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探望權不落于“紙面”權利——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法院探索家事創新機制破解探望權難題

任城區法院法官聯合家事調解員開展案件回訪。受訪單位/供圖

記者|潘巧

責編|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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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中旬，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二十里鋪街道于河新村婦女主任高培在對一起離婚糾紛案件回訪時，看到當事人的明顯變化——這位曾因酗酒、無心工作引發妻子不滿的男子，如今已經踏踏實實干起了外賣員的工作，生活狀態明顯好轉。“我昨天晚上跑外賣，一直忙到凌晨兩點。”男方告訴高培。

當事人的正向轉變，也讓這起伴隨探望權糾紛的家事案件有了調和的可能。

如今，除了村婦女主任之外，高培還身兼家事少年微法庭庭務主任、家事調解員、探望權監督人等多重身份。這些身份的背后，是任城區法院針對婚姻家庭糾紛中探望權難題，持續多年的探索與實踐。

法院護娃“四件套”：“雙令一書一指南”

2019年，任城區法院在全市率先設立家事少年綜合審判庭，是當時濟寧法院系統唯一一家獨立建制的家事少年法庭。

探望權糾紛因情感糾葛深、矛盾累積久、履行周期長，是家事審判與民事執行中的難點問題。濟寧市任城區法院家事少年審判庭副庭長徐田梅介紹，探望權糾紛是獨立于離婚糾紛的單獨案由，但在實踐中，為減少事后訴訟、從源頭化解矛盾，該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將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探望事宜一并作出約定，把矛盾化解在離婚訴訟環節。這套“提前處置、源頭預防”的工作思路，使單獨成訴的探望權糾紛大幅減少。

任城區法院法官在家事案件調解中開展未成年人關愛提示工作。受訪單位/供圖

不過，約定好紙面規則不等于履行中沒有變數。為了攻克探望權“履行難”問題，任城區法院逐步探索出一套名為“雙令一書一指南”的工作機制，被稱為護娃“四件套”。

“雙令”指《家庭教育指導令》與《人格權侵害禁令》，“一書”為《探望權自動履行承諾書》，“一指南”則是《離婚合作指南》。徐田梅介紹，這套機制始終堅持剛性約束與柔性勸導相結合：法院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簽發《家庭教育指導令》或《人格權侵害禁令》，劃定法律紅線；《探望權自動履行承諾書》在裁判文書生效或調解協議達成后簽署，強化雙方自動履行約定的內心自覺；《離婚合作指南》為離異父母提供溝通技巧、探望安排實操建議、子女心理調適方法等全流程指導，從根源上減少矛盾發生。

護娃“四件套”中，既有緊跟上級司法政策推出的創新舉措，也有結合司法實踐痛點、在相關法律規范出臺前便啟動的前瞻性探索。

以如今諸多法院在涉及探望權案件中發布的《探望權自動履行承諾書》為例，早在2023年，任城區法院就已率先啟動相關探索。

在2023年的一起離婚糾紛中，夫妻雙方為兩個女兒的撫養權激烈對峙，因女方曾有藏匿孩子的行為，導致男方大半年沒能見到孩子，于是男方拒絕調解。承辦法官沒有簡單一判了之，而是耐心開展調解工作，最終促成雙方達成調解協議：雙方自愿離婚，兩個女兒隨女方生活，男方每隔1周可接孩子回家與爺爺奶奶共度周末。

與此同時，法院同步啟動“雙令一書一指南”工作機制，核心環節是引導雙方簽署《探望權自動履行承諾書》。與不少法院出臺的同類承諾書多為柔性提醒不同，任城區法院的承諾書內容更具體、直擊雙方矛盾痛點，同時具備明確的剛性約束——女方承諾保障男方的探望權，若多次無故阻攔，自愿同意將至少一個孩子的撫養權變更至男方名下。

正是這份帶著明確“違約”后果的承諾書打破了案件的僵局。承辦該案的徐田梅介紹，因為此前女方有過藏匿孩子的行為，男方起初不相信法院調解后女方會配合探望。直到他看到這份寫有明確“違約”后果的承諾書，態度才發生了根本轉變。

“他這才相信，法院的調解能真真切切解決他的問題，能化解他心里最深的擔憂?！毙焯锩氛f。

2025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印證了這項探索的前瞻性。該司法解釋明確將離婚訴訟中搶奪、藏匿子女行為列為撫養權歸屬的重要不利判定依據?！靶乱巸热菖c任城區法院多年探索方向高度契合，不僅讓法院此前的探索有了更堅實的上位法支撐，也讓法官們開展工作更有底氣。”徐田梅說。

審執聯調，打通壁壘破解探望執行困局

探望權糾紛案件屬于行為類執行案件，因其直接涉及未成年人權益與公民人身權，無法像財產類案件采取強制執行措施，這給案件辦理帶來挑戰。

2025年，一起探望權糾紛執行案件分到任城區法院剛入額不久的執行法官陳詩手中。這是她辦理的第一起探望權執行案件，也是任城區法院為數不多的探望權強制執行案件。

這起案件中，夫妻二人早年調解離婚，約定女兒由父母雙方輪流照料，工作日隨母親生活，周末交由父親照料?？呻x婚后，女方多次拒絕男方周末接走孩子，雙方為此爭執不斷，男方申請強制執行。

對于普通金錢債權類執行案件，常規的辦理流程是對被執行人的銀行賬戶、房產、車輛等財產采取查封、凍結措施，拒不履行還可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采取限制高消費措施。但這些手段在涉及人身權的行為類執行案件，尤其是撫養權、探望權糾紛中，顯然并不適用。

拿到案件后，陳詩第一時間分別與雙方當事人談話問詢，核實調解書履行情況，了解女方拒不履行的原因。她很快發現，雙方矛盾表面是探望糾紛，核心在于教育理念沖突，女方側重課外學習提升，男方偏向寬松陪伴放松，雙方長期缺乏有效溝通，對立情緒不斷加深。

作為執行法官，僅憑一份調解協議，很難真正觸達雙方矛盾的根源。陳詩沒有貿然采取強制措施，她明白只有找到矛盾的根源，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要找到雙方的真正癥結，最清楚這起案件來龍去脈的，無疑是當初的審判法官?！标愒娬f。

就這樣，陳詩主動聯系徐田梅，詳細了解這起離婚案件的調解背景、雙方的核心矛盾焦點、孩子的性格特點與真實意愿，以及當初達成調解協議的初衷等諸多“案外信息”?？紤]到單純采取強制措施只會進一步激化雙方矛盾，給未成年子女造成不可逆的二次傷害，執行團隊與審判團隊共同約談雙方當事人，同步引入專業家庭教育指導師開展疏導勸解。

經過多輪聯合調解、情理法理雙向疏導，雙方互相諒解、各作讓步，重新達成補充約定：女方嚴格履行生效文書約定，保障男方正常照料陪伴權利；男方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學習，杜絕過度放任溺愛。審執聯動協同發力，讓僵持的探望執行糾紛順利化解。

基于這起案件的成功實踐，陳詩也將“審執聯調”這一工作模式延伸到其他家事案件的辦理中。

“案件的審理和執行從來都不是相互分離的兩個環節。在家事案件中，執行法官和審判法官聯合開展調解工作，反而能更好地從根源上化解矛盾、解決問題。”陳詩說。

聯動外部力量，引入調解關鍵人和探望監督人

在具體的案件辦理過程中，任城區法院積極聯動基層治理的外部力量，為探望權糾紛的化解注入更多柔性力量。

在一起離婚案件中，男方以各種理由拒絕孩子母親行使探望權，還長期在孩子面前詆毀母親，導致母子關系日益緊張。孩子的母親向法院求助后，任城區法院立即聯動社區綜治力量，啟動“調解關鍵人”聯動機制。

承辦法官先邀請男方本族中威望較高、說話有分量的長輩出面協助調解，以“串門”名義多次到男方家中拉家常，從孩子的成長需求出發勸說男方多考慮孩子對母愛的需要；隨后法官上門，向男方詳細釋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關于探望權的法律規定以及阻撓探望可能面臨的法律后果，家族長輩則在一旁用“人要講良心，理不能輸”的樸素道理配合勸導。雙管齊下，讓男方從法律和情理兩個層面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通過多輪“背靠背”的心理疏導，不僅逐步消除了孩子對母親的抵觸情緒，也讓孩子的父親意識到自己對孩子的“獨占”本質上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最終，在法官與家族長輩的共同見證下，母親終于見到了1年未見的孩子。

徐田梅介紹，“調解關鍵人”憑借其在鄉土社會中的威望、對人情世故的通達以及對當地村規民約的熟稔，能夠走進法院和基層干部難以觸及的“人情場域”，用群眾聽得懂、能信服的“家常話”“土道理”，既解開當事人的“法結”，更化解他們心里的“心結”。

目前，任城區法院依托家事少年微法庭、社區人大代表工作站等工作機制，深度聯動基層治理力量，廣泛邀請鄉賢、族老、老黨員等擔任“調解關鍵人”參與家事糾紛調解，這支隊伍也成為當地鄉村家事糾紛化解的重要前哨與核心依靠力量。

除了“調解關鍵人”機制，任城區法院同步探索探望監督人制度，引入社區網格員、婦聯干部、社工或雙方共同信賴的親屬擔任探望監督人，對探望全過程進行見證、引導與監督。前述回訪當事人、見證男方轉變的高培，正是憑借對基層情況的熟悉、對群眾的共情力以及在當地群眾中的公信力，被法院選任為探望監督人。

徐田梅說，探望監督人既是調解員，也是監督員。他們既要看雙方后續有沒有按約履行，也要在履行過程中出現小矛盾時及時調解；矛盾較大時，他們會第一時間聯系法院介入。

“他們就像是法院延伸出去的‘手’和‘眼’，既保障探望順利進行，又防止現場矛盾激化，為探望權的履行加上了一道‘安全閥’。”徐田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