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怎么記錄紐約的腐爛

作者：Nathaniel Rich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The Criterion Collection

（2024年7月25日）

也許很難想象，五十年前的紐約正走向底特律的老路。紐約人以數十萬計地逃離這座城市，縱火案以街區為單位計量，城市債務每年增加十億美元。1977年的一項全國民調顯示，認為紐約是「宜居之地」的美國人比例已跌至6%。這座城市在其居民中的口碑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中有一百萬人被迫依靠福利救濟度日。四十五萬個制造業崗位消失殆盡，每年有三萬套公寓遭到廢棄，僅布朗克斯區每天就發生十起火災。在經歷了漫長的繁榮歲月之后，這座城市似乎終于走向了衰敗。當福特總統讓紐約「去死吧」的時候，它早已名存實亡。

如果說紐約已是一具死城，那么這具腐爛軀體的心臟——被人類中的蛆蟲與糞甲蟲啃噬殆盡的地方——便是時代廣場：

「這里聚集著社會的底層渣滓，人間敗類，連特蕾莎修女也懶得搭救的那種人……腦子燒壞了的布道狂人自顧自地在街頭嚎叫；體重三百磅的妓女掀開衣襟，用一對大奶攔截過往車流。老擦鞋匠提供所謂的『唾沫拋光』，吐出的痰液比鞋油還多——盡管如此，你要是真開口要求擦鞋，有些人反而會用看瘋子的眼神打量你。奄奄一息的『人形植被』在被查封的門洞里扎根，泡在自己的排泄物中——他們大多數人的口袋都被流浪漢劃開，那些人在翻找他們用來買廉價酒的零錢……」

這段文字出自喬希·艾倫·弗里德曼1986年的《時代廣場傳奇》，這本書即便稱不上是20世紀70年代時代廣場的「圣經」，也堪稱其《一千零一夜》。這些奇聞軼事之所以令人不安，根源在于歷史背景——弗里德曼當年的讀者，大多還記得舊時代廣場的輝煌：那些龍蝦宮殿、屋頂花園與金碧輝煌的大劇院；作家奧斯卡·漢默斯坦、戲劇制作人弗洛倫茨·齊格菲爾德、出版人阿道夫·奧克斯、記者達蒙·魯尼恩、專欄作家沃爾特·溫切爾共同締造的那個璀璨眩目、令人沉醉的世界。時代廣場的衰落可以追溯到大蕭條時期——正是那個年代帶來了低俗滑稽秀、跳蚤馬戲團和一角錢的舞廳——但真正的徹底崩塌，卻要等到70年代。昔日百老匯的華美殿堂被隔斷改建成廉價連軸轉電影院（Grindhouse Theaters）；四十二街淪為臭名昭著的「墮落街」，脫衣舞讓位于偷窺秀，偷窺秀又讓位于現場情色表演。然而即便如此，在弗里德曼的記錄中，仍能在污穢與惡心之下，隱約察覺到一絲截然相反的弦外之音——嬉笑、粗鄙，甚至某種亢奮的快意。這不禁令人生疑：這段時期的種種丑陋駭人——城市歷史上最黯淡的篇章之一——為何聽起來總是如此……好玩？

好萊塢幾乎是在第一時間便意識到了墮落街那種淫靡、危險而又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以及如何將這種魅力迅速變為票房的辦法。時代廣場最為衰敗混亂的時期，也恰恰是「時代廣場電影」最輝煌的黃金年代。若把這一時期的作品簡單概括為一種「電影類型」，未免太過粗糙，因為其中許多影片其實更容易被歸入其他類別——恐怖片、驚悚片、黑人剝削電影、神經喜劇等。但凡是在時代廣場拍攝或以其為背景的電影，又都不可避免地共享著某種共同氣質：它們的風格、題材，以及道德感知方式之間，存在著清晰的親緣關系。而在這些電影驟然興起、攀上高峰、再緩緩消散的軌跡之中，你幾乎能夠辨認出一股浪潮的形狀——「時代廣場新浪潮」，或者更準確地說：「墮落街新浪潮」。

回望歷史，開啟這一浪潮的那部影片，反而成了其中最格格不入的異類。《午夜牛郎》（1969）以一部成長小說的樣貌登場：一段從得克薩斯腹地奔赴四十二街的旅程，同時也標志著一種過時男性文化符號——牛仔——向其篡位者、那個油滑的都市掮客的歷史性交接。身著麂皮流蘇夾克、斜踩騎士靴、穿著繡有珍珠紐扣花襯衫的喬恩·沃伊特，將喬·巴克演繹成一個土包子心目中對甜膩午場偶像的最高想象。通過一系列仿佛從《關山飛渡》或劇集《荒野鏢客》某集中移植而來的片段，我們得知他在小鎮上有個漂亮女友，在餐館里也有份說得過去的工作。然而可憐愚鈍的喬卻活得郁郁寡歡。他被一個金粉閃爍的紐約幻夢所撩撥——一個我們不難推斷是他從「大得克薩斯」露天影院那足球場大小的銀幕上汲取而來的幻夢。正是這塊銀幕，在影片開場以極端特寫的方式占據了整個畫面。由于時值白晝，影院尚未開放，那塊空白的銀幕宛如一塊巨大的白板，供喬將他的希望、他的不安、他的欲望，一一投射其上。

《午夜牛郎》

喬最大的渴望，是混成一名情場掮客，靠勾引有錢的家庭主婦騙光她們的家產。然而從喬在時代廣場那家廉價旅店領到房間鑰匙的那一刻起，影片便不再以西部片的節奏推進，而是滑入了黑色電影的軌道：一場從天真到幻滅、再到徹底沉淪的緩慢墜落。那個蛇蝎美人、那個狡黠的誘惑者的角色，出人意料地落在了達斯汀·霍夫曼飾演的里科·「老鼠」·里佐身上。隨著兩個男人之間一段近乎同性曖昧的兄弟情誼悄然滋長，「老鼠」將喬一步步引入泥潭更深處。喬本是懷揣著《成功的滋味》般的美夢來到時代廣場，到頭來卻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場由《他和她》與《禽獸》（The Animal）組成的雙片連映里，無處可逃。

喬的沉淪既迅疾，又無可挽回，毫不留情。他從一開始就負債累累。廉價旅館的門房索要小費，電視要投幣才能看，他的第一次「獵艷」成果不僅沒換來一個銅板，反倒被對方倒打一耙要走了錢。沒過多久，喬就和「老鼠」一起蝸居在一棟被查封的廢樓里挨凍，靠賣血換八塊錢，還在一家色情影院里任由一個孤獨的男人（年輕、尚未蓄須的鮑勃·巴拉班飾）為他口交。喬那個由膠片堆砌起來的紐約美夢，最終敗給了冰冷而殘酷的現實——時代廣場的現實。

安東尼·比安科在《四十二街的幽靈：美國最聲名狼藉街區史》一書中這樣記述這段時期：「人行道上瓦礫遍地，許多樓宇空置荒廢。」百老匯的劇院將晚場謝幕時間整整提前了一個小時，「好讓觀眾趕在劫匪占領時代廣場之前趕緊脫身」，而那些通宵放映情色剝削片的影院的慘狀，則以「中途影院」最為典型——那里墮落到何種地步呢？影院里「被精液浸濕、黏糊糊的地毯」上，竟「長出了一片蘑菇叢林」。在《午夜牛郎》中，時代廣場的現實帶著「老鼠」那種結核病人般干咳狂笑的輕蔑，無情地嘲諷著喬·巴克的美夢。

在最后一次屈辱中，喬終于意識到，他那身用來武裝自己的鎧甲——流蘇夾克與珍珠紐扣襯衫——非但沒讓他顯得高人一等，反而淪為眾人的笑柄，甚至更糟。「你那套牛仔大傻冒的派頭，除了四十二街上那幫男妓，誰都看不上眼，」「老鼠」冷笑道，「那是基佬的玩意兒！」男子氣概遭到踐踏，雄風掃地，皮夾克臟污不堪，喬被迫放棄了他的紐約夢，接受了一個更加凄涼的命運——佛羅里達。

隨著「墮落街」愈發滑入無法無天的污穢深淵，以時代廣場為背景的影片所給出的道德算式，也悄然發生了反轉。再沒有人假裝紐約還是那座充滿機遇與魅力的城市。時代廣場的蒙太奇鏡頭——通常出現在片頭字幕中——轉而被用來將觀眾安置進一個野蠻、墮落的現實之中：在那里，任何救贖的可能都無從想象。「夜里什么人都有，都鉆了出來。」《出租車司機》（1976）開場不久，特拉維斯·比克爾便如是說。他駕車穿過雨夜的時代廣場，帶著捕食者般的慵懶，路過一家裸體書店、一群站街女、一塊寫著《德州電鋸殺人狂》與《猛龍過江》雙片連映的影院招牌。這絕非伍迪·艾倫鏡頭里體面的紐約：「婊子，騷貨，雞奸客，娘娘腔，基佬，癮君子，吸毒鬼，毒販。總有一天，一場真正的大雨會落下，把街上這些渣滓統統沖干凈。」比克爾最終會得出結論：他自己，就是那場雨。

《出租車司機》

偵探約翰·沙夫特（《黑街神探》，1971）同樣認定自己就是那場雨——還是那道雷。他硬氣到敢把偵探事務所開在時代廣場的正中心。從他辦公室窗口望出去的景象，與《午夜牛郎》中喬·巴克旅館房間窗外的畫面幾乎一模一樣；正是從那扇窗口，沙夫特把一個黑幫分子扔了出去，活活摔死。除了這里，世上還有哪個地方配得上讓沙夫特把招牌堂而皇之地掛出來？

在《天生大贏家》（1971）中，喬治·席格飾演的J是個迷人的海洛因癮君子兼街頭混子，渾身散發著時代廣場土生土長的那股滿不在乎。他就是這樣的家伙——大搖大擺走進四十二街上的一家雞尾酒吧，徑直闖入辦公區，對著秘書咧嘴一笑，撩撥地問道：「保險箱在哪兒？」而且他差一點就得手了——竟然把那只巨型保險箱從夜店的旋轉門里硬生生拖了出來，之后被一輛巡邏車驚得手一松，箱子「哐」地砸在人行道上，他撒腿就跑，轉眼消失在夜色里。

《天生大贏家》

鬧劇喜劇用來講述一個無家可歸的海洛因癮君子無可挽回的沉淪故事，似乎是個奇怪的選擇，但正是這種基調上的錯位，構成了時代廣場系列電影最獨特的魅力。（安德魯·伯格曼1981年的情色喜劇《發財牛仔褲》，講的是一位英文教授返回紐約營救深陷黑幫泥潭的父親，結果反倒和一名黑幫情婦搞起了婚外情——這部影片把這套公式推得更遠，徹底滑入了卑劣的滑稽鬧劇。）如果說時代廣場是一座當代地獄，那么這些影片里的主人公則學著撒旦的腔調（借自約翰·彌爾頓的筆下）：「與其在天堂里伺候人，不如在地獄里稱王！」《天生大贏家》的喜劇效果，正源于J對自我毀滅的執著——不計一切代價。與喬·巴克不同,J并不抗拒自我毀滅;他只想盡可能地延續那份迷醉。他的人生信條由他的同伙，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比利說得最為透徹。「我愛這種生活,」在生命的最后幾個小時里,炸藥躺在時代廣場中央的一張長椅上如此感嘆道。

太愛這種日子了！因為每天早上一睜眼，我們就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再去搞一袋粉。我才不會拿這種日子換什么呢。絕對不換，因為我們這日子是有奔頭的，你懂我意思吧？這世上又有幾個人能說出這種話？

和比利能說出這種話。約翰·沙夫特能說出這種話。甚至特拉維斯·比克爾也能說出這種話。最近沒重溫過《出租車司機》的觀眾，可能會忘了——這部時代廣場題材中最陰郁的影片，并不是終結于那場雛妓妓院里血肉橫飛的槍戰，更不是終結于比克爾脖子中彈、血流不止的畫面。銀幕漸漸黑下，幾個月后我們再度切入劇情，方才得知比克爾奇跡般從昏迷中蘇醒，因從皮條客手中救下一名雛妓而被奉為英雄（貼在他公寓墻上的報紙頭條赫然寫著：「出租車司機大戰黑幫」、「孩子父母表達震驚與感激」、「出租車司機英雄壯舉」）。在影片最后一場戲里，比克爾甚至反過來甩了那位曾經甩過自己的高傲戀人（斯碧爾·謝潑德飾）——此前，他還帶她去時代廣場的「抒情」影院約會，看的是《甜美蘇珊》。借用亞里士多德的術語來說，《出租車司機》的結局并非悲劇，而是喜劇。

時至今日，再觀看這些影片，你便不可能不與另一種希臘式的情感產生共鳴——那便是鄉愁。因為對時代廣場命運擁有最終發言權的好萊塢勢力，其實是迪士尼。而迪士尼說：這種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盡管早在1980年，市長埃德·科赫便已開始著手推動這一街區的改造構想，但真正吸引私人資本蜂擁而入的轉折點，卻要等到1993年——那一年，迪士尼公司同意修復四十二街上的新阿姆斯特丹劇院。此后，時代華納、維亞康姆、AMC、玩具反斗城、麥當勞、摩根士丹利、保德信紛紛入場，再加上各類歷史保護協會與政府規劃委員會從旁推波助瀾，他們將舊時代廣場系統性地夷為平地——連同它能為好萊塢提供的一切敘事誘惑，也一并鏟除殆盡。你能說得出90年代——或之后任何一個十年——最具代表性的時代廣場電影是哪一部嗎？

這些變化并非全然是災難，從總體上看，甚至也算不上是壞事。被老鼠啃噬殆盡的劇院得到了精心修復；房地產價格節節攀升；持刀傷人、強奸、綁架等案件大幅下降；蘑菇也不再在濕透的地毯上肆意生長。然而，某種珍貴的東西卻已永遠地丟失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紐約客，今天走進時代廣場，也難免會有一種游客般的疏離感。我們清楚地知道得到了什么——那簡直可以用稅收賬簿一筆筆算出來。可究竟失去了什么？答案就藏在那些影片之中——那些影片記錄下了紐約昔日的模樣：那時的它困苦不堪卻仍能給人意外，黯淡蕭索卻昂首不屈，陰郁森冷卻又微光閃爍。換句話說，那時的它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