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過去了，東京審判的真相為何仍如此重要？

時隔80年回望那場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行的世紀審判，留存至今的影像資料大多被黑白色調定格，檢方的舉證、證人的嘆息以及法官的結案陳詞顯得朦朧遙遠，但歷史的記憶和真相不會褪色。拂去時光的塵埃，我們依舊能看到正義之士挺身而出的身影，聽見他們堅守正義、擲地有聲的證言。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1國法官合影，韋伯、梅汝璈分別為前排左三左四。（視覺中國）

日記尋蹤

“星期五5月3日——東京審判首次開庭。在法庭明亮的燈光下，被告席上的人顯得一派落魄。”這是美國副檢察官薩頓1946年在日記中記錄的景象。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研究館員、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張國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薩頓二戰后受邀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副檢察官，是東京審判中負責中國戰場日軍罪行調查取證的核心人物之一。薩頓兩次跟隨國際檢察局團隊來華調查取證，重點調查南京大屠殺及日軍在華經濟侵略、毒品貿易等戰爭罪行，足跡遍及上海、北平（今北京）、重慶、南京等地。在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等人陪同下，薩頓深入走訪中國官員、外籍傳教士、醫護人員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等，收集大量一手證詞、統計數據與檔案資料，并將其轉化為法庭可采信的呈堂證據。1946年6月，薩頓帶領十余位中外證人赴東京出庭作證，為控訴日軍侵華暴行提供了關鍵人證與物證支撐。

鄒德懷向記者展示的薩頓相關材料。 王 璞攝

日前，包括6本“薩頓日記”在內的薩頓檔案原件被收藏家鄒德懷拍下并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鄒德懷介紹說，薩頓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與質詢證詞嚴謹克制、客觀冷靜，但私人日記里處處可見他為正義奔走的赤誠。為確保4名關鍵中方證人順利赴東京出庭，他代表國際檢察局墊付4人從南京赴上海、再轉機前往東京的旅費與住宿費。薩頓還在日記中精確記下，抵達上海首日，他請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吃飯；在南京，他前往長江岸邊，實地核查日軍一次性屠殺6000名平民的現場。

張國松說，這批檔案包含薩頓手寫日記、調查報告等珍貴史料，填補諸多歷史細節空白，讓戰爭審判的微觀敘事更加完整、可信，揭示了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華暴行鐵證如山，不容否認。

根據《環球時報》記者查閱的資料，在提交給法庭的日軍侵華罪行調查報告結尾，薩頓言辭犀利地寫下對戰爭罪責的審判態度：“這場戰爭的發起，公然違背了莊嚴的條約義務與反復作出的官方承諾；這場戰爭的實施，踐踏了一切有組織戰爭準則，其手段震驚人類良知。”

血淚鑄證

“我71歲，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宿舍總監。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校園被宣布為一個安全區。全城共有20多個安全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了1萬多婦女和兒童。”親歷者程瑞芳在東京審判南京大屠殺案中提交的書面證詞里這樣寫道。她還列舉了親眼看到的日軍在校園里強奸、搶劫和殺人的數個證據。

南京淪陷后，程瑞芳協助外籍負責人魏特琳管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彼時，一批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發起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聯合1500多名中國人士共同開展救助工作，累計保護約25萬名難民。這些中外人士不僅是難民的守護者，更成為南京大屠殺的關鍵見證者。

程瑞芳（右）幫助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避難的婦女紡線謀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作為安全區核心發起人與參與者，美國傳教士貝德士、中方工作人員許傳音等中外證人出庭作證。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遞交給日方的書面材料也記下1937年12月16日至1938年2月2日期間逾400起日軍殘暴罪行。

“由于你們的士兵持續不斷的搶劫、暴力和強奸，整個城市籠罩在驚恐和悲慘的氣氛中。”這是1937年12月1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向日本大使館發去的一封抗議信函，敦促日方“迅速采取行動”整頓局面。在幾乎每日發去的抗議信函后都附有“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區的暴行”備忘錄，信函強調這只是該委員會了解到的一小部分，均經過仔細核查。

一份德國駐南京使館的絕密電報直言，犯罪的不是這個或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日軍，“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這份電報后來成為來自法西斯陣營內部的重要書面證據。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姜良芹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留守南京安全區的外籍人士起初未預料到日軍會實施如此大規模的暴行。他們在危難處境中主動承擔起救助難民、記錄史實的責任，留存大量一手資料。其中，21世紀初才被發現的《程瑞芳日記》尤為珍貴，被學界稱為“中國版《安妮日記》”。《程瑞芳日記》是目前發現的唯一由留守南京的中方人士書寫的現場日記，與東京審判證詞、外籍人士記錄相互印證，共同構成完整證據鏈。

法槌揚正

東京審判采用英美法系，訴訟程序極度依賴證據與法庭交叉質證。面對一群深諳英美法系規則、竭力為戰犯脫罪的日方辯護律師，庭審交鋒異常激烈。

發現并公布東京審判庭長威廉·韋伯個人檔案的南京大學教授張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根據檔案，由韋伯擬宣讀的判決書前后耗時多日，出具多版草稿。草稿紙上，鋼筆、鉛筆批注交錯，多處刪改痕跡清晰可見，真實記錄了韋伯與各國法官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罪名措辭等方面的反復協商和權衡。張生認為，韋伯表現出的猶豫、權衡和堅守，反映出東京審判的真實肌理，也徹底擊碎日本右翼所謂“審判結果預設”“勝利者審判”的謊言。

張生舉例稱，被告方試圖以“殘敗兵不受國際法保護”為南京大屠殺開脫，韋伯則認為判定身份須經過法定程序，日軍僅憑手上老繭、肩上負重痕跡以及額頭上的帽印便濫殺無辜，為非法舉動。

東京審判的法槌落下，但歷史的追問從未停止。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趙玉蕙對記者表示，東京審判不可避免地留有遺憾，28名甲級戰犯受審之后未能進行后續二次審判，對天皇戰爭責任、殖民地罪責、生化戰、性暴力等問題未予以徹底追究。這些缺憾也使得日本社會長期未能形成對侵略歷史的深刻反省，為右翼勢力否認歷史、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留下可乘之機。

正如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所言：“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回望審判之路，銘記歷史傷痛，抵制日方為侵略歷史翻案、為戰爭罪行洗白、為軍國主義招魂的行徑，捍衛正義良知，方能守護國際秩序，共護世界和平。

環球時報記者 唐亞 沈圣 王璞 鄒志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