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意圖發展軍工“硬實力”，但仍面臨重重限制｜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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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4月21日，日本政府通過內閣決議，完成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原則上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隨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5月初分別出訪越南、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密集外交向相關國家說明加速防衛裝備出口的新方針，并展開“軍火營銷”。有分析指出，日本放寬武器出口限制，與其防衛產業“振興”直接相關，意在通過解禁武器出口擴大產業規模和提升國際競爭力。而其更深層指向，則在于強化日本在印太安全格局中的外向干預能力。

5月5日，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國際事務研究員馬修·芬克爾（Matthew Finkel）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日本軍工發展仍面臨工程技術人才短缺、金融支持不足、關鍵制造設施欠缺、網絡安全薄弱等重重制約。然而，鑒于日本推動防務復興的政治決心已日益明確，這一轉型將深刻改變印太安全態勢與全球國防工業格局，日本自身也正從“和平國家”向擁有完整硬實力的“正常國家”加速轉變。

*本文作者：馬修·芬克爾（Matthew Finkel），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國際事務研究員，同時也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技術與人權研究員。

當下，日本長期沉寂的防衛產業正在復蘇。

受二戰后盟軍占領時期制定的憲法約束，幾十年來，日本一直奉行和平主義安全政策。從嚴格意義上說，日本并不擁有軍隊；直到上個月，日本政府仍禁止出口致命性武器。社會文化觀念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和平主義取向：長期以來，日本民眾一直將鷹派政治人物和防衛企業譏諷為“死亡商人”。這些限制與觀念對防衛生產有深遠影響。

日本幾乎完全依賴美國來保障其安全，并依賴美國提供軍事裝備。日本防衛產業僵化遲緩、缺乏競爭力，部分原因在于長期以來，資金緊張的自衛隊一直是其唯一客戶。防衛工業基礎的瓦解——也就是日本在戰時武裝自身能力的削弱——一度看起來已不可逆轉。

1月11日，日本陸上自衛隊第一空降旅正在進行一年一度的新年軍事演習。圖源：路透社

如今，這一現狀正開始動搖，而且速度驚人。在政治和文化層面，日本正圍繞一種截然不同的防衛觀念，重新調整自身定位。這種觀念更契合當下的產業政策取向和安全挑戰。過去人們主要質疑防衛生產，而現在，這種質疑正被兩種更深的憂慮所壓倒：一是對中國進取姿態的擔憂，二是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出現裂痕的恐懼。

幾十年來，日本防衛產業一直籠罩在軍國主義的歷史陰影之下。如今，它正迎來一場“復興”。若能突破產能不足、網絡安全薄弱、對華經濟依賴等瓶頸，日本或可重新定義自身的安全角色，進而重塑全球軍火市場。

東京的“時代轉折”（ZEITENWENDE）

多年來，歷任美國駐日大使一直敦促日本更加認真地對待自身安全。如今，日本的安全思路開始轉變。這源于對中國的擔憂、對美國安全保障信心的減弱，以及對烏克蘭局勢可能在亞洲重演的擔憂。

在日本關于國家安全關切的民調中，中國已常常位居首位，甚至超過了朝鮮導彈威脅。如果臺海局勢升級，美日防務規劃者有一個共同判斷：以日本軍力目前的狀態，將不足以應對這一挑戰；日本現有的導彈庫存和防衛制造能力，也無法支撐一場長期沖突。

日本目前正處于一項五年“漸進式承諾”的第四年：到2027年，將國防預算從2022年的約350億美元提高一倍至約600億美元。按絕對規模計算，日本如今已是世界第九大軍事支出國。政府合同的規模已經足以讓防衛企業實現盈利，也有越來越多企業開始爭搶利潤豐厚的采購合同。

近年來，日本已經開始推進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防衛項目：

日本防衛省防衛裝備廳正與意大利和英國聯合研發第六代隱形戰斗機；

日本防衛工業巨頭三菱重工則正在建造一種新的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這實際上將成為日本的第一種彈道導彈；

此外，三菱重工還在建造澳大利亞去年訂購的11艘最上級護衛艦，這是東京首次達成此類軍售。

5月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國會大廈簽署經濟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圖源：路透社

長期關注日本的觀察人士，早已習慣了日本共識型政治近乎冰川般緩慢的節奏，因此，東京官僚體系如今以如此果斷的方式撤除已存在數十年的防衛監管壁壘，令他們頗感震驚。

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于2022年率先為政策調整打下基礎，但防衛工業領域這場變革的真正推手，是新任領導人高市早苗。她在2月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擁有了足夠的政治授權來驅動官僚體系落實改革。目前，日本軍工產業已在她的推動下向全球市場敞開大門。

如今，日本正努力向一種更現代的防衛理念轉型。

防務規劃人員已經從烏克蘭戰爭中認識到，過度投資所謂“精致武器”存在危險——這些大型、昂貴的防務平臺在實戰中會成為極具吸引力的打擊目標。日本如今正把更多資金投入更廉價、可大規模生產的無人平臺；投入在長期沖突中保持武器運轉的能力；也投入能夠從安全距離打擊對手的武器系統。南海的任何沖突都可能涉及無人機蜂群、自主水下航行器、網絡能力、依托太空的影像與通信技術、復雜的干擾工具，以及用于協調這一切的人工智能。

目前，日本經濟產業省已將無人機指定為《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中的“特定重要物資”，并設定到2030年建立國內可量產約8萬架的體制。

與此同時，日本也在投資傳統彈藥生產。烏克蘭戰爭中導彈庫存消耗之快，以及伊朗戰爭期間海灣阿拉伯國家攔截彈消耗之迅速，都給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通過這種優先事項組合，日本希望在有限預算下切實增強自身威懾能力。

但日本防衛產業的繁榮并不只是出于安全考量。將投資引向航空航天、造船和軟件等先進制造領域，是東京在經歷數十年增長乏力后重振經濟戰略的核心支柱之一。日本防務規劃者也希望，這些投資能夠向特朗普政府表明，日本正在承擔自己應負的安全責任。

日本軍工可能改變區域安全格局

日本進入防務領域的新動作，其影響遠遠超出本國邊界。如果日本抓住了時機，日本防衛產業可能重塑長期由少數供應國主導的全球軍火工業。

美國迄今仍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國，生產的是高成本、高性能平臺，包括F-35隱形戰斗機和“薩德”系統（THAAD）。但對許多潛在買家而言，這些系統不僅價格高得令人望而卻步，而且也越來越不符合當代防衛理念。后者更強調成本較低、可消耗、能夠大規模生產的裝備選擇。更嚴重的是，美國防務企業如今已無法滿足全球激增的需求——即使有錢支付的客戶，也面臨漫長等待期和交付日期一再延誤，因為美國企業正艱難應對供應鏈保障問題。

俄羅斯和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兩個競爭對手，出售的裝備價格要低得多，但多數美國伙伴并不愿意承受從對手那里購買裝備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后果，也不愿承擔潛在安全漏洞。此外，俄羅斯裝備在烏克蘭戰場上的表現引發了人們對其在現代戰爭中作戰效能的質疑。

如果日本防衛產業復興取得成功，它將意味著一種全新的武器來源：由中等強國為中等強國提供武器。日本的客戶名單僅限于已與其建立正式防衛轉讓關系的國家，這也使得能夠獲得日本日益擴大的武器庫的，將主要是歐洲和東南亞的美國伙伴。這些國家可能獲得一個新防衛供應方，獲得更多能夠縮短交貨等待時間的工業產能，并為軍火市場注入新的競爭。

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都已表示有興趣購買日本防衛系統，其中包括簡化版的最上級護衛艦。馬來西亞和越南也可能成為受益者，因為它們與日本已有技術轉讓協議，在海上威懾方面擁有共同利益，并且過去已有購買日本非致命性防衛產品的記錄。從長期看，日本產品可能使遏制中國海上影響力變得成本更低、難度更小。

5月4日，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左）在簽署一項新的防務協議后，會見印度尼西亞國防部長沙夫里·沙姆蘇丁（Sjafrie Sjamsoeddin）。

對歐洲許多國家而言，日本的防衛革命同樣來得很快。烏克蘭戰爭暴露了歐洲供應鏈的脆弱性，也暴露了彈藥儲備的局限。經過四年對基輔的持續支持，歐洲武器庫存不斷見底，迫切需要重新武裝，同時也不愿繼續依賴一個日益不可靠的美國來提供物資。日本已經開始進入歐洲防務市場：今年2月，日本派代表團前往芬蘭和瑞典，以深化與兩國的防衛技術關系。

日本軍工發展困難重重

實現日本的防務雄心并不容易。

經過數十年的投資不足，日本缺乏工程技術人才和工業產能，也必須對一批關鍵制造設施進行改造升級。潛在客戶將密切關注日本能否按時向澳大利亞交付最上級護衛艦。

對中國的依賴則是另一重復雜因素。盡管日本在保障供應鏈安全方面已經取得進展，但其軍事裝備所需的零部件仍依賴中國。

此外，多數日本防衛承包商實際上只是大型工業或科技集團內部的一個部門，防衛業務在其營收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它們許多利潤更高的業務部門，仍然依賴中國市場。到目前為止，日本主要防衛企業仍愿意生產中國可能認為具有威脅性的產品，但隨著中國反制持續升溫，這種權衡可能開始發生變化。

2023年，日本前五大防衛企業的軍品收入。其中三菱重工軍品收入最高，但僅占總收入僅12%。圖源：彭博社

日本企業在鎖定海外防衛合同方面也面臨挑戰。傳統上，日本企業更多將防衛生產視為一種公共服務，而不是一項可行的商業業務。它們并不習慣為海外防衛合同進行游說，日本政府也不習慣為它們提供這方面支持。相比之下，韓國則以積極推銷本國防衛企業產品而聞名，并會派出高規格外交代表團，為本國供應商促成交易。要在全球軍火市場中穿梭周旋，需要一套日本尚未形成的能力。

同樣，日本防衛企業還需要融資支持，以擴大工業產能。企業一方面受到財政省節儉作風的約束，另一方面也受限于規模較小且較為謹慎的國內風險投資生態。硅谷風險投資機構或許可以在填補這一缺口中發現機會；鑒于美日共同的安全利益，美國政府本身也可以考慮直接資助日本的相關努力。

然而，對日本而言，最緊迫的問題是網絡安全狀況不佳。日本的脆弱性已在多次網絡入侵事件中暴露無遺，也讓華盛頓對與這一親密盟友共享情報所帶來的風險感到警惕。部門監管分散、法律限制較多以及人才儲備薄弱，都制約了日本網絡防御能力的發展。這些弱點會削弱日本的軍事能力，也損害其作為防衛技術伙伴的信譽。日本能否抵御對手的網絡攻擊，并保護自身及伙伴的知識產權，將決定防衛資金能否真正轉化為安全能力。

中國對日本強化防衛能力表示不滿，除制裁多家日企、收緊關鍵礦產出口外，還勸阻本國游客赴日。中國媒體也嚴詞批評日本決定出口致命性武器，指這是回歸二戰軍國主義之舉。然而，地區內一些國家另有盤算：今年4月，菲律賓在二戰后首次允許日本戰斗部隊入境參加聯合演習；5月，越南高規格接待高市早苗，討論關鍵礦產供應鏈及南海安全問題。

如今，高市早苗及其政府依舊在推進軍工進程。重建日本防衛工業基礎將需要多年時間，前提是它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諸多障礙。然而，日本正展現出其擁有迎接這一挑戰的政治決心。

文章原標題為“The Return of Japanese Hard Power：Why Tokyo Is Bulking Up It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于2026年5月5日發布于《外交事務》雜志官網。 中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內容有所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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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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