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友聲 | 半世敦煌夢 一生絲路緣

“敦煌文獻經歷了令人心痛的劫難。漢譯《金剛經》（以下簡稱《金剛經》）是中國的瑰寶，它應該回到中國去。”英國著名漢學家吳芳思在大英圖書館中文部工作近40年，于2023年獲得第十六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并于同年入圍首屆蘭花獎“杰出成就獎”。退休前，吳芳思負責“照看”大英圖書館的中國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約1.4萬件敦煌文獻。提起《金剛經》，老人的眼睛亮了起來。

英國著名漢學家吳芳思。資料圖片

修 復

現藏于大英圖書館的《金剛經》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經卷末尾的印刷時間是“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展開近5米長的卷軸，卷首是一幅精美扉畫，描繪了釋迦牟尼在花園講經說法的場面。

《尋蹤敦煌古書〈金剛經〉》：吳芳思、馬克·伯納德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資料圖片

　　運抵大英圖書館前，《金剛經》曾在大英博物館長期展出，狀態不佳。上世紀20年代，大英博物館聽取日本專家建議，從背面對看似脆弱易碎的經卷進行托裱。但吳芳思檢查發現，一層層背襯與經卷原本紙面的張力不同，導致開裂更加嚴重，原件的一些繪畫也因此錯位。修復《金剛經》，讓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煥光彩，自此成為她心中最重要的事。

　　從2003年開始，吳芳思與大英圖書館的修復技師馬克·伯納德一同工作。馬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層背襯揭下來。他們首先將需要修復的部分用清水打濕，融化背膠。古老紙張薄如蟬翼，掌握分寸絕非易事，凝心靜氣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見方的紙面修復。清理背襯后，《金剛經》的紙面甚至可以看到當年雕版印刷的壓痕，時間的烙印震撼人心。

　　《金剛經》的褪色情況讓吳芳思憂心不已。卷首講經圖上有大片水漬，原本用于防蟲的黃色染料已經消失，變成淡淡的褐色。經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長的運輸過程中接觸到化學試劑？她和團隊不敢貿然修復，找到科學家反復模擬黃色染料的褪色過程，“最后我們意識到，它只是被水泡過。”團隊成員如釋重負。

　　經卷原已破損，清除背襯后更加脆弱，如何將其恢復原貌？團隊分析了紙張纖維，從中國找來合適的紙，裁成毫米寬小條，沿破損位置將《金剛經》一點點拼起來。這個過程仿佛跨越時空，與千百年前的匠人對話。吳芳思說：“經卷紙張的纖維厚度并不均勻，為修復工作帶來很多困難，但我想，當年的印刷匠人或許也在嘗試用什么紙最好，用哪種墨最佳。”

　　歷經近7年時間，修復后的經卷已非常接近當初印制完成時的模樣，紙質、紙張纖維、造紙工藝乃至木版印痕等均得以重現。團隊還給經卷更換了更粗的卷軸心，令紙張卷起時不至于過度緊張，從而能更好地保存。“這是屬于中國的文物，我們應該小心、再小心地照顧它們。”吳芳思的話中充滿敬意。

助 力

1977年，29歲的吳芳思結束在中國的學業，進入大英圖書館工作，迎接她的是數量龐大的敦煌文獻。剛入職的那個夏天，她將所有敦煌文獻編目、歸檔、搬進新柜子，經過統計編目，大英圖書館約有7000件經卷手稿、7000多件殘卷和殘片。

　　吳芳思說，造訪大英圖書館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多——他們專為敦煌文獻而來，有人研究社會制度、有人研究書法藝術、有人研究歷史、有人研究宗教，在這些經卷中尋找歷史的聲音。中國學者的熱情專注深深打動著吳芳思，她愿意幫助這些遠道而來的朋友適應在英國的生活：帶他們買菜，幫他們找住處，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在與中國學者的接觸中，她對敦煌文獻有了更多深刻認識。

　　作為世界上最早的紙質檔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獻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紀到11世紀，在佛經抄本之外，大量文獻記錄著當時的民間生活、社會文化，是重要的中國歷史研究材料。但往來倫敦路途遙遠，如何幫助更多中國學者研究、使用這些文獻？吳芳思與中國學者合作，對館藏敦煌經卷手稿進行影印、電子化和編錄，并送至中國出版。1990年開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共計15卷。

　　1994年，“國際敦煌項目”啟動，中國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學、圖書館、研究機構等將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繪畫和藝術品數字化，讓研究人員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獻。這一項目運行至今，數據庫已集納超過60萬張圖片。作為項目倡議者之一和指導委員會成員，吳芳思語帶欣慰：“這種用心體驗中國文化的經歷讓我獲得極大快樂，也為此深感自豪。”

　　大英圖書館還收藏著一件《敦煌星圖》。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圖誕生于公元8世紀初，用圓圈、黑點和圓圈涂黃3種方式精巧繪出1359顆星辰，并畫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國文物專家提出沿用《金剛經》的修復方式對其予以保護，吳芳思據理力爭，拒絕了這一提議，“《敦煌星圖》的狀況比較好，并不存在《金剛經》那樣的嚴重破損。重新裝裱修復，勢必對原件造成新的傷害，權衡利弊后我們認為，保持原樣是對它最好的保護。”

盼 歸

在吳芳思心中，敦煌文獻是絲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來說，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2019年，吳芳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時離她初訪這座城市已經過去30多年，敦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敦煌研究院對旅游的科學開發和對游客的有效組織給她留下尤為深刻的印象：“參觀開始前，游客先看影片講解，意味著導游不用在現場講解基本背景；參觀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團，意味著將對文物的影響降到最低，這是最好的保護。”

　　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歷史上的浪漫一筆。吳芳思說：“絲綢之路是流動的。這里是物產交換、商品流通最頻繁的區域之一，絲綢、黃瓜、葡萄、豌豆等各種貨物在這條貿易之路上出現。這還是一條文化之路，不同語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匯。”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來文文獻記錄下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豐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華文明幾千年來兼容并蓄的典范。

《絲綢之路2000年》：吳芳思著，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資料圖片

　　吳芳思并不諱言英國所藏敦煌文獻的來歷。20世紀初，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從莫高窟藏經洞中攫取大量敦煌文物，“這是一段中國與世界均無法遺忘的沉痛歷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她談起此前讀過的《國寶流失百年祭》：近代史上，侵略者通過戰爭、掠奪、盜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國文物，外國探險家、古董商等也盜運走了眾多珍貴文物，除敦煌文獻外，還有漢代簡牘、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陶瓷玉器等。“這種劫掠行徑無疑是可恥的。我期盼那些非法獲得的文物能夠早日回歸中國。”

責編：王佳可、莊雪雅、李欣怡、沈喆新（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