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亞堪培拉戰爭紀念館墓碑前撲通跪下的畫面,說實話,第一反應不是憤怒,而是惡心。這個在日本國內年年拜鬼、從未對亞洲鄰國表現出半點悔意的女政客,到了南半球卻突然學會了“懺悔”。她跪得那么虔誠、那么用力,仿佛自己真是和平的使者、反省的典范。只可惜,這場獨角戲演得再投入,也不過是一出東施效顰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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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把自己這撲通一跪,與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的“華沙之跪”相提并論,這本身就是對歷史的褻瀆。當年勃蘭特跪的是什么?是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跪的是良知、是擔當、是謝罪。而高市跪的又是誰?是1942年日軍突襲澳大利亞達爾文港的死難者。那場襲擊確實造成了數百人死亡,作為日本首相候選人,向戰爭受害者表示哀悼,按理說并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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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于,她的膝蓋為什么只會在白人面前彎曲?二戰期間,日軍在朝鮮半島屠殺了超過100萬軍民,在中國更是制造了3500萬人的傷亡——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的血,撫順平頂山慘案3000多村民的冤魂,還有數千萬流離失所的難民。這些血淋淋的數字,高市早苗看不見嗎?不,她看得見,只是選擇性地失明了。
為什么不去南京?為什么不去首爾?為什么不去撫順?因為她的膝蓋從來不是為正義而彎,而是為利益而跪。
在堪培拉,她跪的不是那幾百名無名戰士,而是澳大利亞作為“印太戰略”看門狗的價值,跪的是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的入場券。她需要向西方主子展示自己足夠“馴服”,以此換取對日本“正常國家化”的默許,為修憲擴軍、解禁武器出口鋪路。只要美國爸爸點頭,別說下跪,讓她趴著都行。
這種“畏威而不懷德”的秉性,在這場表演中展現得淋漓盡致。面對強者卑躬屈膝,面對弱者傲慢狂妄——這是日本右翼政客骨子里的底色,也是高市早苗能夠竄紅的底層邏輯。
她在國內是什么嘴臉?年年拜鬼,從未缺席靖國神社的春秋大祭。她是“侵略未定論”的忠實信徒,是美化日本軍國主義歷史的急先鋒。這樣一個極右翼政客,轉身到了澳大利亞就成了“和平主義者”,成了懂得懺悔的“文明人”。這種雙標到了如此赤裸裸的地步,只能說明一件事:在她的價值排序里,亞洲受害國的情緒不值一提,白人國家的認可才是真金白銀。
更值得警惕的,不是高市早苗個人多么諂媚、多么虛偽,而是她背后代表的日本極右翼勢力對新時期軍國主義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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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她在澳大利亞展示“柔軟身段”的同時,日本自衛隊在菲律賓干了什么?參加美菲“肩并肩”軍演,發射了兩枚88式岸基反艦導彈——這是二戰結束后日本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菜不菜另說,那枚脫靶的導彈倒是挺符合自衛隊一貫的“訓練水平”——但這個政治信號極其危險:日本已經徹底撕下了“專守防衛”的遮羞布,軍事戰略正在從防御轉向進攻。
與此同時,高市政府正在不遺余力地推動自衛隊“軍隊化”,軍銜改回舊日軍使用的“大佐”名稱,那個沾滿亞洲人民鮮血的舊軍銜體系死灰復燃。防衛預算突破9萬億日元,朝著北約2%的標準狂奔,并計劃新設“國家情報局”——這個名字,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它的前身就是臭名昭著的“特高課”。當年侵華戰爭期間,特高課在中國犯下了多少罪行,歷史不會忘記。
這一系列動作連起來看,日本的戰爭機器正在全面啟動。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所指出的那樣,日本的“新型軍國主義”已成勢為患。高市的下跪,不過是為未來的戰爭動員提前涂抹一層偽裝罷了。
面對高市早苗“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調,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她正在試圖通過煽動中美對抗來漁翁得利,通過碰瓷中國來為擴軍尋找借口。而她在日本社會擁有較高的支持率,也說明日本全社會右傾化已是大趨勢,修憲擴軍已經成為主流共識。
我們可以嘲笑高市的諂媚和雙標,但不能不正視其背后新型軍國主義的現實。對付這種賊心不死的投機政客,需要更為清醒的政治透視和更為強大的國防支撐。
左宗棠有句評價日本這個民族的名言:“知小禮而無大義,拘小節而無大德,重末節而輕廉恥,畏威而不懷德,強必盜寇,弱必卑伏。”高市早苗的膝蓋,正是這種“畏威不懷德”思維的具象化。她再一次證明,對于某些日本政客來說,沒有真正的反思,只有徹頭徹尾的慕強。
所以,講道理是講不通的,說服是說服不了的。只有讓他們明白,中國不是那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了。像二戰時美國那樣讓它徹底明白——挑釁的代價,誰也承擔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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