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潔：中國“四大發明”的歷史遺憾，會在AI時代重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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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2026年初，美國國防部發布“人工智能戰略”備忘錄，將AI建設重心聚焦于作戰、情報和企業三大方向。美國正加速推動AI嵌入殺傷鏈與聯合全域指揮體系，并加快無人系統、智能平臺和作戰數據網絡建設。在這一過程中，Palantir、Anduril、SpaceX等科技企業與美軍合作持續深化，硅谷資本與國防需求加速耦合，正在塑造新的“科技—軍工復合體”。

在IPP研究員戴明潔看來，AI軍事化可視作美國以新技術重組軍事優勢、產業優勢和全球霸權的一場系統性布局。美國加速塑造的AI軍事化鏈條，不僅會改變未來戰爭形態，也將重塑美國的國家權力結構，并通過AI基礎設施、供應鏈布局、盟友體系和關鍵“支點國家”向全球擴張。

戴明潔認為，這對中國AI發展具有重要警示意義。中國AI的主要應用場景和資本流向仍高度集中于消費互聯網領域。當一項可以重塑科學研究、賦能千行百業與提升國家軍工能力的戰略性技術，被導向娛樂消費而非生產力提升時，科技的力量就會被輕視，寶貴的社會創新資源也會被浪費。

本文作者

戴明潔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員

人工智能（AI）作為兼具戰略價值、通用屬性和兩用特征的關鍵技術，正加速向各領域滲透。與核武器等“毀滅式技術”不同，AI將通過更復雜的擴散路徑對國際格局與大國博弈態勢產生影響。

中信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新書《影子博弈：AI重構權力與安全》，為我們理解AI時代的美國權力重塑與國際擴張戰略提供了一個關鍵視角。作者以美軍AI轉型為切口，系統揭示了數據、算法與認知將如何塑造戰爭形態，而這種重塑不僅會體現在軍事領域，更會擴張到經濟、外交和意識形態等各個層面。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它前瞻了未來戰爭，更在于它打通了科技、軍事與國家戰略轉型之間的內在邏輯，回答了一個在當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AI技術將如何重新塑造大國的軍事能力，而這一能力又將如何改變美國的權力結構與國際擴張戰略？

《影子博弈：AI重構權力與安全 》

【作者】竇國慶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4

一、AI軍事化與戰爭新形態

首先，AI會改變戰爭形態。

《影子博弈：AI重構權力與安全》描繪了一幅正在成形的未來戰爭圖景：機器正在走向決策前臺，戰場正在延伸至人心與信息空間。AI被視為指揮官的“最佳助手”，無人作戰、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JADC2，簡單而言指將陸、海、空、天、網、電磁等不同作戰領域，以及各軍種的傳感器、通信系統、指揮系統和打擊力量連接成一個統一作戰網絡）、認知戰等新形態，正在顛覆傳統軍事邏輯。這種變革的核心在于，勝負越來越取決于誰能塑造對手的認知與選擇。戰爭不再只是力量對抗，而是對“判斷與決策”的爭奪。

軍事領域一直是美國前沿科技的“首發試驗場”。最近備受關注的兩次美軍海外行動——“抓捕馬杜羅”與“擊斃哈梅內伊”，盡管細節存疑，但已初步勾勒出以AI技術為驅動的新型戰爭形態及其作戰邏輯。

從Palantir公司的多渠道情報融合、Anthropic公司大模型Claude的數據分析與決策模擬，到Anduril公司軟件系統與LUCAS低成本無人機群的協同打擊，AI已深度嵌入軍事行動的“觀察—定向—決策—行動”（OODA）循環。

一名美國陸軍軍官在訓練期間查看Maven智能系統的界面。圖源：美國陸軍

這一鏈條的起點，正是由Palantir提供的多源情報實時融合平臺。

在傳統情報分析中，分析員需要手動對比衛星圖像、通信監聽、無人機視頻、人力偵察報告、社交媒體等海量數據，而Palantir的核心技術——多源數據集成與處理平臺“哥譚”（Gotham）與人工智能平臺（AIP），能夠打破不同情報信息之間的數據孤島，將上述多源、海量、異構數據實時整合到同一張動態地圖中，為后續目標判斷與行動提供信息基礎。[1]

五角大樓近日表示，已有九家公司同意整合各類系統的數據，包括Palantir 和Anduril等新興公司。圖源：路透社

而為了保證情報數據在強電磁對抗環境下的暢通，馬斯克旗下公司SpaceX的軍用“星盾”（Starshield）實現了對地面電磁封鎖的突破。與烏克蘭戰場上以民用“星鏈”（Starlink）為主不同，“星盾”由約480顆專用加固衛星組成，通過太空中的“激光星間鏈路”傳輸數據，構建起一張“剪不斷”的空中通信網格。即使地面互聯網與移動通信被切斷，指揮信號與情報數據依然能夠通過天上的衛星網絡傳輸。

SpaceX 的“獵鷹9號”火箭發射“星盾”（Starshield）衛星。圖源：Space X

在鏈條的數據分析與決策輔助環節，Anthropic公司的Claude大模型被內嵌于軍方機密安全網絡，極大壓縮了從情報到決策的認知周期。

根據解密資料，美軍在“抓捕馬杜羅”行動中，已首次大規模使用Claude進行情報數據分析；而在“擊斃哈梅內伊”行動中，Claude能夠快速讀取截獲的數千小時波斯語加密通話，識別伊朗革命衛隊內部的指揮鏈裂痕，并為指揮官生成數十種動態博弈下的打擊場景模擬。

值得關注的是，“擊斃哈梅內伊”行動背后還爆發了一場關于AI倫理的沖突：特朗普政府要求Anthropic移除Claude的所有安全護欄，以便將其直接集成到全自動致命武器系統中，但Anthropic因倫理原因拒絕合作；不過，OpenAI與馬斯克的xAI隨即與國防部達成協議，將其AI大模型部署于軍方機密網絡，凸顯了AI倫理與軍事應用之間的矛盾。盡管如此，Claude模型依然在既有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美國五角大樓與 Anthropic 就其 AI 模型使用條款出現爭議，因此加速了AI供應商的多元化。五角大樓希望不受限制地使用Anthropic的AI工具，但后者堅持要求設置限制。圖源：路透社

在最終的行動環節，美國摒棄了傳統昂貴的大型硬件平臺，轉而采用由Anduril和Shield AI等新型科技軍工企業打造的低成本無人機群作戰系統。

Anduril的“點陣”（Lattice）系統與Shield AI公司的“蜂群意識”（Hivemind）系統，通過邊緣計算技術，使無人機能夠在失去GPS、衛星通信和人類操作員控制的情況下，依靠自帶芯片進行視覺導航，自主協同完成復雜任務。[2]

這些公司的“軟件優先、可消耗性”邏輯，與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總部位于美國馬里蘭州北貝塞斯達的跨國國防及航空航天綜合企業）等傳統軍工企業不同：與其建造單架1億美元的F-35戰機，不如生產上萬架1萬美元的自主無人機，通過數量龐大、成本低廉的無人機群，實現對不同沖突場景的專門化設計。

可以看出，美國AI軍事化的核心邏輯，是以軟件算法能力重新定義現代戰爭形式。其強大之處不再取決于單一武器代差，而是通過數據集成、軟件算法與決策認知，形成一個分布式、自主化、快速迭代的殺傷網絡與協同智能。

二、國家權力的重塑：右翼力量與新型“科技—軍工復合體”

其次，在AI技術改變戰爭形態與美軍作戰邏輯的過程中，其背后的美國權力結構也在重塑。

加速推動美國AI軍事化的核心動力，源于硅谷“科技右翼”的政治野心及其主導構建的新型“科技—軍工復合體”。

Palantir公司的創始人亞歷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在其著作《科技共和國》中深刻批判了傳統科技精英的“技術中立論”，并明確表達了科技右翼試圖通過AI技術服務國家戰略的政治野心：

美國應成為一個由硬科技能力支撐的“共和國”，不是靠消費文化、身份政治或社交媒體表演維系，而是靠以AI為核心的自主系統、先進制造和國防科技構筑的硬實力。[3]

《科技共和國》

【作者】亞歷山大·卡普（Alexander C. Karp）、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Nicholas W. Zamiska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12月

在“科技右翼”的政治野心下，以“科技企業+風投機構+美國軍方”為代表的新型“科技—軍工復合體”，正逐漸取代傳統的“大型軍火商+美國軍方”聯盟，重塑美國AI軍事研發邏輯、國防采購體系與全球安全格局。

企業方面，硅谷一批頂尖公司已從商業科技的探索者，轉變為具有明確國防目標的“AI軍火商”。

SpaceX的“星鏈”及其衍生出的“星盾”項目，已從民用通信網絡演變為支撐美軍全球作戰的太空基礎設施，并在俄烏戰場及斬首行動中證明了其在提供全域通信、導彈預警方面的關鍵作用。Palantir則成為美軍情報融合的“數字大腦”，能夠將分散異構的海量數據轉化為可行動的戰場認知，成為“戰場操作系統”。OpenAI、Anthropic、xAI等公司的大模型，在國家安全與商業利益的共同推動下，其技術應用的軍民邊界正在變得模糊。而Anduril這樣的國防科技公司，則在創立之初就旨在用AI技術顛覆傳統國防工業。

這些企業共同構成了一個涵蓋“基礎設施、數據中樞、前沿算法模型和智能軟硬件”的完整AI軍事生態，其技術迭代速度遠超傳統軍工巨頭。

2025年8月，Palantir與美國陸軍簽署一份總額高達100億美元的長期合同，將在未來十年為陸軍作戰行動提供數據支持與軟件服務。圖源：路透社

風險投資方面，2025年上半年，國防科技初創企業獲得超過280億美元風投，資金集中流向機器人、網絡安全等軍民兩用技術。[4]

以Andreessen Horowitz（簡稱“a16z”，美國頂尖私人風險投資公司，總部位于硅谷）為代表的美國頂級風投機構，更是直接提出“美國活力”（American Dynamism）戰略，并宣布完成超過150億美元募資，重點投向與美國國防部高度契合的軍事優先事項，包括投資Anduril（自主防御系統）、Shield AI（軍用無人機）、Saronic Technologies（無人艦艇）、Castelion（高超音速導彈）等“硬科技”國防AI初創公司。

Saronic公司的自主水面艦艇。

美國軍方則以空前的戰略緊迫感和靈活的機制改革，主動擁抱并塑造這一新型復合體。頂層設計上，美國國防部于2026年1月發布的《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報告，深刻反思了冷戰后的美國國防政策偏差——將大量資源投入到所謂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等抽象目標中，導致軍事優勢被揮霍、作戰人員被削弱、軍隊核心使命被侵蝕，并重新確立了以“美國優先”、“以實力求和平”、“務實的現實主義”為支柱的戰略框架。

機制改革上，國防部設立了“首席數字與人工智能辦公室”（CDAO），統一數據標準、技術部署與采購流程，以推動AI技術快速響應軍方需求。同時，國防部還在硅谷常設“國防創新單元”（DIU）機構，將前沿技術快速引入軍事領域，緩解傳統漫長采辦流程與迫切作戰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促進軍民兩用技術、采辦流程簡化、培育初創企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5]

在硅谷科技企業、全球頂尖風投、美國國防部的新型合作下，美國已經形成一個以AI軍事化為牽引的合作閉環，不斷強化美國的AI軍事化能力與“軍民兩用轉化”。

今年1月，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要求美國各軍種采用人工智能，稱他們需要“拼命加速”。圖源：路透社

最后，美國的新技術與新權力會通過全球擴張影響全世界。

歷史一再證明，美國任何一次重大的技術與軍事變革，都不僅僅是“國內”的事情，其最終目標都是服務于全球霸權，為資本擴張與權力野心開辟新邊疆。AI軍事化帶來的新權力，也正沿著熟悉的邏輯，在全世界展開新的布局。

在AI國際戰略方面，美國已形成以“星際之門”“創世紀計劃”“金穹”導彈防御計劃為代表的三大部署，分別聚焦算力、科技前沿與軍事防務，并形成同步推進、功能互補的態勢：

——“星際之門”搶占全球AI基建關鍵節點，并將美國技術標準同步嵌入合作國的數字體系中；

——“創世紀計劃”打通數據與知識壁壘，加速推動美國在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形成絕對主導地位；

——“金穹”則將科技戰略能力轉化為軍事需求，威脅冷戰以來建立在“相互確保毀滅”基礎上的戰略穩定格局。

而在AI合作國的挑選上，美國優先選擇具有地緣政治價值的“支點國家”（Pivotal State），以及“投入小、收益大”的高價值市場。

特朗普政府重啟“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計劃，正是這一策略的典型體現。該計劃的實質是“以空間連同盟、以同盟制中國”：通過將美國的技術、印度的工程人才、中東的能源與資本、歐洲的高端市場連接起來，不僅構建起“技術—勞動力—算力—市場”復合空間，也形成AI技術棧與供應鏈合圍，擠壓中國在鏈路以南“全球南方”地區的空間。在此布局下，美國通過拉攏印度、沙特等關鍵“支點國家”，并聯合歐洲、日韓等傳統盟友，正以“精英主義”路線搶占全球AI產業的“高價值”市場。

IMEC經濟走廊計劃不僅意在實現這條路線在物理意義上的連接，還希望在此過程中改善數字聯通，促進各國網絡、環保和能源的貿易與流通。

在AI供應鏈方面，美國將目標國的選取與關鍵資源的控制相結合，使中國在全球AI供應鏈中面臨被孤立的風險。

2025年12月，美國國務院推出“硅和平倡議”（Pax Silica Initiative）。在該倡議的合作圈中，澳大利亞提供上游的鋰、稀土等關鍵礦產；荷蘭把控光刻機，日韓掌握加工制造，形成半導體裝備制造的“鐵三角”；阿聯酋提供資本與能源，助力數據中心建設；以色列提供特種技術與網絡防御，確保供應鏈安全；英國、新加坡、印度則作為歐洲、亞洲、印太的重要樞紐，保障供應鏈物流通暢。

在該倡議下，美國試圖形成一條涵蓋關鍵礦產、先進制造、能源、數據中心和物流樞紐的供應鏈，并通過控制其中的關鍵資源與樞紐國家，實現全程避開中國的布局。

四、中國AI的“娛樂化”與“四大發明”的歷史警示

相比之下，中國并未有將前沿技術率先落地于軍事領域的傳統，從“四大發明”到互聯網與AI，中國的技術應用自古以來具有“重民用”的特征。

當前中國AI的主要應用場景和資本流向，仍高度集中于消費互聯網領域。2026年春節，中國互聯網大廠砸下80億元“AI紅包”，AI機器人公司春晚出場費高達1個億，字節豆包、騰訊元寶等聊天機器人的互動量以“億次”計算，呈現出一幅“熱鬧”景象。

然而，中國近7億生成式AI用戶的主要應用場景是短視頻生成、短劇動漫、直播帶貨、電商推薦，AI在中國率先成為一種新的“娛樂基礎設施”，與美國將AI技術應用于兩場軍事行動中形成了鮮明對比。

五角大樓首席數字與人工智能辦公室證實，美軍已通過“GenAI.mil”平臺部署了超過10萬個人工智能智能體（AI Agents），這些“數字化士兵”全天候運行在美軍最新的“作戰數據平臺”上 。圖源：路透社

中國AI應用“娛樂化”的背后，是互聯網大廠對平臺經濟商業模式的路徑依賴。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模式建立在“注意力經濟”之上，塑造了以“用戶時長”和“流量變現”為核心的商業邏輯。在此邏輯下，AI自然被開發為更高效的娛樂化工具，用來“吸引用戶注意—產生平臺流量—廣告帶貨變現”。

但是，這樣的“娛樂化”傾向與移動互聯網時代興起的“燒錢”模式，已經難以適應AI時代的發展需求。2025年，京東、美團、阿里三大互聯網巨頭掀起“外賣大戰”，不僅浪費了本該投入高科技研發的資金（半年燒錢近800億）、侵害了實體餐飲商戶的利益，更引發了國際資本界的集體質疑。瑞銀將之稱為“懦夫博弈”（Chicken Game），《經濟學人》也稱其為“全員皆輸”與“逐底競爭”。[6]

當前的AI“娛樂化”趨勢，如果不加以控制與引導，很大程度上將重演中國在“四大發明”技術上造成的歷史遺憾。

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道，在中國，

“印刷術被用來傳播舊觀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藥被用來鞏固皇權而不是新興的民族國家君主，指南針除了用于著名的鄭和遠航之外，并沒有像西方人那樣用于世界貿易、海外探險和建立帝國”。

這其中透露出的歷史教訓刻骨銘心：技術的命運取決于運用它的文明取向。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用來放煙花；發明了指南針，卻用來看風水，好的技術淪為文明的“玩具”。而西方將中國的火藥拿去造大炮，用指南針開啟了大航海時代，最終實現了西方的現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對AI應用“娛樂化”的關注，并非否定中國在AI開源大模型、具身智能（機器人）、工業制造（智能網聯汽車）、社會服務（醫療教育）等領域的努力。關鍵問題在于對技術的戰略性認知，以及這一認知引導下的社會資源流向：當一項可以重塑科學研究、賦能千行百業與提升國家軍工能力的戰略性技術，被導向娛樂消費而非生產力提升時，科技的力量就會被輕視；當數以億計的用戶、引以為傲的工程師紅利、數以千億計的商業資本，都在競相將AI變成娛樂性產品時，寶貴的社會創新資源也會被浪費。

基辛格先生生前曾多次警告：

AI的擴散可能將世界推向一個全新的危險邊緣——不是因為技術本身是魔鬼，而是因為它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放大國家之間的實力差距。[7]

當一個國家將AI系統性地注入軍事、工業與國家權力，而另一個國家的社會主流卻將其導向娛樂消費，國家之間的競爭力差距就會擴大。而當中國最具創新活力、資本最密集的民間科技力量，與最緊迫的國家安全需求之間產生“目標偏差”時，中國AI技術的“軍民融合”也將難以形成共識。

《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

作者：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爾?胡滕洛赫爾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年5月

*參考文獻：

鐘宛琦. Palantir產品詳解：從大數據到AI的產品矩陣。廣電運通研究總院，2025-04-24.

J.D. Simkins. US confirms first combat use of LUCAS one-way attack drone in Iran strikes. Military Times, 2026-03-01.

亞歷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中信出版社，2025-12。

Roberto González. How Big Tech and Silicon Valley are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Brown University’s Wat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 Public Affairs, 2024

Raj M. Shah, Christopher Kirchhoff. Unit X: How the Pentagon and Silicon Valley Are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of War. Scribner, 2025.

Everyone loses in the rage of China’s delivery wars: Companies are caught in a race to the bottom. The Economist, 2025-07-31.

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爾·胡滕洛赫爾.《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中信出版社，2023-05.

戴明潔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員

逮捕馬杜羅行動背后的 “最強大腦” ？Palantir與其“科技共和國”野心｜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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