體在變，但規律未變。

歷史反復證明，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每當歷史處于轉折關頭，每當面臨未知的風險挑戰，全黨的一次大學習，總能帶來一次事業的大跨越。

“五五學習節”留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就是將學習視為一種政治責任、一種精神追求、一種生活方式。

在新時代的征程上，我們或許不再設立專門的“學習節”，但我們每一天都應當是“學習日”。我們要像當年的毛澤東、朱德、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那樣，保持“空杯心態”，在干中學、在學中干，讓學習成為一種常態，成為一種風氣，成為我們這一代人走向未來的通行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