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兩場緊密關聯的會議在中國傳媒大學接連舉行,將人工智能浪潮對藝術領域的沖擊,從業界的討論推向了教育領域的思考。
4月27日舉行的2026世界藝術與科技對話電視分會場活動,其主題是“未來已來:智能時代的視聽變革”,多國專家共話“AI生成內容、虛擬制作、人機協同創作”等新技術如何重構一切。
兩天后,一場更具針對性的會議“從數字到數智——藝術與科技人才培養研討會”舉辦。近300名全球藝術科技教育領域的學者與從業者,試圖回答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當技術深刻重塑創作生態之時,人才培養的體系與邏輯該如何重構?與會者形成的共識是,必須“直面數智技術帶來的創新活力與倫理挑戰”,并培育“具有人文底蘊的復合型數智藝術人才”。
藝術教育的核心價值究竟何在?它要培養的,究竟是工具的嫻熟使用者,還是無法被工具替代的、有“靈魂”的創作者?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了相關領域的專家,試著厘清這些問題。
AI正在打通不同創作領域的底層技術 技巧差異被技術抹平
人工智能對藝術教育的沖擊是“顛覆性”的。中國傳媒大學動畫與數字藝術學院院長王雷的看法是,AI沖垮了傳統藝術教育的“技能壁壘”。
“以前,相當多院校藝術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于技能壁壘。所謂技能壁壘,即通過學院式培養,讓一個人在數年內從事同一技能訓練。這些技能是普通人在短期內難以達到的,因此成為其‘護城河’,即手藝。”他說,“然而,AI工具的出現使得畫一個很好的插畫、制作一個短片或一張漂亮圖片等專業人員的專屬技能,成為普通人甚至小學生都能學會的事情。”
技能壁壘的崩塌速度遠超想象。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黃心淵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感慨,如今學院制作教材時,往往“剛完成,基本就廢棄了”,因為“變化太快了”。
“以前的技術迭代速度可能以年來計算,現在的速度則以天來計算。”他說。
更深層次的顛覆在于專業邏輯本身。黃心淵解釋,AI正在打通不同創作領域的底層技術。“以前動畫和視頻真人拍攝,在技術層面上完全是兩種形態。而現在底層邏輯打通后,你會發現都可以用AI制作。”他由此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就開玩笑地說,再發展下去,以后是不是設置一個視聽專業就夠了?因為這個專業既可能做實拍的效果,也可以做動畫的效果。”
當技巧差異被技術抹平,藝術教育又該如何發力?“藝術院校現在面臨的最激烈競爭并非來自其他藝術院校,而是那些傳統上并不做內容創作的人。”王雷分析:“現在差異被拉平,最重要的不再是技巧,而是你要表達什么,你腦子里有什么。”
用王雷的話說,藝術教育的內核必須發生根本轉向,即“從培養工具人轉向培養藝術家和創作者”。未來的藝術家,其核心競爭力在于“豐富的知識、對社會有獨到觀察、對人類情感有敏銳感知”,以及“肚子里有更多的貨”。教育的重心,正從訓練“如何表現”的手藝,轉向培養“表現什么”的頭腦與靈魂。
“在AI時代,基礎與綜合素質愈發重要,即閱讀量、知識儲備和個人趣味性。相比表達技巧,內容本身是否有趣更為關鍵,因為AI工具學習成本低,人人都能掌握,此時內容的重要性凸顯。”王雷說。
學生工具應用能力可能超越老師 教學范式與教師角色都在重塑
面對沖擊,高等教育開啟了學科與專業的調整,中國傳媒大學走在這場變革的前列。據黃心淵介紹,近幾年學校一直在進行專業優化調整,“新增符合時代需求的專業”。
用王雷的話說,這種調整或將成為高等教育的“常態”,因為“如果大學教育滯后于時代,那將對孩子們很不負責任”。在產業端,高校與前沿企業深度綁定。“學院會第一時間把新技術引入課堂,但不會讓它們主導教學。我們要讓學生夯實基礎,用扎實的基礎形成自己的競爭力‘護城河’,同時掌握新技術。”王雷說。
教學范式與教師角色都在重塑,知識的壟斷權在互聯網與AI面前已然失效。王雷對此深有感觸:“以前的老師是知識的傳遞者,但在互聯網普及、AI出現后,知識壁壘已經消失。AI知道得比任何一個老師都多,所以老師必須完成自我革命。”
他給出了新的定位:“我們留下的是經驗。很多時候,我們會成為課堂的組織者和創新的引領者,這是因為我們做過研究、創作,走過彎路。”
為了應對“學生工具應用能力可能超越老師”的倒掛局面,黃心淵介紹了該校的實踐:“每周邀請一線企業人員分享企業面臨的問題、使用的工具及討論內容,老師從中學習。”
全球范圍內的教育者也在協同探索,全球設計思維聯盟主席烏里·溫伯格與中國傳媒大學合作開設的“人工智能設計思維實驗室”(AIDT實驗室),便是這種探索的體現。溫伯格認為,這個實驗室標志著“一個新篇章的開始”。在這個篇章中,大學在人工智能時代的轉型“以主動、自覺、共創的方式得到陪伴”,目標是塑造“混合智能”的未來。
“媒體的未來從來不是由技術單獨決定的。它是由人類理解技術、圍繞技術組織協作、并將其融入文化、教育與社會的具體方式所塑造的。”溫伯格在演講中說。
溫伯格現場提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如何確保這個智能媒體新時代仍是以人為本、富有意義且負責任的?
“人工智能不僅僅是給了我們更好的工具。它改變了人類與媒體創作之間的根本關系。有史以來第一次,機器不再只是存儲、傳輸或渲染媒體。現在它們生成文本、圖像、視頻甚至音樂。這改變了一切。它改變了作者身份、創造力、制作流程、教育以及媒體機構的角色。”他說。
技術狂奔帶來的倫理與法律挑戰 AI時代要確認“人”的核心價值
技術狂奔帶來的倫理與法律挑戰,同樣也是無法回避的全球性議題。王雷指出了AI對現有著作權法的巨大沖擊,因為“AI模型都是對互聯網上的已有內容進行學習,而這些內容的獲取往往未經許可”。
對于使用真人生物特征進行AI生成的行為,王雷認為“應嚴格禁止,甚至應納入法律和刑法范疇”。在法律滯后的周期里,他預見將暫時依靠“道德、倫理和公眾討論來規范”,在支持和反對的博弈中,“逐漸形成新的社會治理模式”。
英國文化教育協會的韓蘇則從藝術家的角度提供了另一種思考。他援引其報告《失明的技術需要藝術家》中的觀點,指出“藝術家將文化多樣性融入技術”,并能“提出技術應用的替代方案——這些方案圍繞可持續性、社群和人類價值構建”。藝術家的工作,在于引導技術走向真實的社會需求,并對其保持批判性。
無論技術如何演進,關于“人”的核心價值在討論中被反復確認。火山引擎AI咨詢首席顧問杜寧認為,如果把AI的發展比作一場馬拉松,其實才走了一公里:“人是不會被AI替代的,會被AI替代的是不用AI的人,而真正的藝術還在人的腦海里。”
王雷同樣將終極答案指向人自身:“決定內容成敗的永遠是你想要表達的內容本身。因此,最終比拼的是審美、文化底蘊和人的綜合素質。”面對屏幕媒介的迭代,他持一種歷史辯證的眼光:“電影出現后,戲劇并沒有消失;攝影出現后,繪畫也沒有消失。”
在這場全球性的人才培養范式變革中,中國實踐者試圖探索一條獨特的路徑。4月29日的研討會上發布了“數智藝術北京宣言”,用王雷的話說,意在“嘗試建立中國式的數字藝術范式”,即“如何跳出西方原有的數字藝術范疇和定義,建立屬于中國的數字藝術與科技融合的未來發展模式”。
正如中國傳媒大學校長張樹庭在開幕致辭中強調的那樣:“科技為藝術賦能,藝術為科技鑄魂。”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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