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賣紐扣到炒房團，溫州人的商業基因覺醒

這個男人腰間別著60把鑰匙，每天擠公交去收房租，一天收兩戶，一個月正好輪一圈。當地人都以為他是收水電費的，沒人想到，這個看似普通的中年人，手里的房產足夠一個普通上海家庭奮斗三輩子。而他，只是2005年上海溫州炒房團里，最不起眼的一名普通成員。

本期就來聊聊溫州炒房團。溫州自古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說法，山多地少，土地難以養活當地人，當地人只能挑著擔子走街串巷做小買賣，膽子大的還會做被嚴查的私販生意。這種被逼出來的商業基因，在溫州傳承了幾百年。

1979年，橋頭鎮18歲的姑娘張華妹，偷偷支起小攤賣紐扣；第二年，她拿到了新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營業執照。從那以后，溫州人做起打火機、眼鏡、皮鞋、服裝生意，把溫州貨賣遍全國。到90年代末，溫州的中小企業老板手里，都攥著百萬級的現金，錢多到無處可投。

就在這時，1998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文件，福利分房制度就此終結，中國商品房市場正式誕生。溫州人的商業嗅覺極為敏銳，他們立刻意識到，房子從此成了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于是，溫州人最先開始炒自己家鄉的房子。

從1998年到2001年，短短三年時間，溫州市區房價從每平米2000元，一路飆升至7000元以上。同一時期，上海陸家嘴的房價才6000元出頭，一座浙南三線小城的房價，居然超過了上海核心城區。那幾年，樂清有六七個做實業的老板，湊了2000萬一起投資買房，沒過幾年就賺了幾個億。

這個消息一傳開，所有溫州人都坐不住了。可溫州城市規模有限，即便手里有再多資金，也沒有足夠的房產可投。于是，溫州人把目光投向了500公里外的上海。

2001年8月18日，溫州火車站的站臺上擠滿了人，157個人坐滿了整整三節車廂，帶隊的是溫州晚報房產部記者李海燕。這就是中國樓市歷史上，首個有組織的溫州看房團，而這場看房團的初衷，其實有些意外。

當年是上海的開發商先發現溫州人有錢又敢投資，主動跑到溫州的報社投放廣告。開發商和溫州晚報談的條件是：報社組織看房團前往上海，開發商就下單5個整版、共計30萬元的廣告費。誰也沒想到，這一次組織，直接撬動了中國樓市的一股巨大力量。

這批溫州人抵達上海后，上海房產協會甚至收到了市領導的指示，一定要做好溫州看房團的接待服務工作。當時上海樓市正處于低迷期，市政府正發愁如何提振樓市，溫州看房團的到來，簡直是從天而降的財神。

最終，這157個溫州人在3天內，買下了上海100多套房子，5000多萬現金直接砸進上海樓市。兩個月后，又一波溫州看房團抵達上海，單次成交金額就達到8000萬。

上海開發商瞬間反應過來，開始往溫州晚報、溫州都市報、溫州商報三家報社瘋狂投放廣告。三家報社索性直接轉型做起看房團業務，短短3年時間，僅溫州晚報就組織了近100次看房團，每次都人員爆滿。中國民間資本，第一次以集團軍的形式，登上了房地產市場的舞臺。

溫州炒房團進入鼎盛期后，形成了一套外人難以想象的精密運作結構。其中最顯眼的就是太太團，溫州人向來男主外、女主內，男人忙于生意無暇看房，太太們便拿著資金奔赴各地看房買房。

一群衣著樸素的婦女從溫州出發，趕往全國各地的房展會，會為了5塊錢的盒飯和帶團人員討價還價半天，可轉頭就能拿出幾百萬，直接買下一整層樓房。

太太團的背后，還有更隱秘的“老太太銀行”。在溫州農村，每個村子都有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她們外表平平無奇，卻掌控著全村的流動資金。村里誰家有閑錢，都會送到老太太那里登記寄存，利息比銀行高，信用也比銀行更靠譜。

一旦太太團需要資金，老太太一句話，幾百萬、上千萬的資金，就能在24小時內湊齊完成借貸，月息3分到6分，年化利率最高能達到180%。但在當時，只要房價持續上漲，這點利息成本根本微不足道。

就這樣，溫州炒房團開啟了全國范圍內的掃房模式：向北跨過長江，進軍青島、哈爾濱、沈陽；向西沿長江而上，布局武漢、重慶；向南直奔廈門、三亞，后來甚至將目光投向海外，美國、加拿大、迪拜都成了他們的投資目標。

當年迪拜塔房價起初為每平米41000元，溫州人入場后，房價直接被炒到了每平米16萬元。那幾年發生的故事，如今聽來都如同傳奇一般。

2002年的上海，有一名溫州人用120萬作為首付，一口氣買下20套商住房，每套面積20平米。他將房子出租后，每月每套租金3000元，扣除房貸按揭，每個月凈賺2萬元。兩年后房價翻倍，他將所有房子全部售出，賺得盆滿缽滿。

2004年，溫州舉辦了一場全國房展會，4天時間吸引了十萬人次前來，成交金額接近15億。蒼南縣有一名機關干部，得知上海有一塊優質地皮，直接賣掉自家房子，搬進出租屋，跟著炒房團合資拿地開發房產。僅僅一年時間，他的110萬本金就翻到了1000萬。

各地政府也看出了溫州炒房團的帶動效應，很快將他們奉為財神爺，有的地方甚至專門派飛機前往溫州，迎接看房團。畢竟在當時，溫州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房價就會迎來一輪上漲。

到2005年前后，江湖上開始流傳這樣一句話：溫州人有多狠，炒房前敢讓自己無家可歸；溫州人有多瘋，老太太都敢上陣投身炒房。也正是這一年年初，那個腰間別著60把鑰匙的溫州男人，進入了上海媒體的視野。

不過，溫州炒房團并非沒有對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北京都被溫州人視為投資禁地。一種說法是，90年代初，一批溫州人在北京炒期貨血本無歸，從此把北京當作破財之地；另一種說法是，溫州人對政治中心有著本能的敬畏。

直到2005年，長三角房價被炒至高位，北京反而成了價值洼地，溫州人才開始大規模進京投資。短短半年時間，溫州流向北京的炒房資金就超過50億。

可溫州人剛進駐北京，就遇到了更強勁的對手——以山西煤老板為代表的山西炒房團。他們開著豪車出入北京最高端的樓盤，出手闊綽，一度讓溫州炒房團都相形見絀。

溫州炒房團鼎盛期最具代表性的一幕，發生在2002年10月。溫州商人王均瑤拿出3.5億現金，一口氣買下上海徐家匯知名的爛尾樓金匯大廈。這棟樓在徐家匯閑置多年，一直無人敢接手。

王均瑤接手后重新裝修，將其改名為上海均瑤國際廣場，短短半年時間，樓盤價格就翻了一倍，投資回報率超過200%，而這一年，王均瑤才35歲。

到2007年前后，溫州炒房團的發展達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有媒體粗略估算，全國范圍內的溫州炒房團人數突破10萬，撬動的民間資金超過1000億。

但所有人都沒察覺到，這場樓市盛宴之下，早已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這顆炸彈就是民間借貸。2011年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的調查數據顯示，溫州當地89%的家庭、近60%的企業，都卷入了民間借貸，整體規模高達1100億。

每一個溫州人既是放貸人，也是借貸人，整個溫州都被一張密密麻麻的債務網絡捆綁著。而支撐這張網絡的，只有一個共同的信念：房價永遠會上漲。

可從2010年開始，國家貨幣政策急轉直下，銀行銀根全面緊縮。2011年4月，溫州江南皮革廠老板黃鶴突然失蹤；同月，波特曼咖啡老板閆維勤、三旗集團老板陳福才也相繼跑路。

從這個月開始，溫州老板跑路潮一發不可收拾。9月22日當天，溫州更是出現了9名老板集體跑路的記錄。盛極一時的溫州炒房團，就此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到2014年，溫州本地房價從每平米33000元的最高點，暴跌至17000元，價格近乎腰斬。曾經被溫州人搶購一空的一線城市豪宅，開始出現大批斷供、法拍的情況，那個腰間別著60把鑰匙的故事，也再也無人提起。

溫州炒房團的興衰，從來不只是一群溫州人的創業與沉浮故事，它是中國民間資本，在那個特殊時代背景下，一次集體的躁動與迷失。而在更廣闊的經濟舞臺上，還有比溫州炒房團龐大百倍的資本力量，他們掌控的不是幾十把房屋鑰匙，而是幾十座城市的經濟命脈，那些后來名震一時的商界巨頭，才剛剛走到聚光燈下。不過這些，都是后話了，有機會再和大家慢慢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