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爾茨：中國如同 19 世紀的美國和德國，而我們則成了律師之國

誰能想到，德國總理朔爾茨自己就是律師出身，居然會在哈佛大學的學年閉幕論壇上，把西方當前的病根扒得明明白白。他說現在的中國，就像19世紀高速崛起階段的美國和德國，是實打實的工程師之國，反觀他們自己，早就變成了“律師之國”。這話一出真的挺炸，畢竟是西方頂級政客，敢當眾自曝家丑，說明這毛病已經嚴重到瞞不住了。

他還直言，中國用二十年就能建成覆蓋全國的鐵路網，放到西方國家，二十年連一條短距離的通勤鐵路都修不明白。自己就是圈內人，說出來的話當然比外人吐槽更有分量。

上世紀七十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國就牽頭搞起了全球金融自由化。當時打的算盤很簡單，美元是世界貨幣，只要放開資本流動，華爾街就能成為全球資金的中心，躺著賺錢。

制造業賺得少不說，周期還長，還要花時間成本培養工人，怎么看都不劃算。干脆把工廠全搬到第三世界國家，自己留在本土專心搞金融搞法律，坐在產業鏈頂端讓全世界給自己打工。

就連原本做實業的巨頭都跟著轉了方向，曾經是美國工業象征的通用電氣，后來最賺錢的部門居然是做貸款和保險的通用電氣金融，這事說出去都讓人覺得離譜。

這套玩法的本質就是，好處我拿大頭，干活你全來。手機是你組裝生產的，核心專利在我手里，錢我賺走一大半。鋼鐵是你煉出來的，期貨交易定價權在我手里，我不用開高爐，靠著交易就能賺得盆滿缽滿。

發展到后來，美國金融業的利潤一度占到全美企業總利潤的一半。哈佛斯坦福這些頂尖名校里，最聰明的畢業生沒人想著去實驗室搞研發，一個個擠破頭都要進高盛、麥肯錫這類機構，就為了拿到更高的收入。

2011年就有數據顯示，紐約金融從業者的平均年薪已經達到了三十六萬美元，當時紐約全市的平均薪資才七萬美元，差了整整五倍還多。

當一個社會里最頂尖的人才，全都在琢磨怎么用錢生錢，沒人愿意沉下心研究怎么把產品做得更好、怎么把基建做得更快，產業空心化就是必然的結果，躲都躲不開。

過去美國天天把“美國夢”掛在嘴邊吹，說穿了這個夢根本就和干實業沒關系。從來沒說讓年輕人當藍領工人干實業實現階層躍遷，真正的美國夢，是去華爾街、去頂級律所，運氣好一點就能一夜暴富，混出來了才算實現夢。

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都歪了，動手干實業的低人一等，動嘴扯皮玩資本的才是人生贏家。這么多年過去，美國藍領工人的實際工資幾乎沒漲過，中產階級隊伍越來越小，只有金融和法律從業者的收入一路飆升，這才是美國夢的真相。

天天琢磨著怎么收割全世界，最后沒想到反噬了自己。德國過去可是工程師之國的代名詞，“德國制造”之前在國內都快被吹成神話了。

現在呢，德國連一座機場都修不利索。柏林勃蘭登堡機場從規劃到正式啟用，前前后后折騰了將近三十年，開工日期推遲了至少四次，現在都成了全世界基建圈的笑話。默茨政府上臺之后，推出了一個五千億歐元的基建振興計劃，聽起來氣勢磅礴，結果大頭都拿去填了財政預算的窟窿，真正投到基建項目上的錢少得可憐。

為啥歐洲干任何事都要沒完沒了走流程？一件事從提案到立法再到最終獲批，能拖得遙遙無期。說白了就是流程越長，律師能賺到的錢就越多，這套冗長的審批流程本身都成了一個產業，養活了無數律師和合規顧問。

所以朔爾茨說的“律師之國”真不是什么夸張的比喻，就是對當下西方社會的精準寫實，一點水分都沒有。

真等變成了律師之國，想再轉回去當工程師之國，基本沒可能。人才斷層這個坎就跨不過去。現在中國每年培養大概一百三十萬工程師，美國才只有十三萬，連中國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中國STEM專業的博士產出量，早就已經超過美國了。

培養一個能獨當一面的工程師，周期至少要十年起步，不是喊幾句口號要振興實業，就能馬上變出一大堆合格工程師的，哪有這么容易的事。

更何況西方的年輕人壓根就不愿意學工科。金融和法律行業的薪資天花板比工程師高太多，搏一把說不定就能單車變摩托，誰愿意沉下心學十幾年工科，去工廠或者工地吃苦？

美國造船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前特朗普喊著要重振美國造船業，最后效果微乎其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會造船的資深工匠早就青黃不接，年輕人沒人愿意接這個活兒。

所有問題往根上挖，其實都是資本的邏輯把路給鎖死了。華爾街的對沖基金，隨便運作一下年回報率都能達到兩位數，制造業辛辛苦苦干一整年，凈利潤率能有5%都算不錯的成績。

這種情況下你讓資本回流實體經濟，那不就是要斷了資本的財路嗎？人家憑什么愿意啊。所以朔爾茨這次說這番話，看著像是自我反思，其實本質上就是認命了。真要他在執政臺面上說這些大實話，他肯定不會開口，也就是脫離了執政身份的束縛，才敢說幾句真話，但也僅僅是說說而已，根本改變不了什么。

參考資料：環球時報 朔爾茨：中國如同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而我們則成了律師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