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越南的游戲規則正在改寫：“船票”越來越貴，新一波風潮刮起

南方財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賴鎮桃 報道

全球經貿逆風下，資本還在加速涌入越南。

據越南國家統計局4月28日發布的數據，今年一季度，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達152億美元，創下近七年的單季度新高，同比增速42.9%。

近幾周來，富士康、比亞迪電子已大手筆在越南增資數億美元，擴建越南產能。

不過，奔赴越南也是一首“冰與火之歌”。

“現在去越南很多賽道已經飽和了，投資門檻越來越高，手里沒個幾百上千萬人民幣，去越南都落不了地。”一位多年在越南從事投資和產業對接的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感慨。

周廣志是2024年到越南的，工廠主要從事元器件SMT的加工生產，他形容當地勞動力市場已經陷入“用工荒”，“這兩年，中資、日資、韓資還有美資，各路資本都在越南建廠，別說熟手工人了，零經驗的小白都很搶手，工人工資一年多來大概漲了15%～20%。”

周廣志認識的開制鞋廠的朋友，因為受不了成本飛漲的壓力，已經“高攀不起”越南，準備到孟加拉建廠了。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越南還是那片每天有無數新機會迸發的新大陸，尤其蘇林新政府上任之后。但在內外政策、成本價格的共同作用下，出海越南已慢慢告別彎腰撿錢的粗放時代，只有站對賽道、摸清新規則，才有可能成為被造富神話眷顧的人。

周廣志的工廠是在2024年初開到越南的，那時候特朗普才剛開始第二任期的競選，工廠搬到越南無關關稅，而是客戶開口了，“他們工廠在越南，要求我們也到當地配套，不然他們就把訂單給其他工廠了。”

周的廠子接近三成的訂單來自這個客戶，但是他也算過，響應客戶要求，轉移三條產線到越南，原有的訂單肯定支撐不了整個工廠的運轉，有接近兩條產線會被閑置。“前期肯定是虧錢的，但我們想萬一呢，如果我們不去越南，大客戶就沒了，去了越南說不定還有新的訂單。”

現在看來，周廣志還是賭對了。出海越南兩年，他的工廠訂單一直在增加，對比剛來的時候訂單增長了快一倍，既有原來的客戶多給了四成的訂單，還多了美國的新客戶。原本擔心閑置的產線很快就不夠用了，“我們已經從三條產線擴到五條了，今年年底還打算擴大到八條產線。”

出海越南之后，訂單多了、新客戶來了、生意做大了，周廣志的故事完美契合很多人眼中淘金越南的傳奇，但周廣志覺得自己更多是站對了賽道——他所從事的電子行業，正是越南這兩年大力招商引資的新興產業，廠子現在還能享受越南“四免九減半”的政策優惠（企業自投產后前四年免征所得稅，后九年減半征收）。

（越南海防市的電子廠，圖源：受訪者提供）

“在越南， 電子信息業的產值是在迅速上升的，已成為拉動越南出口與經濟的第一引擎。”渣打銀行（新加坡）中資企業海外事業部執行總監申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她常駐新加坡，服務中企出海東盟已經有十幾個年頭，見證了中企出海越南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紡織、制衣廠還有后來的家電企業，算是中企出海的“前浪”。

申暢講述，越南傳統優勢產業以紡織業為主。若回溯十多年，中國企業在越南已廣泛布局制衣廠、制鞋廠及紡織業相關領域工廠。在越南紡織行業，多家中國頭部企業已深度布局十余年，業務體系成熟穩定。當前，這些企業的供應鏈已向上下游延伸。不少中企在當地形成了從紗線供應到成衣代工，再出口至海外品牌市場的完整鏈條。部分中企還通過并購韓資等外資紡織廠，實現橫向產能擴張。

緊隨紡織業的是家電行業。泰國是白色家電出海東南亞的“大本營”，越南則是黑色家電出海的主要目的地，諸多中資品牌都已在當地設立了生產基地。

最新一波風潮則從電子行業刮了起來。申暢談道，在果鏈的上游環節，聚集了大量來自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的企業。以智能手機為例，一部手機包含上千個零部件，其中相當一部分由中資企業生產。大型組件廠商率先遷入越南，隨后為其配套的更小零部件廠商也陸續跟進，呈現出供應鏈向上游移動、逐級覆蓋的特征。“我們看到電子信息行業在越南整體呈現向上發展的趨勢，大家都在搶抓布局。越南有著往產業鏈上游以及高附加值環節延伸的野心，但核心技術和工藝的本地化還是需要時間和積累。”申暢說。

今年4月中旬，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訪華，有人道“越南半個政治局都來了”。罕見的高規格訪華行程中，蘇林又對高鐵格外鐘情。

據新華社報道，在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第一天，蘇林就搭乘高鐵赴雄安新區參訪。兩天后從北京前往南寧，2400公里的行程，蘇林也沒坐飛機，而是坐了10小時的高鐵。四天訪華行程，兩度搭乘中國高鐵，總時長達12小時，創外國領導人訪華乘坐高鐵的紀錄。

蘇林訪華期間簽署的《中越聯合聲明》中，鮮明提出要“積極推進智能制造、數字經濟、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半導體、高鐵等領域合作”。很多人認為，蘇林是要下決心讓越南補上高鐵這塊基建“短板”了。

“越南是一個狹長的國家，海岸線縱貫南北，迫切需要迎頭趕上的，就是打通南北的交通，包括從南到北的高鐵、高速公路，以及南部和北部的中心城市建設雙機場分流等等。還有城市內部的地鐵建設還在起步階段，越南的基建有很大空間。”申暢說。

這些年，國內在討論越南時非常流行“歷史時鐘”的概念，也即把越南比作改革開放初期或千禧年初的中國。雖然國際環境和產業基礎已大不相同，周廣志也覺得現在越南的交通狀況和2000年前后的東莞有幾分相像——高速公路不多，路也比較窄，堵車是常態。這些基建上的落后和空白，對中企來說則意味著可開發的商業機會。

除了交通，越南的電力供應不足、停電頻發，也是外界對其營商環境的另一大詬病。周廣志倒沒怎么遇到停電，唯一一次是去年強臺風登陸導致的電力中斷，平日都還正常。體感最強烈的反而是美以伊沖突爆發后能源價格飛漲，油價、電費都在變貴。

3月19日，時任越南總理范明政發布鼓勵節能、能源轉型的指令，越南電力集團還被要求加強電力需求側管理及發展屋頂太陽能發電。

對中資新能源玩家來說，可能會察覺“風來了”。申暢說，越南風能市場正在經歷新一輪由政策改革驅動的熱潮，這為中資企業提供了很多市場機遇，但同時也伴隨合規、融資和競爭等一系列挑戰。

當下的越南，經濟改革正在提速。今年3月1日開始，越南《人工智能法》《投資法》《規劃法》等六部新法律正式生效。5月，一系列涉及金融、環境、競爭和貿易領域的多項重要法律、議定以及通知生效。

從2024年蘇林擔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后大刀闊斧改革政府機構，到今年諸多法律法規更新，似乎都在指向同一個信號：出海越南的游戲規則正在徹底改寫。

方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卜睿這幾年服務了很多中企出海，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這一輪立法是越南近五年最密集的一次，對外資影響最大的是新《投資法》、新《人工智能法》和新《企業復蘇與破產法》，加上此前已通過的《數字技術產業法》《個人數據保護法》和《規劃法》修訂，合起來構成了越南數字經濟和投資治理的新地基。

新法中，卜睿認為與中企直接相關的主要有這幾項，一是新《投資法》從“前置審批”轉向“后端監管”，雖然取消了前置許可，但企業還須自行保存合規證明以應對事后檢查，敏感行業（如國防、機場、港口、電信、出版、邊境地區項目）的投資門檻不降反升。二是越南的《人工智能法》為東南亞首部AI專門立法，安全標準高于韓國，但比歐盟更松，這部法律對高風險AI系統要求本地實體、生成內容強制標識。三是《個人數據保護法》（PDPL，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Law）與《網絡安全法》，構成數字經濟合規新地基，核心數據出境須審批，收集用戶數據必須遵守PDPL，對跨境電商、金融科技等中企影響顯著。

周廣志的感覺是，“越南的營商環境一年比一年規范。”

自特朗普1.0以來，越南常被視為承接產業鏈重構的潛在贏家。但這兩年開始，很多中企發現，去越南已經不符合成本最優解了，一來當地政府開始變挑剔，對投資項目挑挑揀揀，二是去越南越來越不便宜，三是原本想在越南進行屬地化加工，再出口美國市場的企業，在美國收緊原產地證明后，已發現這條路越來越難走。

一些企業正把目光看向別處。申暢告訴記者，越南的成本明顯上漲，因此有些企業會重新評估更適合其發展階段的落點選擇。周廣志說，自己有開制鞋廠的朋友，因為越南招工難、人工貴，已經考慮搬到孟加拉去。

那些還打算去越南、留在越南的企業，則要重新評估越南的價值。

幾年前，不少企業是因為想避開關稅遷入越南的，但周廣志覺得關稅因素還是次要的，很多中資、韓資還有日資企業熱衷在越南設廠，最大的考量是安全。

之前很多企業來越南是看中這里的“跳板”價值——越南加工，出口歐美，但這條路也慢慢開始變成一道窄門。申洲國際在越南已成為最大的服裝代工廠之一，為耐克、阿迪達斯、優衣庫等巨頭提供代工，但其在上個月發布的2025年年報中直言，“當前，全球紡織服裝行業面臨多重壓力與挑戰，主要表現為終端需求增長乏力、市場價格競爭激烈、生產成本持續攀升、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以及貿易環境復雜多變等。美國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及對轉口貿易的溯源核查力度加大，對中國紡織服裝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形成持續壓力。”

第一輪貿易戰形成的“三角貿易”模式恐將難以為繼。卜睿認為，傳統意義上那種“中國完成90%、越南組裝貼標10%”的三角貿易，空間已經基本關閉。但“中國+越南+歐美”的產業鏈分工仍有空間，只是門檻被大幅抬高。越南對“Made in Vietnam”的認定有兩條標準：一是增值標準，也就是越南本地原材料價值一般要占出廠價值30%；二是“商品代碼轉換”標準，在越南發生了實質性改變。過去海關對這兩個標準的執行比較松，現在美國海關和越南工貿部都在緊盯，做深加工、做實質性轉換，是唯一可行的路。

不同類型的企業要利用好越南的樞紐價值，都要找到新的“活法”。卜睿建議，第一類是真加工型制造業，比如電子組裝、紡織成衣、家具、自行車、光伏組件等。這類企業本就在越南有產能，只是原材料、組件從中國來，核心方向是提高越南本地增值率。

第二類是平臺型與輕資產中企，如跨境電商、貿易商、SKA品牌商。這一類受沖擊最大，過去主要靠“轉口貿易”或“最小組裝”，未來建議兩條腿走路：一是不要再賭轉運空間，在越南建立真實的生產或深加工能力，哪怕規模不大；二是重構市場結構，把歐盟、東盟內部、中東、拉美作為新的重點出口市場。

第三類是半導體、新能源、精密機械、醫藥為代表的戰略性行業和高端制造，這類企業反而迎來真正的窗口期。中企如果愿意在越南做投資或研發，包括上封裝測試線、建研發中心、搞本地化團隊，不僅能享受越南的稅收優惠和AI沙盒政策，還可以通過引入越南本地股東、上市、發行可轉債等方式重塑資本結構。

申暢提及，很多大型中企已經在全球多點布局，在越南、泰國、印尼、墨西哥等不同地區設立制造中心、調度產能，也為風險來臨時留下騰挪空間。此外，越南和東南亞本地市場的潛力也值得被看見。這個新興經濟體，擁有上億的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年輕，消費力不斷增強，所以近年來不少中資消費品牌都在進軍越南，東盟內部也有關稅優惠，只要能滿足原產地資質和其他條件，大多數越南的產品可以免稅進入其他東盟國家，可將越南作為開發東盟市場的跳板。

對于如何從“走出去”到“融進去”，不同人有不同答案。卜睿認為，首先思維上不能把越南當成“第二個中國”，不少企業家看到越南滿街的中文招牌、熟悉的商業氛圍，就會下意識地套用國內的打法，口頭約定先上、合同細節后補、“先干起來再說”，但越南的法律體系對形式合規要求非常嚴。

申暢覺得在當地生態“有人才”很重要，她認識的一家中企本來還沒有團隊駐點越南，但今年這家企業派了總經理過來，開始注重打通渠道、結交同行，還準備加入越南塑料協會。這不僅是越南的經驗，去任何東南亞新市場，都必須逐步打入本地生態圈。

周廣志的答案是要學會“管理的藝術”。出海越南兩年，他覺得最大的困難不在找客戶，反而是文化隔閡，“越南人還是很聰明的，教兩下就會了，但主要有觀念的差異，他們覺得下班了就是自己生活、陪伴家人的時間，周日即使有加班費也不愿意加班。剛來的時候，越南工廠的效率確實會比國內要低，但后面慢慢找到溝通、管理的方法，現在已經和國內差異不大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周廣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