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核心矛盾從來都不是增長的快不快的問題

分配不改，內卷不休。中國經濟的核心矛盾從來都不是增長的快不快的問題，是增長的果實有沒有流到該去的地方的問題。GDP在漲，企業利潤也在漲，平臺營收還在漲，頭部公司的財報拿出來一個比一個亮眼。但你去問問身邊的普通人，工資漲了嗎？生活變好了嗎？安全感變強了嗎？答案在你心里，對吧？

分配問題是經濟學領域一個很基礎的問題。一個經濟體創造了100塊錢的價值，這100塊錢該怎么分？多少給勞動者，多少給資本，多少給政府，多少回報到公共服務。

這個比例，它就決定了一個社會的真實面貌。增長決定的是蛋糕大不大的問題，分配解決的是蛋糕誰吃得到的問題。蛋糕做得再大，如果切法不對，那大部分人就還得餓著肚子。

所以我嘗試用我很淺薄的經濟學的一些知識，嘗試把這個蛋糕的切法給講一講。那經濟學里邊衡量分配是否健康，有一個核心的指標叫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就是一個國家一年創造的所有財富里邊，有多少是以工資、薪酬、勞動收入的形式流到普通勞動者的手里。

發達經濟體這個數字通常在55%到65%之間，美國大約58%，德國大約61%，日本大約55%。那中國，根據統計局的口徑，在47%到52%之間。

當然了，不同經濟體的發展階段是不同的，我們簡單地橫向比較不完全公平。那中國作為發展中經濟體，資本積累階段的勞動份額偏低有歷史原因。但是趨勢值得警惕，經濟總量已經全球第二了，這個比例還沒有明顯的向上拐點。那差出來的那部分去哪了呢？去了資本回報，去了企業留存利潤，去了平臺和金融系統。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里邊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不等式，資本回報率長期高于經濟增長率。翻譯成大白話就是，錢生錢的速度永遠比人掙錢的速度快。我們拼死拼活，一年漲薪5%，人家把錢往那兒一放，自動回報率8%。你用勞動去追資本，你永遠追不上。這不是你不努力，是這套分配規則從一開始就不在你這邊。

如果說傳統經濟里邊資本對勞動的優勢還是溫和的、漸進的，那么平臺經濟時代，這個優勢已經變成了碾壓。為什么呢？因為平臺掌握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資源，叫流量分配權。一個電商的商家，他生產、采購、包裝、發貨、售后，全鏈條的活都是他做的，但他能不能被消費者看到，不取決于他的產品好還是不好，取決于他給平臺交了多少流量費。

平臺抽傭加推廣，綜合成本占到成交額的35%，甚至個別要占到65%以上。商家干了所有的活，平臺什么都沒有生產，全拿走了最大的一塊利潤。2億靈活就業者在平臺上外賣、跑腿、送快遞、開網約車，他們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保，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

平臺說他們不是員工，是合作伙伴。我就想問這么一句，你設計了算法，你制定了規則，你決定了他們的收入上限，你在他們的每一單收成里邊抽成，然后你說他們不是你的員工。

這不是合作，這是用算法替代了勞動合同，用抽成替代了雇傭關系，用“靈活”兩個字把本該由企業承擔的成本全部甩給了個人。傳統企業它再怎么壓榨，至少還有勞動法在兜底，平臺經濟它直接繞過了這套保障體系，勞動者連被保護的資格都沒有了。分配不止發生在市場端，政府通過稅收進行再分配是糾正市場失靈的關鍵手段。但是坦白來說，當前的稅收結構在再分配這件事上還有相當大的改進余地。

發達國家的這個直接稅，比如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占稅收總額的50%到70%。這些稅種的特點就是誰有錢誰就多交，天然就具有再分配的功能。中國目前直接稅占比大約在30%左右，稅收大頭是增值稅、消費稅這些間接稅。間接稅的特點是，不管你有錢沒錢，你買同樣一件商品，你要交同樣的稅。

也就是說，一個月薪3000塊的工人和一個年入千萬的老板，他們買同樣一瓶水，他們交的增值稅一模一樣。經濟學管這個叫累退稅，收入越低的人，間接稅占收入的比例反而越大。這不是稅制設計的本意，但客觀效果確實如此。再看資本端，房產持有環節的稅還在試點和探索，資本利得稅覆蓋面有限，遺產稅尚未落地。勞動者的工資發下來，個稅就自動扣掉了，資本的收益在稅收覆蓋上還有很大一片空白。

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當前的稅收結構在糾偏分配這件事上力度還不夠。不是說方向錯了，是工具還沒有充分地用足。好的，問題講完了，怎么改呢？

三層分配都要動。經濟學把分配分成了三個層次，每一層都有對應的改革空間，主要是前面兩層。初次分配是市場直接決定的，你干活老板發多少錢，平臺抽多少錢，這層的核心是約束資本和平臺的定價權。

第一，平臺抽傭必須要有上限，不能讓一個不生產任何實物的中間環節拿走交易額的30%到60%。在任何一個健康的商業體系里邊，這都不正常。監管層已經在推動這件事了，但是細則和執行還需要跟上。第二，靈活就業者的權益必須要立法保障。你用了這個人的勞動，你就要為他們的基礎保障負一部分責任，你不能用一個合作伙伴的名義，把所有的成本甩給他們個人。

同樣好消息是關于“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意見”前一陣剛出臺，說明方向是對的。

第三，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的稅費負擔要持續地減輕，這些主體是吸納就業的核心力量，他們活不下去，就業肯定就穩不住。再分配環節，政府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進行調節。

第一，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注意，我說的是逐步提高，對資本利得、房產持有、超額利潤加大稅收的調節力度，讓錢生錢的部分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

第二，降低間接稅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旧畋匦杵返脑鲋刀惒糠?，我覺得該減就要減。

第三，把收上來的錢花到刀刃上，用在公共醫療、教育、住房保障、養老上，讓普通人不需要存那么多錢來應對不確定性，他才敢消費，內需才能真正起來。

第三次分配，簡單一句話概括，慈善和公益作為補充機制，有它們的價值，但是它們解決不了根本性的問題。分配的大頭，還要靠上面的那兩層。

我想聊的重點是一個特殊問題，叫數據和流量的公共屬性。這是傳統經濟學框架里邊沒有的，是很多學經濟的他們也聊不來的，但平臺經濟時代，我們必須要面對。平臺的超額利潤從哪兒來？

從用戶數據和流量。每一個用戶的瀏覽、點擊、購買、評價都在為平臺的算法和商業模型貢獻價值，這些數據經過加工，變成了精準的推薦、廣告收入和流量分配權、定價權。但是創造這些數據的用戶和商家分到了什么呢？

經濟學里邊還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誰創造了價值，誰就應該參與分配。10億用戶和2億商家共同創造的數據價值如何合理分配？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去認真討論一下。歐盟那邊已經在推數字服務稅，對大型平臺的廣告收入、數據收入征收專項稅，他們的邏輯就是，你的利潤建立在公共數據之上，你就應該把一部分收益回饋給社會。這個方向對我們有重大的參考意義。

最后呢，還是要說一些好消息。這些問題都已經進入到了政策的視野?！肮餐辉！?、“平臺治理”、“靈活就業保障”、“三次分配”，說明了什么呢？

說明了頂層設計的方向是清晰的。問題在于力度和速度能不能跟得上失衡積累的節奏。經濟學上能夠算清楚每一筆賬，勞動報酬占比應該在什么區間才是健康的，直接稅比重調到多少才能有效再分配，平臺抽傭控制在多少，這里邊的商家、勞動者才能活下去。這些數字，學術界是可以形成一定共識的。

一個經濟體的增長如果長期只體現在資本回報和平臺利潤上，而勞動者的收入增速持續跑輸GDP，那這個增長的底座就是不穩定的。消費起不來，內需撐不住，所有人都要為這個失衡去買單。

增長和分配從來都不是二選一的關系，分配合理了，消費才有基礎，內需才有動力，增長才能持續。分配不改，內卷不休，不是因為人太多，不是因為競爭太激烈，是因為蛋糕的切法還需要去調整。方向已經有了，剩下的就是落地的決心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