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六金：從“望郎媳”到紅軍女戰士，五子女一個正國級、三名少將

1949年冬天的山東青州，一間簡陋的院子里，十幾只奶瓶被整齊地擺在木桌上，幾個還穿著開襠褲的孩子正抓著奶瓶大口喝奶，臉頰被凍得通紅，卻透著難得的飽滿。門口一位中年女同志剛從外面趕回來，身上還帶著寒氣，懷里挎著一只小布包，里面是她剛“化緣”來的山羊奶。這位女同志，就是后來被很多革命后代親切喊作“鄧媽媽”的鄧六金。

誰能想到，這位忙著為幾百個孩子張羅牛羊奶的“保育院長”，當年是在槍林彈雨中抬過擔架，趴在鐵索橋上過過大渡河，也曾被人按著腦袋剃光頭、卷進長征隊伍的閩西女戰士。而再往前推，她又不過是福建上杭山溝里一個被送作“望郎媳”的窮苦女孩。

有意思的是，鄧六金一生的幾次“轉折”，看上去毫不相干：從童養媳到紅軍；從長征女戰士到婦女干部；從部隊隨軍家屬到華東保育院創辦人；再到北京機關里分管幼兒園的干部。但細細連起來，會發現一條很清楚的線——命運一次次把她推到艱難處，而她一次次都把個人的苦，轉成對集體、對下一代的擔當。

一、窮苦閨女做“望郎媳”，命運被剪斷的那一刀

1911年秋天，辛亥革命的槍聲傳到閩西時，福建上杭縣山村里的農戶，大多還在為一袋谷子發愁。就在這一年9月，鄧六金出生了。家里窮得揭不開鍋，母親難以養活這么多孩子，只能咬咬牙，把這個小女兒送人做“望郎媳”。

所謂“望郎媳”，說好聽是給人“定親”，實際上就是變相賣女。小小的鄧六金被抱到養父李洪清家，從此抬頭不見父母，低頭就得看人臉色。六七歲時，別的孩子還在村口玩泥巴，她已經夠著鍋沿炒菜，踩著小板凳往鍋里下菜，稍慢一點，就難免挨一句：“笨手笨腳的，將來怎么給人家當媳婦！”

日子過得緊巴，養父母也并不寬裕。山里年年缺糧，一到青黃不接的時候，李家就得去地主家借谷子。有一年，鄧六金跟著養父去借糧，一到地主家門口，剛靠近大門，里面的狼狗就沖出來死命亂吠，把她的小腿咬出血來。養父一邊護著她，一邊還得陪笑臉。回去的路上，她一瘸一拐，眼睛卻死死盯著那戶地主的大門，心里憋著一股說不清的氣。

這種體驗，不用多說什么大道理，壓在一個小女孩心里久了，自然會變成一種朦朧的恨：為什么窮人借口糧要被狗咬？為什么自己又要給人家“望”一個未來的丈夫？

家里干活，她樣樣來得早。砍柴、挑水、洗衣，不到十歲就樣樣會。窮人家的閨女，根本沒有“念書”的選項，一切安排，都圍著那句“長大嫁人”轉。只是誰也沒想到，1929年的一陣槍聲，會把這條路生生拐開。

1929年6月，閩西一帶的群眾運動已經抬頭，紅四軍轉戰到上杭一帶，紅軍隊伍住進了村子。村里很快出現了以前從沒見過的場景：青年們被組織起來開會，窮人抬著鋤頭去參加農會，地主家的院子大門突然成了“眾矢之的”。紅軍戰士宣傳“打土豪、分田地”，在閩西山村里，比什么都好使。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閩西蘇區的建立，婦女也被動員起來參加農會、婦女會，在一些地方，婦女參加組織的比例有了明顯上升。對很多一輩子抬頭看人、低頭干活的婦女來說，這還是頭一回被叫去“開會”。

就在紅軍駐村的這段時間里，一個共產黨員傅秀才（又作傅才秀）出現在鄧六金所在的村。他經常在祠堂里講“窮人翻身”的道理，也注意到了這個干活利索的小姑娘。一天，他看到鄧六金端著一桶水從地主家門前走過，特意喊住她，問：“你愿不愿意也來開會？婦女也要翻身。”

這話像是一下戳到了她心里最敏感的地方。她憋了這么多年的不服氣，總算找到了一個出口。那一年，她才18歲，卻已經過了十多年“在別人屋檐下”的日子。要她繼續等著做別人的兒媳婦，還是跟著紅軍鬧革命，答案其實很清楚。

不久，地主家催婚的消息傳來，養父母也開始逼她準備成親。鄧六金思考了幾天，在一次婦女會的晚上，她咬牙做了一個當時對很多農村女孩來說極為大膽的決定——剪辮子。長長的辮子掉在地上，她自己都嚇了一跳。而在傳統觀念里，沒了辮子，就等于把“媳婦命”給剪斷了。

有人當場就說：“你把辮子剪了，誰還要你？”鄧六金一挺脖子，回了一句：“不嫁人也好，我要跟紅軍走！”

就是這一剪，把她從“望郎媳”的命運里生生拉了出來，也把她推到了閩西蘇區的鬧潮當中。后來，她組織兒童團、當婦女骨干，幫著傅秀才他們動員婦女開會、識字、分田，1929年后閩西蘇區逐漸建立，她也一步步從村婦女骨干，成長為區里的宣傳干事。

從這個階段看過去，貧困、屈辱確實催促了她走上革命路。并不是讀了多少書，而是那條被狗咬傷的小腿，那些年借糧時的抬不起頭，這些生活里最細碎的刺，一點點把她推向了另一個世界。

二、隊伍里唯一的“光頭女兵”，在長征路上抬擔架追大部隊

時間一晃到了1934年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0月，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開始長征。那時鄧六金已經是閩西婦女干部，被編入隨軍行軍隊伍。紅軍隊伍里本來就沒幾個女戰士，中央紅軍長征時參加的女紅軍大約三十人左右，閩西出身的就更稀少。

為了方便行軍、防虱子，也為了不惹人注意，女同志被要求統一剪短發，有的干脆剃成光頭。鄧六金也被人按著剃了個“圓光頭”。她一照水里影子，自己都覺得好笑又難看，身上穿的是打補丁的舊軍裝，外人看去，跟小伙子沒什么差別。

長征初期，紅軍急行軍強度極大，有時候一天要走五六十公里。普通戰士背著槍和行李，女戰士還得背干糧袋、水壺、醫療包，平均下來，重量也有七八公斤。別說一個從山里出來、營養不足的女青年，就是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很多都吃不消。

鄧六金被分到衛生部門幫忙，平時做些救護、護理工作。有一天，部隊遭到敵機轟炸，隊伍被迫分散隱蔽。等炸彈聲停下來后，她一抬眼，發現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隊伍中，留在山坡下的一副擔架上，躺著一名受重傷的團級干部。抬擔架的民夫慌慌張張，想丟下人就跑。

鄧六金急了，一把抓住擔架：“人不能丟！”民夫卻直搖頭：“再抬，趕不上大隊了，咱們都得完！”雙方僵持片刻，時間一點點過去，山上隱約傳來部隊遠去的腳步聲。

她沒再多說什么，直接鉆到擔架一頭，彎腰把擔架桿扛在肩上。民夫見狀，只能咬牙接了另一頭。就這樣，一女一男，在陡峭山路上抬著擔架追趕部隊。

路不長嗎？其實很長。山路彎彎繞繞，他們抬著擔架爬坡下坎，一會兒泥地，一會兒亂石。過陡坡時，鄧六金本來氣力就不足，又累又餓，胸口一陣陣發悶，她只好停下來，扶著樹干，彎腰大口喘氣。喉嚨里有一股甜腥味，一咳，竟帶著血絲。

民夫嚇了一跳：“算了吧，把人放這兒，我們也趕不上隊伍了。”鄧六金卻只是擺擺手，甚至說不出話，只是指了指前面的山路。沒有什么豪言壯語，心里明白得很：一旦把重傷干部丟在山野里，等于是把他直接判了死刑，而自己如果跟不上組織，可能就再也找不到隊伍。

他們幾乎是一步一喘地往前挪，又抬又停，斷斷續續堅持了一天一夜，直到遠處出現一簇簇篝火的亮光——那是大部隊宿營的地方。等把擔架抬進營地，鄧六金腿一軟，整個人癱坐在地上，靠著樹干睡著了。衣服早就被汗水和血跡浸透，剃光的頭皮曬得通紅，看上去狼狽不堪。

這段經歷，很多年后被戰友提起，常常被當作“女兵不輸男兵”的例子。站在長征整體的角度看，這只是一件小事。但從一個具體的人來看，卻能看出她對“不能離開組織”這件事，看得有多重。人累到吐血，都不肯放下擔架，其實是一種樸素的執拗——寧可拖著傷兵走，也要跟著部隊走。

三、鐵索橋上的匍匐前行，雪山草地上的辣椒與野菜

1935年春夏之交，中央紅軍一路西進北上，奔向大渡河。到了5月下旬，紅軍接到命令，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奪取瀘定橋。大渡河水急浪高，橋上只有十三根鐵索，敵人又在對岸架起機槍，形勢極其危急。

在這樣的關鍵節點，很多人印象里都是二十二位勇士強渡鐵索橋的壯舉。但在隊伍后面，還有一群背著藥箱、包扎物資的衛生員和女戰士，得在火力間隙中匍匐過橋。鄧六金那時就背著一個藥箱，被安排在后續梯隊隨隊前進。

“趴下，貼著鏈子過去！”前面戰士大喊一聲，她咬著牙趴在冰冷的鐵索上，雙手緊緊抓住鏈條，身上的藥箱被綁得死死的，隨著身體一起一點點往前挪。河風夾著水霧撲上來，每往前蹭一寸，就能感到鐵索在腳下輕輕晃動。下面是咆哮的激流，掉下去就沒有第二次機會。

很多年后回想這段，她只說了一句：“不敢看下面，只敢看前面那人的腳后跟。”一句話恰好把那種緊張、那種求生欲，講得很明白。她不是天生無畏的人，只是被逼到那個位置，不往前，就會拖累后面一串人。

過了瀘定橋，長征并沒到頭。后面還有雪山和草地在等著紅軍。進雪山前，部隊條件極端困難，很多戰士連像樣的御寒衣物都沒有，只能靠增加體力、加快速度來“搶時間”。那時候，辣椒成了少見的“寶貝”。有人帶著一小包干辣椒，分給大家含在嘴里，一來提神，二來借那股辣勁刺激身體發熱。

鄧六金也塞過辣椒。她把一小撮辣椒含在嘴里，辣得眼淚鼻涕一齊冒，腳下卻仍舊得往前踏雪。一不留神，腳底一滑，人連帶著背上的行囊，直接從雪坡上滾了下去，一路翻滾，渾身被雪砸得生疼。滑到半腰停下，她喘著粗氣，又爬起來，撿起掉落的東西，重新往上爬。說白了，就是一句話——只能上去，不能停在半腰。

雪山過去，前面是一望無際的草地。草地的兇險，在很多回憶錄中都有提到：地面看著平平整整，下面卻是沼澤，一腳踩進去沒個準。有的地方一腳就陷到膝蓋，多站一會兒，人就要被泥漿一點點“吃進去”。

在這種地方行軍，最怕的是水和糧。喝水，得小心找水眼；找不到糧，就只能挖野菜。鄧六金和戰友危秀英，常常一邊走，一邊留心地面，看到能吃的野菜，就蹲下挖幾根，塞進懷里。等到晚上宿營，再把野菜和少量干糧煮一鍋，幾個人分著吃。

長時間饑寒交迫，加上一路的超負荷行軍，鄧六金的身體終于出問題了。肺部開始疼痛，說話稍大聲就咳嗽不止，腸胃也因飲食不潔出現痢疾。可是隊伍不停，她也只能跟著趕，實在走不動了，就找根木棍當拐杖，一步一挪。

那段時間，危秀英一直在她身邊照應。兩個人時常互相攙扶，一人累了，另一人就多背一點東西。危秀英還經常跑前跑后給她找水，在草地上，這其實挺冒險的，因為走散了，往往就再找不到人。

有一次鄧六金實在撐不住，靠著一叢矮灌木蹲下，臉色發白。危秀英蹲在她旁邊，小聲說：“要不我們留在后面休息一會兒？”鄧六金喘著氣，搖搖頭：“不能掉隊，掉隊就完了。”話不多，但兩個字很清楚——“掉隊”，在長征行軍中，有時候就意味著“失聯”乃至生死不明。

從這段經歷看，很多人對“女戰士”這個稱呼容易有一種抽象印象，好像女兵都是精神象征。但具體到長征這條路上，她們背干糧、扛擔架、捆藥箱，過鐵索橋、翻雪山、走草地，所承受的身體極限和生理壓力，絲毫不比男戰士少。再加上婦女特有的生理不便，可想而知有多難受。

鄧六金最終跟著部隊，穿過雪山草地，在1936年到達陜北。閩西當年參加紅軍的女同志不少，能一路堅持走到陜北的，卻非常有限，從已有的資料看，她被視作閩西少數走到陜北的女紅軍之一。這種“少數”，既是榮譽，也是一種沉甸甸的代價——太多人倒在了途中。

四、從陜北婦女工作到解放戰爭：母親與戰士之間的艱難抉擇

紅軍到達陜北后，中央開始整頓部隊、恢復建設。鄧六金這樣有長征經歷的女同志，被陸續安排到婦女工作戰線。那時候在蔡暢等人的領導下，婦女運動從蘇區到陜北，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既要在農村推動婦女解放，也要在紅軍和黨內機關中安排合適的工作崗位。

鄧六金先后在婦女部門、地方組織部等崗位工作，既是干部，又是從戰爭中走出來的戰士。有一段時間，她到甘肅慶陽一帶工作，擔任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繼續做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戰亂不斷更替，崗位幾經轉換，但有一點沒變：無論在哪，她始終帶著那種從閩西山村走出來的“倔勁”。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年代，她與曾山結為夫妻。曾山后來擔任中央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領導、新中國成立后任內務部部長，是黨內資深干部。夫妻兩人常常不在一個戰線，各自忙碌，聚少離多，孩子也多是在戰火和遷徙中出生、長大。

解放戰爭后期，華東局為配合即將展開的大規模戰役，加強后方安全和后勤保障，組織干部家屬進行轉移。這既是出于安全考慮，也是為了減輕前線指揮員的負擔。鄧六金作為內務系統干部家屬，也被編入轉移隊伍，從山東沿海一帶向北方港口疏散，目的地是大連等解放區城市。

這時，她已經懷有身孕。隊伍路過威海一帶時，要登船轉移。偏偏在這個緊要關頭，她提前臨產，孩子出生在偏遠的地方，情況顯得格外兇險。剛出生的嬰兒羸弱，哭聲又大，一旦在船上大聲啼哭，很容易引來敵人注意，連累整船人。

上船前，轉移隊負責人李堅真把她叫到一旁，小聲說明了風險。船艙里空氣悶熱，人心也緊繃，有人勸她：“為了大家安全，孩子……”具體的話沒人說死，但意思已經夠明白了。在那種當口，任何一點暴露，都可能帶來災難。

“那……那就丟下吧。”在猶豫了很久后，鄧六金低聲說出這句，眼睛卻看著別處。很難想象，一個剛生產完的母親，是怎樣逼自己咽下這句話的。說完她轉過身，自個兒在角落里抹眼淚，強迫自己不去聽船艙后面傳來的那一聲聲哭啼。

不過，負責轉移的同志們，最終還是想了折中辦法。在確保不影響船只安全的前提下，他們設法把孩子帶上岸，安排在相對安全的地方妥善看護。嬰兒頑強活了下來，后來在大連等地成長，成年后走上部隊道路，成為一名將軍。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件事帶有很強的戲劇性，但在那個年代，類似的“母親與革命”之間的抉擇，其實并不少見。很多干部家屬把孩子托付給組織、托給老鄉，自己轉身就上前線，到底還能不能再見到，誰心里也沒底。

鄧六金這一次的心理沖突，很能說明她身上的那種復雜身份：一方面，她是經歷過長征、能在雪山草地硬扛的女戰士，對“犧牲”這兩個字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她也是一個剛剛生下孩子的母親。把孩子“放棄”，這不是簡單一句“大義滅親”能概括，也不是誰一句“革命需要”就能輕松做到。她之所以當時說出“丟下吧”，更多是一種對大局的下意識服從，而這背后，壓著的是對自己作為母親身份的撕扯。

也正因為如此，她后來在保育工作上傾注的心力，多少可以看作對這段記憶的一種回應——既然親身經歷過把孩子交給組織的痛，那就更明白“幫別人帶好孩子”有多重要。

五、“革命媽媽”辦保育院：為幾百個孩子找奶牛、要白薯煎餅

1948年，濟南戰役結束后，華東地區大片土地解放。為解決大批干部、烈士遺孤和部隊子女的撫養問題，華東局決定建立保育機構，集中照顧這些孩子。條件極其困難，糧食緊張、住房緊張、醫護力量緊張，卻偏偏要辦一個“吃、住、醫、教”全包的保育院。

鄧六金被調到華東保育工作，先在山東青州一帶創辦保育院，后又隨干部東進，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保育院遷往上海，逐漸發展為華東保育院。她從一個沖在前線的紅軍女戰士，變成操心柴米油鹽、牛奶雞蛋的“院長”。

剛開始辦院時，孩子們的生活條件十分簡陋。很多孩子是戰士或干部的后代，有的是烈士遺孤，剛送到保育院時，臉色發黃、營養不良。鄧六金看在眼里，心里發急。她很清楚，孩子長身體，光靠糠糟野菜不行，必須得想辦法弄到奶和一定的蛋白質。

于是便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幕：她挎著布包，跑到附近的解放軍單位、機關、工廠“化緣”。不是伸手要錢，而是想辦法要奶牛、山羊，要能擠出奶來的家禽家畜。有的單位自己都在為伙食發愁，聽說是給保育院的孩子用的，也硬是擠出一點來支持。

有時，她放下臉面，一次次登門，“同志們，孩子太小了，沒有奶不行，就算先借幾個月，等日子好一點，再還給你們。”這種近乎“求人”的姿態，對一個經歷過長征、打過仗的女干部來說，說實話不那么容易。但為了孩子，她一遍遍去敲門。

糧食也一樣緊張。保育院長時間把紅薯、玉米做主食，偶爾能吃上一頓白面，就算“改善生活”了。很多孩子后來回憶，印象最深的是一種“白薯煎餅”——紅薯刨絲，摻一點面粉，在大鐵鍋上煎成一張薄餅，一分為二，兩個孩子分著吃。餅不大，卻是那會兒的好東西。

每天清早，她要先看廚房，再看病房，接著看寢室。哪幾個孩子鬧肚子，哪幾個身體偏弱，哪一個晚上哭得厲害，她心里都有數。有個剛斷奶不久的小孩總是哭，她就親自抱著哄，邊哄邊叮囑護士：“這個孩子要多注意，別著涼了。”

慢慢地，保育院規模越來越大，人數發展到三百多。很多孩子在這里從咿呀學語到能跑能跳，有的后來考學、參軍、進機關，成了各行各業的骨干。對這些孩子來說，“鄧媽媽”這個稱呼，并非禮貌用語，而是發自內心的感情。

從一個角度看，鄧六金在保育院的這幾年，是她從“戰士”轉為“媽媽式干部”的關鍵階段。以往她面對的是敵人、命令和戰場，現在面對的是哭鬧的孩子、緊張的糧票和一堆“雞毛蒜皮”的后勤問題。看起來“級別低”“事情小”，卻很考人心性。

不得不說，她身上那股從閩西帶出來的“倔勁”和長征路上練出來的硬扛勁，在這里也沒少派用場。對外，她可以放下架子去“要東西”；對內，她對孩子的管理和教育又十分嚴格，強調集體生活、勞動習慣，有時還會因為孩子偷懶訓幾句。有人說，她像個“嚴厲的媽媽”，這恰恰符合那個時代革命者對下一代的期望——吃點苦沒關系，只要人能正直、能擔當。

六、北京機關里的“老紅軍”，一門五子女走出不同道路

1953年前后，國家機構日漸健全，中央機關對干部家屬及子女教育問題更加重視，幼兒教育也開始走上制度化軌道。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六金調到北京，進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擔任辦公室副主任，分管幼兒園等方面事務，同時還擔任全國婦聯理事。

和在華東保育院一樣，她在北京機關工作中的一個重點，仍舊是圍著孩子轉。只是對象從戰士、烈士子女，變成了機關干部子女，條件好了不少，但工作要求也更細。辦幼兒園，需要考慮教育理念、師資配備、營養衛生等等。她一方面帶著部隊式的作風，強調紀律和集體意識，另一方面也學習新的幼兒教育經驗，盡量讓孩子在安全、有序的環境中成長。

在家里，她與曾山育有五個子女。由于夫妻二人長期身在要職，工作繁忙，孩子很多時候由保姆、親友幫忙照看，但家風的影響始終在。晚飯桌上，夫妻偶爾同時在家的時候，會就孩子教育問題低聲商量。

“孩子大了，該讓他們自己做些事，不能什么都替他們安排。”這是鄧六金一貫的態度。作為母親，她內心自然疼孩子，但作為經歷過戰火洗禮的老紅軍，她又不希望孩子們養成嬌氣的習慣。這種矛盾在很多老一輩革命者家庭中都存在，而在她家尤為明顯。

五個子女走上社會后，各自有不同發展。據公開資料顯示，其中有人在黨和國家機關擔任重要職務，有人從軍報國，成長為將領。社會上常用“一門五子女，一個正國級、三名少將”的說法來概括這一家庭的“人才輩出”，具體職務與軍銜有待專門史料核實，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家庭確實在黨政軍各個領域貢獻不小。

從家風的角度看，這種“出將入相”的結果，并不是偶然。父母一輩的經歷本身就是最直觀的教材。一個從小看著母親為保育院孩子奔波的人，一個在家里經常聽到長征、陜北故事的人，很難對“吃苦”“擔當”這兩個詞完全無感。再加上他們身處的時代大背景，走上奉獻國家的道路，多少帶著一種順勢而為的成色。

1983年，鄧六金正式離休，結束了幾十年的機關工作。離休后，她依舊關注兒童福利事業，時常參加相關座談、慰問活動，只是精力比年輕時差了許多。2003年7月16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從1911到2003，整整跨越了一個世紀。

這條軌跡里，有屈辱、有血汗，也有那些看似尋常、卻極難做到的選擇：剪斷辮子，拒絕做“望郎媳”；在山路上吐血也不肯丟下擔架；在船艙里逼自己說出“丟下孩子”的話；在保育院為幾百個孩子奔走要奶牛；在家里和機關里，一遍遍強調“孩子要自己動手”。她沒有太多豪言，倒是用一輩子的實際行動，把“舍小家為大家”這個看似抽象的詞，具體到一個個日常場景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看，“一個正國級，三名少將”的提法固然醒目，但比起這些耀眼的頭銜，她在閩西山村剪下的那條辮子，她在雪山草地咬著辣椒往前走的背影，她在青州小院里往孩子嘴里塞白薯煎餅的手勢，或許更能說明她這一生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