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快評｜讓公職人員帶頭繳物業費，既診錯了“病”也開錯了“方”

近期，江西九江多個縣市區、云南綠春縣等地相繼出臺政策或發出倡議，號召公職人員、黨員干部帶頭繳納物業費。有的地方甚至將繳納情況與個人考核、評優升職掛鉤。相關舉措大多戴著“顧全大局”“維護穩定”等“大帽子”，卻受到許多公職人員質疑，并在社會上引發討論。

顯然，地方政府的初衷是好的，是為了化解日益突出的物業費拖欠矛盾，但其思路與方法值得商榷。這不僅是對物業糾紛這一社會性“病癥”的一次誤診，更開出了一劑不僅不能“治病”、反而加劇“病情”的錯誤藥方。

當前在一些地方，物業費拖欠現象有所加劇是不爭的事實。據克而瑞物管發布的監測報告，全國物業服務企業（500強）平均收繳率已從2020年的93%跌至2025年的71%，2025年全年物業撤場項目達173個。但這背后的原因復雜，絕非簡單的“業主不愿交錢”可以概括。

多地12345熱線數據顯示，物業管理類投訴常年居高不下。中物智庫數據顯示，2025年住宅物業服務滿意度僅73.2分，創下近年新低。安保、保潔、綠化、維修等基礎服務的投訴率顯著上升，物業收支賬目不清更是備受業主詬病的焦點。這些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自然讓業主產生“花錢買氣受”的感覺，進而可能以拒繳物業費來尋求博弈。當然，也不排除少數業主純屬缺乏契約精神，企圖以賴賬的方式貪占便宜。

由此可見，物業費收繳難的主要矛盾方，往往并非業主，而是服務不到位的物業公司。政府如果忽略這一核心事實，簡單地將責任歸咎于業主“違約”，特別是“公職人員未能以身作則”，那就相當于一個醫生不問病情、不作檢查，胡亂診斷開藥。這樣的醫生不但看不好病，還會耽誤治療；這樣的施政行為，表面上是在拆解矛盾，實則是加深矛盾。

誤診之下開出的藥方，不僅治不好病，還會吃出新的病來。不辨實情即要求公職人員“帶頭”繳物業費，很可能形成“誤診”，繼而造成多重問題。

其一，不化解矛盾，反積壓風險。強行要求繳費，等于默認現有物業服務狀況的合理性，導致物業糾紛問題被掩蓋。業主的合理訴求未獲滿足，也就意味著不穩定因素沒有消除，只是暫時壓下來，成為“不定時炸彈”。

其二，制造新的不公與對立。公職人員因其身份特殊，在行政命令下不得不“帶頭”，這使得他們承受了額外的義務和壓力，難免產生抵觸情緒。同時，這也可能引發其他業主的負面觀感，損害政府公信力與干群關系。

其三，以行政命令代替法治，弱化社會的規則意識。本應通過平等協商及法律途徑解決的合同糾紛，卻被行政干預取代，不利于全社會法治觀念和契約精神的培育。

拖欠物業費本質上是市場交易糾紛，核心在于業主與物業公司就物業服務合同履行情況的爭議。既然是市場糾紛，解決途徑理應遵循市場規則與法治原則。要求公職人員“帶頭”繳費，屬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是將行政權力延伸到了純粹的民事合同領域，構成明顯的權力越位。

這種治理操作是典型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反映了個別領導干部政績觀念的偏差和執政能力的不足。這種領導干部，只顧追求表面上的“穩定”，而忽視水面下的暗流；面對問題不善于找出病根、標本兼治，而是主觀臆斷，以“權”服人。

那么，治理物業費拖欠難題，怎樣才是正確的做法？無非以下兩點：

首先，要深入調查研究，找到問題根源，再對癥下藥。基于前面的分析，除了個別情況，癥結多出在物業服務質量及賬目透明度上。那么，政府不妨將主要精力放在推動這兩方面的改善上。“實施物業服務質量提升行動”已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當物業服務質量對得起價格、物業收支賬目經得起檢視，業主的繳費意愿自然會提升。

其次，應始終堅持市場和法治優先的原則。對于服務確實不達標又協商不成的糾紛，政府應支持業主依法維權，包括推動成立或改選業委會，及通過合法程序調整物業費乃至更換物業公司。對于服務無問題但惡意欠費的個案，則應支持物業公司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在此過程中，政府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和調解平臺，但不能越俎代庖。

面對基層治理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領導干部應加強學習研究，切實提高執政能力。既不能不作為，也要避免亂作為。既要解決老問題，也不能制造新問題。尤其重要的是，要學會運用法治思維和市場手段，而不是陷入“凡事靠行政命令”的路徑依賴。市場的歸市場，行政的歸行政，法律的歸法律，這才是基層治理應有的清醒與定力。

（作者系第一財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