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和聽障者的半步之遙

前不久，我們啟動了星火計劃，征集普通人與AI的故事。聽障者李朋程的來信，吸引了編輯部的所有人。別誤會，我們并不打算從困境與過往遭遇說起，盡管這些現實的難處確實存在，而且堅硬冰冷，但不是我們今天要講述的重點。

我和李朋程與他的聽障伙伴們共度了一天，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那些滾燙的熱愛。比如說，他們會癡迷跳街舞，會組建合唱團，琢磨著拍屬于自己群體的綜藝/紀錄片……無聲的世界里，其實有著大量的鮮活與熱鬧。而這一切，都與AI、科技緊緊相連。

為什么會格外注意到這一點呢？是因為我們之前接觸過不少科技企業的無障礙項目，絕大多數都關乎的是障礙群體的基礎生活與溝通需求，或者是幫他們就業的，幾乎沒有人關注過他們的娛樂需求。

當聽覺缺席，科技卻延伸了聽障者的感官，讓他們仍然能享受娛樂跟喜悅。但是，這著落在科技世界上的無聲歡喜，AI與聽障者的距離，實際上還隔著半步之遙。

我們在線下見到了李朋程和他的伙伴徐夢嬌。那天的行程，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一個AI編程舞蹈項目上。她們用AI編程開發了一款專為聽障群體設計的街舞輔助軟件。

聽不見節拍，該怎么跳舞？一般的選擇是，視覺。

而傳統的視覺方案，就是打手語。比如春晚舞臺上的《千手觀音》，這類舞臺表演都需要手語老師在一旁實時指揮。但徐夢嬌所在的聽人街舞團，有一些特殊情況：一是成員來自全國各地，很多人只能線上跟練，無法依靠現場手語指揮；二是聽障+街舞本就小眾，一些團員是獨自參與的，也找不到手語老師與自己配合。

手語的方案行不通，街舞團又想到了觸覺。她們有的選擇俯身貼在地板上，通過音響和地板的震動來感受節拍。這個方式不僅特別累人，而且效率也很低，得先趴著聽一陣子，再起來練習，不停重復這個過程。

AI的出現，特別是多模態能力，讓舞團得以嘗試新的視覺方案，用另一種方式看見節拍。

徐夢嬌把聽人跳街舞的需求傳達給了AI，讓AI生成了一套編程提示詞，明確了街舞軟件需要實現的功能、核心邏輯和操作方向。僅用一天時間，就和伙伴們合作完成了一款專為聾人設計的街舞輔助軟件demo。

這款軟件的核心，就是用視覺彌補聽覺的缺失，借助AI的多模態理解與轉換能力，先對Hip?hop、Popping、Breaking等各類街舞音樂進行精準分析，提取出每分鐘節拍數（BPM）、重拍、鼓點等關鍵信息，再將這些音頻信號，轉化為聾人能清晰感知的視覺信號。

比如，不同的音律對應五種不同的顏色，節拍的強弱對應閃爍的快慢，重拍時燈光會快速閃爍。這樣大家只要看著屏幕上的燈光變化，就能跟上節拍，在線上和伙伴們同步練舞。

很難說，究竟是活潑的徐夢嬌熱愛跳舞，還是熱愛跳舞使她活潑，不過她本人也很清楚，自己性格開朗、上過大學，有學識，還能用技術實現熱愛，這樣的人生是很多聽障伙伴都羨慕的。做公益的這些年，她見到了太多在現實中屢屢碰壁而感到自卑的聽障者。

AI，能讓年齡尚小的聽障兒童，變得更快樂一點嗎？

對“無聲合唱團”來說，唱歌與聽覺無關，只關乎觸覺。

這個由14名重度聽障兒童組成的合唱團，團員都來自中國三、四線及以下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些孩子有的被父母離棄，有的長期與家人缺乏情感溝通，更無法通過傳統方式感受音樂的快樂，藝術家李博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讓這些孩子能夠用音樂表達自己。

因為聽不到旋律，他們便以震動為媒介，給孩子們戴上貼片式傳感器，這些小設備能實時捕捉他們發聲時喉嚨、肌肉的細微震動，以及呼吸的變化，再將這些生理信號轉化為低頻震動，通過巨型音箱傳遞出來。

李博還規劃，收集10萬個媽媽的音頻，并通過熵增算法將這些聲音轉化為底噪，加入9分鐘的合唱中。但關于具體的算法細節，李博與合作的技術團隊仍尚不明確。

在李博看來，聾人對節奏異常敏感且穩定，對時間的理解也與健聽人存在本質差異。但長期以來，社會更多關注聽障者融入主流，并沒有反向去理解聾人的原生狀態。

的確，科學界已經有大量證據證實，聽覺的損失會由別的感官代償一部分，這讓聽障者的其他感覺格外敏銳。但社會的運作方式，是以五感健全的人群為中心的，大家潛意識中總覺得應該聾人佩戴助聽器、做耳蝸手術，來適應既定的規則。

但街舞社也好、合唱團也好，以聽障群體自身為核心，這樣生長出來的視覺、觸覺等技術方案，顯然更符合聽障者的身體直覺。

李朋程喜歡看綜藝，每次工作壓力大到撐不住的時候，他就靠看綜藝解壓。

市面上的戀愛綜藝比比皆是，卻沒有一檔是正聚焦聽人或障礙群體的。聽人們聚在一起都忍不住嘆氣：“我們想談戀愛，真的太難了。”沒有人懂，那就自己做。李朋程用手機拍攝、用AI制作字幕，硬生生做出了第一檔聾人戀愛綜藝《無聲戀曲》。

網友們年年吐槽枯燥乏味的春晚，李朋程也是在無障礙手語轉播的功能上線之后，才第一次完整看完的。他全程不舍得錯過一秒，覺得特別好，“如果有人說春晚無聊，我就打他”。

他還有一些其他愛好，比如打游戲，但MR/VR眼鏡都得語音交互，對他不友好。也跟風買過AI玩具，買回來才發現不管他說什么，玩具都沒反應，大概是聽不懂他不標準的口語，最后只能退貨。

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書名叫《人不單靠面包活著》。娛樂是一種正常的需求，就如吃喝一樣。但市面上大量的科技無障礙產品，關注娛樂需求的十不存一，只能靠聽障者們自己來做，難道科技公司都在敷衍嗎？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主導這些產品研發的仍然是健聽工程師，聽障者大多以體驗者、反饋者的身份存在，數量不多，話語權也不高。

如前所說，聽障者有自己獨特的身體經驗、生命經驗，有些東西，只有身受，才能感同。健聽人雖然真誠，也常常因為經驗匱乏，無法真正代入他們的感受。舉個例子，常常會見到全黑的小房間，來讓觀眾體會視障者的生活，但那短短的幾分鐘，跟24小時身處黑暗，是完全不一樣的心理活動。

此外，科技公司的無障礙項目往往是跟其他項目一起推進的，為了更高效地推進，產品邊界清晰，流程節奏也很快。但娛樂需求是高度個性化的，有人喜歡音樂，有人熱愛跳舞，有人沉迷短劇，公司級項目注定無法兼顧每一種小眾需求。

還有一種隱秘的桎梏，就是全社會有一種享樂羞恥。解決生存所需的燃眉之急可以，涉及娛樂的需求就顯得奢侈了、超前了。

聽人即便有娛樂需求，往往因為不想給別人添麻煩，不敢輕易提出，“我要這個產品，我要那個功能”。而對科技企業來說，娛樂項目也不敢輕易做，因為它不像AI手語主播、緊急呼救輔助等基礎功能，這些有社會價值，也更容易在內部過會、拿資源、推進。假如真心想幫聽障者做成一點事情，后者也是更務實可行的選擇。

所以，盡管大廠團隊做無障礙產品的心態蠻真誠的，也做了大量努力，吸納了聽障員工和用戶，但很多科技無障礙功能卻都是在自我感動。

其實這些問題，只需要一個事情就能全部解決，就是聽障者參與技術的角色轉變，不再被動地使用和接受現有的無障礙產品，像徐夢嬌那樣為自己開發，像李朋程那樣為自己當導演，自己定義需求、自己手搓產品，那一切就都順理成章了。

但是，舊世界的種種慣性與阻力，仍在深深地影響著一切。

當天，我跟著李朋程、徐夢嬌一行人，一同去直面一個現實難題：有了demo，該如何轉化成可落地、可推廣的成熟產品。

面向聽障的街舞軟件，在一個黑客馬拉松比賽中獲得了二等獎，當天會議的目的，是邀請更多專職設計師和工程師，幫他們優化這個demo。會議中，所有人都很努力想解決問題，但摩擦幾乎無時不在。

有街舞團成員提出，之前研發的軟件需要盯著屏幕看，舞者跳舞時常常需要背對屏幕，能不能打造一款手環，通過震動來傳遞節拍信號？這個想法剛一提出，就被在場的產品經理否定了。因為這家企業是個純軟件公司，并不涉及硬件開發，這種軟件與硬件結合的研發需求，他們做不到。

身體經驗的缺失，也導致溝通進展緩慢。在場的設計師和工程師都是健聽人士，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舞蹈愛好者，卻無法想象聽障者是如何練舞的，僅“如何學習一支新舞”這個問題，雙方就反復探討了很久。

會議結束時，很多工程師依然是帶著需求和疑惑走的。到底什么時候能完成優化、真正落地使用，沒有人能給出明確答案。

這個過程中，還有一個清晰的產業生態斷層：國內的AI生態與聽人群體的需求，是天生契合的。本土AI最大的作用是讓需求更容易顯影，門檻低、易操作，可以讓聽人輕松將想法轉化為demo，但往往沒有后續的指導和資源扶持，很多優質創意只能停留在原地。

外企的無障礙理念更先進，也有成熟的企業文化和制度保障來支撐項目，但他們習以為常的海外科技生態，難以適配國內的開發與部署環境，讓本土開發者水土不服。

就拿這款街舞軟件來說，是在國內AI開發平臺上做出來的。而幫助街舞團優化產品的，則是一家海外公司的中國團隊。這些長期做跨國項目的設計師和工程師，甚至沒有聽說過這個開發平臺，光是把項目文件完整地拷貝出來，就花了幾個小時。

（聽障者和外企工程師的會議討論）

這些斷層，是當下科技領域的另一種真實圖景：AI可以讓需求顯影，把聽障者被忽視的娛樂需求從想法變成demo，卻很難獨自跑通產品化的全鏈路。這中間，有大量環節無人接手，僅靠聽障者和簡單的AI工具是無法走完的。

我看過一位聽障創業者的演講，其中一句話被很多人劃了重點：在AI時代，將真實需求轉化為可用的產品，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能力，而這本質上考驗的，是我們對自身與外界的認知邊界。

聽覺缺失了，但AI延伸了聽障者的視覺，還原出他們的觸覺，建構出他們的情感世界……技術拓展了他們的身體邊界，進而把他們的娛樂體驗拓展得更寬、更遠、更多彩。而聽障者親手所構建的這一切，也拓展了科技無障礙領域的邊界，這是技術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塊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