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底,南方航空攜廈門航空向空客訂購137架A320NEO。加上此前的訂單,不到半年時間,中國航司累計給空客送去356架窄體機合同,目錄總價超過500億美元,這是一筆數千億人民幣的大單。
就在一個月前,波音CEO凱利·奧特伯格公開喊話:沒有特朗普政府出面,波音在中國拿不到大單。
為什么中國航司寧愿排隊到2032年交付,也不愿意等等波音?是波音飛機不好飛,還是波音背后捆綁的東西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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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航空公司的采購部門在做機型比選時,第一張表永遠是安全記錄,因為安全記錄就是紅線。波音的737 MAX,兩起事故,346條人命,全球停飛數年。中國民航局是全球第一個停飛的,也是復飛要求最嚴的。
復飛三原則:設計修改必須過適航關,飛行員訓練必須到位,事故調查結論必須明確且整改措施有效。這三條放在任何一個國際適航體系里都是硬杠桿,波音一條一條啃了幾年,才在2023年初拿到中國的復飛許可。
但問題來了:復飛只是允許飛,不等于航司愿意買。商業采購和適航認證之間隔著一道“信任門檻”。
航司買飛機不僅要看它能不能飛,還要看它后續幾十年的表現是否穩定。中國市場對MAX的記憶是兩起墜機。空客正是利用波音被停飛的這幾年,把A320NEO塞進了幾乎所有國內干線航司的機隊里。等波音重新申請入場券的時候,已經晚了。
但波音難道不只有MAX,為什么寬體機777X、787也賣不動?
問題主要在信任鏈斷裂后的連鎖反應。采購一架飛機,航司考慮的是整個品牌的可預期性。波音在MAX事故后的內部管理、質量體系、聯邦航空管理局的監管漏洞,這些年被媒體扒了個底朝天。2024年又爆出787的機身連接處存在裝配錯誤,雖然不影響飛行安全,但暴露出波音的品控體系已經習慣了“先交貨再返修”的路徑。對波音來說這是成本控制,對航司來說這是潛在的停場風險。
信任一旦被擊穿,恢復需要的時間是按十年算的。空客在這十年里做了什么?它沒有犯波音那樣的錯誤,反而在天津擴建了第二條A320總裝線。一個干凈的安全記錄加一個本地化的交付承諾,在航司決策表上的權重,已經遠遠壓過了波音早年積累的品牌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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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波音安全過關了,價格上拼得過空客嗎?拼不過,因為關稅已經把波音的價格變成了笑話。
中美貿易戰到現在,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最高145%,中國反制125%。一架737 MAX的目錄價約5500萬美元,加上125%的關稅,到岸成本直接飆到1.2375億美元。同一級別的空客A320NEO,從歐洲進口,綜合關稅只有5%左右。一架波音的價格能買兩架空客還有多的。
這不是商業談判能拉回來的差價。任何一家航司的采購委員會看到這個對比,都會直接翻過波音那一頁。關稅是政治因素,它取決于兩國政府在談判桌上的籌碼交換。波音CEO說“等特朗普出手”,這話的潛臺詞是:波音已經知道自己無法在現有關稅框架下參與競爭,必須通過政府層面的協議來獲得關稅豁免或者特殊通道。
再加上關稅豁免不是白給的,它通常伴隨著中國對美國其他商品的采購承諾,比如農產品、能源。
換句話說,特朗普可以在談判中拿波音訂單當籌碼,要求中國多買大豆或者液化天然氣,但這時候的波音是被綁上了政治的籌碼。
中國方面清楚這一點。所以在特朗可能訪華之前,直接把356架訂單簽給了空客,這是針對“把商業訂單政治化”的談判策略。你越想把訂單當籌碼,我越要在你來之前把籌碼拿走。
假設關稅問題解決了,波音的飛機順利交付了,這時候航司要考慮什么?二十年壽命期的備件保障。
一架飛機從交付到退役,維修和備件成本大約是購機成本的三到四倍。航司不怕買貴,怕的是買了之后備件斷供。波音的供應鏈高度依賴美國本土:發動機來自通用電氣,航電來自霍尼韋爾和柯林斯,機身結構件的供應商也大多在美國主導的體系內。這意味著如果美國政府某一天對華技術封鎖擴大,波音飛機的備件隨時可能被“卡脖子”。
這不是危言聳聽。2020年的時候,美國就曾考慮過限制通用電氣向中國出口LEAP-1C發動機——那正是C919使用的發動機。雖然最后沒實施,但這個可能性一直存在。對于波音飛機的用戶來說,這種風險同樣存在,甚至更高,因為波音的備件體系幾乎無法繞開美國。
空客提供了另一個選擇。空客在天津有總裝線,也在不斷推進本地化配套。雖然核心的發動機和航電仍然離不開歐美供應鏈,但空客的制造基地不在美國,它的政治風險是一個“三方風險”——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協調機制本身就帶有緩沖作用。加上空客這些年積極與中國供應商合作,機身、機翼、艙門等部件已經有相當比例在華生產。買空客,自然要穩定的多。
另外,航司的采購部門也會算一筆賬:波音的飛機用二十年,期間中美關系大概率還會有不止一次波動。每一次波動,備件供應就可能出問題。空客雖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歐洲的對華政策變化,但歐洲的對華制裁意愿和執行力,跟美國不在一個量級上。兩害相權取其輕,這個“輕”就是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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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波音不行,空客也不完全保險,為什么不全部買C919?原因很簡單:C919的產能還在爬坡,買不到那么多。
2026年春運,三大航一共投入了33架C919執飛。33架。而同期中國民航的窄體機總需求,每年凈增加退役替換,大致是300到400架。C919能提供的產能只占需求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國商飛2026年的目標是下線50架,2029年目標是200架。200架在這個市場里仍然只占一半多一點。
空客的356架訂單交付時間安排在2028年到2032年之間。這個時間表不是隨便定的。它恰好覆蓋了C919產能從成熟到完全放量的過渡期。航司的算盤是:先用空客頂上未來五年的運力缺口,等C919在2030年前后形成年產150-200架的能力,再把后續的新增需求和替換需求轉向國產飛機。
這里面還有一個談判技巧:同時給空客和商飛下訂單,可以迫使雙方在價格和服務上互相競爭。以前國內航司只有波音和空客兩個選項,被供應商拿捏得死死的。現在有了C919,雖然目前還不太能跑長途,但只要它存在,空客在報價的時候就不敢太過分。
波音的問題在于,它連被當作“備胎”的資格都快要失去了。C919就算產能不足,它也是國產的,政治上絕對安全,供應鏈上不受制于人。波音不僅政治上敏感,供應鏈上還被美國掐著。在兩個競品中間,波音既沒有C919的政治安全性,也沒有空客的地緣中立性,成了一個兩頭不靠的尷尬存在。
波音在中國掉隊,根本原因不是737 MAX不好飛,也不是A320NEO有多先進。技術層面,兩者的燃油效率、航電水平、乘客舒適度都在同一量級,沒有本質差距。真正的差距來自三個相互纏繞的外部因素。
波音的安全記錄和經濟處罰之間的因果鏈太長。空難之后,波音用了五年才重建部分市場信任,但這個信任在中國已經轉給了空客。信任的轉換成本極高,一旦用戶換了供貨商,幾乎不可能再換回來。
波音被美國政府綁上了戰車。關稅、備件封鎖、技術禁運,所有這些政治工具最終都變成了波音在海外市場上的障礙。一個需要總統出面才敢談生意的公司,實際上已經成了外交工具。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中國國產大飛機的崛起改變了一切。十年前,中國航司沒有第三個選項,只能在波音和空客之間選一個。現在有了C919,哪怕它目前產能不足,它也打破了雙頭壟斷的結構。結構變了,游戲規則就變了。
當然,特朗普可以來談關稅,可以來談貿易平衡,但中國航司要不要買波音、買多少、什么時候買,這件事的決策權已經回到了中國手里,而不是白宮的談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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