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謝幕囤現3974億，高盛看好中國股市漲38%

5月2日，伯克希爾股東大會首次在巴菲特缺席的情況下召開，95歲的巴菲特已于2025年底正式卸任CEO，結束了長達60年的掌舵生涯。

一個時代的謝幕，往往同時意味著一套舊規則的退場，巴菲特一生信奉“在美國下注”，但當他本人站在離場邊緣時，他曾反復提及的一句話：“中國會持續增長，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一個幾乎從不涉足地緣政治的“奧馬哈先知”，卻在他職業生涯的尾聲，反復向市場傳遞對中國的長線信心，那么巴菲特為何不繼續下注美國了？

伯克希爾的新任CEO阿貝爾，在這次股東會上交出了成績單，公司現金儲備攀升至3974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阿貝爾解釋現金囤積的原因時解釋得極為審慎：目前的公司定價結合經濟前景和風險，“沒有興趣去收購”。巴菲特在場邊補充得更加直白，現在并未看到理想的投資環境。

為什么這些商界精英會這么判斷？從市場環境來看，10年期美債收益率維持在高位，持有短期國債即可獲得接近5%的年化收益，這使得大量現金配置具備正收益。阿貝爾明確表示現金主要配置于短期美債，形成“等待的期權”——這是為“市場真正大幅下挫”保留彈藥，標普500市盈率目前超過30倍，不符合伯克希爾的“安全邊際”原則。當無風險資產本身已經能提供可觀回報，冒險進入高估值股市的性價比自然大幅降低。

再從地緣政治風險上看，阿貝爾在股東會上直言“中東戰事影響所有業務”，說明霍爾木茲海峽的緊張局勢已經實質性影響了全球能源價格預期和保險業務的風險定價，而伯克希爾的保險業務恰恰是其整個投資浮存金體系的根基。中東戰事推高油價帶來通脹壓力，進一步影響美聯儲的政策節奏，進而波及整個資產定價體系。

伯克希爾之所以會囤積大量現金，是因為與其在煙幕中下注，不如持有現金，等待煙幕消散，這是想要尋找一個確定性。

與華爾街的謹慎囤現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另一股資金洪流正持續涌入中國。

高盛將中國企業盈利增長預期大幅上調，預測2026年和2027年的盈利增長分別達到14%和12%，并據此給出到2027年末中國股票市場38%的漲幅判斷。摩根大通同步將中國市場上調至“超配”。瑞銀、匯豐、摩根士丹利幾乎在同一時間段做出了相同方向的判斷。

這是全球頭部資本對中國市場向好趨勢的集體確認。

驅動全球資金向東轉移的根本動力，是中國經濟正從“規模擴張”轉向“技術縱深”。人工智能產業加速落地、制造業智能化改造全面鋪開、“反內卷”政策推動產業鏈利潤率回升——三大變量同時作用，讓中國企業盈利的結構正在發生質變。

當美國深陷中東軍事對抗、歐洲因能源價格高企而擠壓制造業利潤時，中國制造業的相對穩定性創造了全球資本必須配置的理由。全球“制造—能源—供應鏈”大三角在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后出現系統性塌陷，資本需要找到低風險、高確定性的區域來對沖此前的單極配置。

巴菲特從2022年大舉減持比亞迪開始被外界解讀為“看空中國”，但他在謝幕前夕反復強調中國經濟最終將超越美國。減持套現是為接班后的伯克希爾儲備彈藥，宏觀判斷則指向更長期的結構性賽跑——他從未關上中國的大門，只是在等待下一個合適的進場時刻。

資本向東流，華盛頓向北堵，這是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最根本的張力所在。

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伯恩斯曾預判：未來10年到20年，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中東，不是歐洲，是對華競爭。他要求美國“絕不能放松警惕，不能讓中國在競爭中勝出”，同時明確一條底線：不能讓這場競爭演變成雙方直接開戰。

這番話的信息量不亞于任何一份國防白皮書。過去幾年華盛頓對華競爭更多體現在“動”上，加征關稅、實體清單、技術封鎖。但2025年底美國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揭示了一種更深層的轉向：競爭正從“戰術出擊”升級為“持久戰布局”，抓手從軍事威懾轉向產業控制、供應鏈安全與關鍵核心技術主導權。

美國前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的言辭更加直白，即便北京不開一槍，也足以在未來四年內對臺灣地區造成嚴重危機。這說明美國內部對臺海局勢的評估正在從“是否會發生沖突”轉向“沖突將以何種形式發生”，軍事熱的升級是一方面，產業鏈、金融、能源、信息網絡的全域對抗才是真正的主戰場。

這場長跑的結局，最終不取決于誰封鎖對方更狠，關鍵在于誰能解決自身最根本的矛盾。

美國最大的對手從來不是中國，是自己的債務和工業空心化。美聯儲加息周期下的國債膨脹、制造業熟練工人的斷代流失、科技巨頭的壟斷僵化，每一項都是比中國更難對付的敵人。伯恩斯說“美國加上盟友比中國強大得多”在算術層面上成立，在現實執行層面需要回答一個更難的問題：當歐洲為能源價格焦頭爛額、日韓在中美之間兩頭承壓時，這條戰線到底能拉多緊？

中國同樣有自己必須跨越的坎。內需不足、人口老齡化、關鍵核心技術在某些領域仍受制于人。但中外資機構最關注的指標正在給出一個正向反饋：企業盈利的結構性改善正在發生，這是產業智能化升級和出海全球化布局帶來的內生增長。

美國試圖用關稅壁壘和對華封鎖來為自己爭取產業回流的時間，中國則在技術自主和跨境金融開放之間尋找平衡。后者一旦走通，全球資本用腳投票的方向將不再有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