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6日,中南海勤政殿里坐滿了人,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陳云、鄧公,好幾位重要領導都在。
石油工業部部長李聚奎帶著副部長康世恩坐在匯報席上,他那一年41歲,剛從蘇聯考察回來沒幾天,是當時最年輕的副部長之一。
他翻開花了大半個春節寫好的提綱,清了清嗓子,準備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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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念上幾句,毛主席忽然擺了擺手,笑著打斷他:“你不要念了,你那里有本本,我這里也有本本。就隨便說吧。”
毛主席這次打斷,不是為難康世恩,更不是針對石油部。在那之前,毛主席已經連續聽了好幾個部門的匯報。他有個習慣,誰要是照著稿子念,他就打瞌睡。
在他看來,念稿子容易變成走過場,只有真正裝在腦子里的東西,才值得好好說、認真聽。
這場匯報,究竟有多特殊呢?
1956年,新中國成立才七年多,到處都要建設。
鋼鐵、工廠、汽車、飛機、拖拉機,哪一樣離得開石油?可當時全國的石油產量少得可憐。
1949年,全國能開采的原油只有12萬噸,連一個中等煉油廠一年都不夠燒。
到1952年,靠著苦干提到了43.5萬噸,可連全國需求量的四分之一都填不上。剩下的缺口只能花外匯去國外買。
更要命的是,當時國際上不少專家都唱衰中國找油。
早在1922年,美國一家權威地質調查機構就公開說,中國大部分是古老地塊,不可能有大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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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傳了幾十年,雖然很多人不服氣,可真拿起鉆機往地下鉆,又常常撲空。
1955年出現了轉機。這一年全國人大決定撤銷燃料工業部,新成立石油工業部,專門啃石油這塊硬骨頭。
打過半輩子仗的“將圣”李聚奎被任命為首任部長,他沒含糊就上了任,帶著干部一頭扎進大西北。
也就是在1955年,新疆準噶爾盆地西北邊緣的黑油山附近,一口叫克一號井的探井噴出了工業油流。
這個消息像一劑強心針,扎進了所有關心石油的人心里。
同一年9月,時任部長助理的康世恩領了一個任務,帶隊去蘇聯考察石油工業。
當時蘇聯的石油技術全球領先,康世恩想著好好學幾手回來。
他在蘇聯跟著石油地質學家布羅德、總地質師米爾欽柯,跑了不少油區,能問的就問,能記的就記。
直到1956年初,過年前后,康世恩才從蘇聯回來。
剛進家門,李聚奎就找來了,告訴他中央通知石油部要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間定了,部長和副部長一起去。
康世恩一聽就緊張了。按規矩,部長匯報是正理,副部長一般不跟著。
但李聚奎到石油部才幾個月,情況還沒完全摸清,這次破例讓康世恩跟著去,說白了就是讓他站到前頭。
康世恩趕緊打電話問水電部的劉瀾波和國家計委的孫志遠,他倆剛匯報完,毛主席都問了啥。
劉瀾波說,主席問得特別細,小到發電是怎么回事,大到整個電力規劃,問了個底朝天。
孫志遠告訴他,從石油怎么生成的,到礦藏形態、勘探方法、開采流程、煉油路線,再到發展戰略,每一個環節都要心里有數。
康世恩聽完更緊張了。那年春節他沒過好,一頭扎進資料堆。
石油地質勘探是他的老本行,蘇聯又剛學了新東西,這部分還能應付。
可煉油環節他不熟,就跑去找煉油研究院的專家請教,汽油分多少號、柴油凝固點怎么算、分子式怎么寫,一一問清楚寫下來,列了個厚厚的提綱。
2月26日那天,康世恩穿戴整齊,跟著李聚奎走進勤政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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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已經坐定了,先問了問康世恩是哪里人、什么經歷,氣氛還算松快。
等李聚奎說了幾句開場,康世恩翻開提綱開始念,很快就有了被打斷那一幕。
毛主席叫停念稿子之后,緊接著問了一句:“地質年代是怎么劃分的?根據是什么?”
康世恩松了口氣,這題他熟。
他講了地球不同發展時期的特征,主要靠古生物化石來區分。
毛主席點點頭,又問:“那為什么叫第三紀、白堊紀、侏羅紀?名字從哪兒來的?”
康世恩回答,按照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地點和地質剖面來命名的,比如白堊紀的代表地點在英國,侏羅紀的名字源于歐洲的侏羅山,而中國的震旦紀,名字就來自北京南口地區。
毛主席聽完接著問,石油是怎么生成的?
康世恩如實說了,世界上兩大學說在打擂臺,一個叫有機生成說,一個叫無機生成說。
毛主席問,你贊成哪一種?康世恩說,贊成有機生成說。
毛主席追問,有機物怎么就能變成石油了?康世恩就把石油生成的過程講出來,在地下經歷上百萬年,在特定溫度和壓力下慢慢演化出來的。
毛主席聽得很仔細,又問有油的地方一定有天然氣嗎?有氣的地方是不是必然有油?康世恩一一作答。
接著毛主席又問怎么找油,什么叫“構造”。康世恩一邊說一邊畫,把背斜、向斜、儲油構造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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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又轉到煉油環節。原油從地下采出來之后,怎么變成汽油?汽油為什么要分不同標號?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索性拿起筆,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個一個寫出來,遞給毛主席看。
毛主席接過去,仔細端詳了一番。
康世恩還講了柴油含蠟多少對凝固點的影響,含蠟多了天冷就凍成坨,跑不起來。
毛主席當即說,這非常重要,中國嚴寒地帶不少,你們要把這個放在心上。
接著又討論中國的勘探方向,哪些地方最有希望。康世恩結合剛學的蘇聯經驗,談了陸相沉積地層里大規模找油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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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場匯報變成了一場漫長的問答,毛主席一直在問,問題像小刀一樣削掉空話,把核心一個接一個拎出來。
康世恩后來回憶說,這次匯報在他腦子里打了很深的烙印。
他從這句打斷里明白,沒有完全把握就不要念現成的稿子,手里真正抓住的東西才能端上桌。
這場對話沒有就此結束。
匯報完不到兩個月,康世恩就帶著工作組和蘇聯專家趕往新疆北部的黑油山。
那里的克拉瑪依油田在1955年才打出第一口有希望的井,內部還在爭論要不要擴大部署。
康世恩到了之后,自己爬上戈壁灘,在烏爾禾一帶轉了個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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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來后干脆拍板,不要光在山前地帶轉圈,要大踏步走上準噶爾盆地西北部的地臺區域。
此后半年多,在克拉瑪依至烏爾禾方圓近四千平方公里范圍內,擺開了十條鉆井大剖面,一口氣打了大量探井。
到1956年9月,23口探井噴出了工業油流,克拉瑪依油田含油面積一下探明了130平方公里,這是新中國石油勘探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大突破。
此后石油系統信心大增。1958年,黨中央決定石油勘探重點向東轉移,康世恩又把松遼盆地定為主戰場之一。
一年后,松基三井在大同鎮高臺子開鉆,在地下千米深處的巖芯里見到了飽滿的含油顯示,大慶油田就此走上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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