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評價毛主席寫的詞，“沒有一句通的”，那么胡適的水平如何？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當年毛主席那首悼念楊開慧的《蝶戀花·答李淑一》火遍全國，無數人被詞里的深切哀思打動，遠在臺灣的胡適卻公開發話，說這首詞“沒有一句通的”，還專門找了專家幫忙證明它不押韻。這事放到今天都夠有沖擊力，畢竟誰能想到，早年胡適還是毛主席認可的引路人，倆人曾經關系匪淺。

1918年毛主席北上求學，因為家境貧寒，只能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那時候胡適剛從美國留學回來，已經是學界頂流的北大教授，是新文化運動里最耀眼的人物之一。毛主席的老師楊昌濟，也就是后來毛主席的岳父，帶著年輕的毛主席登門拜訪胡適。

那一趟聊天，胡適侃侃而談講治學做人的道理，毛主席聽得聚精會神，只覺得一下子啟迪了心智。從那之后毛主席對胡適十分敬重，直接把他當成自己思想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那時候身邊的年輕學子都搶著出國留學，毛主席心里也動過念頭，一直猶豫拿不定主意。

直到讀到胡適寫的《非留學篇》，文章說救國圖強不用一味靠著海外的學問，中國自己的土壤就能長出新思想新學問。這話一下子點醒了毛主席，他最終下定決心留在國內，腳踏實地摸索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回到長沙之后，毛主席創辦了《湘江評論》，剛創刊沒人氣，畢竟那時候他還沒什么名氣。

胡適聽說這件事之后，直接在自己主辦的《每周評論》上給這本刊物做推薦，還當著很多人的面夸毛主席的文章“眼光遠大，議論痛快”。有了這位名教授的背書，《湘江評論》的影響力一下子漲了好多，吸引了不少讀者。后來毛主席想要在湖南辦工讀互助團，沒什么操作經驗，就寫信給胡適求教。

胡適向來欣賞有抱負的年輕人，直接毫不藏著掖著給了建議，說不如改成自修大學，讓年輕人自由結社自主學習。最后湖南自修大學的章程，幾乎是胡適親手修改定稿的，毛主席按照這個思路辦下來，效果確實很不錯。再往后胡適的思想越來越偏向自由主義，對共產主義抱有很深的排斥。

毛主席在不斷的革命實踐里，越來越堅定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倆人對救國路徑的理解差得越來越遠，最終有了沒法調和的分歧。1949年之后胡適跟著退到臺灣，兩人之間的隔閡也就徹底拉開了。楊開慧是楊昌濟的女兒，和毛主席相識之后相知相愛，成了毛主席的革命伴侶。

她從來沒有安于家庭，一直跟著毛主席投身革命，大革命失敗之后留在長沙板倉堅持地下工作。敵人盯了她很久，1930年她回鄉探望親人的時候被特務截獲信息，不幸被捕。不管敵人怎么用刑威逼，她都沒有吐露半個字的情報，最后從容就義，犧牲的時候才29歲。

多年之后毛主席寫下《蝶戀花·答李淑一》，就是為了寄托對楊開慧的綿綿哀思，整首詞情感真摯，打破了舊格律的束縛，發表之后直接轟動全國。很多人讀了這首詞都忍不住掉眼淚，對這份深沉的懷念感同身受，一時間贊譽不絕。胡適卻偏偏不認同，公開說這首詞一句都不通，理由就是不符合傳統蝶戀花的格律要求。

按照舊規矩，蝶戀花上下闋要押同一個韻部，毛主席這首詞的幾個韻腳不對，胡適說這是詩學的大忌。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斷，他還專門找了語言學家趙元任幫忙，哪怕從湖南方言的角度驗證，幾個韻腳還是不合格，所以他一口咬定這是失敗之作。其實毛主席自己早就說了，“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人家本來就清楚格律的問題，就是故意不改。

在毛主席看來，文字的生命力從來不是死守章法，能不能直擊人心才是最重要的，為了格律損傷真情，完全得不償失。這首詞不是格律失誤，是故意的破格創新，沖破了舊體詩詞的桎梏，才能打動那么多讀者，也成了新詩詞風格的代表。胡適一輩子都恪守形式第一的原則，見不得有人打破他守了一輩子的規矩。

他否定這首詞，本質上不是詞真的不好，是他自己學術態度保守，再加兩人政治立場本來就疏遠。別人看到的是蘸著血淚的悼亡之作，他眼里只有不合格律的失敗作品，反差大得驚人。話說回來，胡適在學術上確實有拿得出手的貢獻，不能全盤否定。當年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他一篇《紅樓夢考證》直接震動了整個學界。

之前大家研究《紅樓夢》，都喜歡瞎猜什么政治隱喻，一會兒說是亡國史，全靠無邊際的腦補，根本不靠證據說話。胡適第一次把實證方法用進來，從零散的史料里考證出作者是曹雪芹，還提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原作，后四十回是高鶚補寫，直接開創了新紅學流派，給后世紅學研究打下了基礎，直到現在都是紅學入門繞不開的起點。

他還推動了白話文運動，把科學實證的精神帶進了文學研究，讓中國文學研究走上了現代學術的軌道，這是他對中國學術最大的貢獻之一。可學術歸學術，說到詩詞創作，胡適的成就就遜色太多了，哪怕和毛主席比，差距真的很明顯。他自詡是新詩的開拓者，可舊體詩詞的造詣，遠沒有毛主席那種開闊的格局和深厚的情感。

他寫過一首《虞美人·戲朱經農》，講的是和朋友的日常往來，文字倒是清新，可就是太輕巧，沒有一點厚重感，讀完留不下什么深刻印象。還有一首《沁園春·二十五歲生日自壽》，明明用了豪放詞的詞牌，本該寫出開闊的氣象，結果讀著更像一篇自嘲的小品，撐不開格局，只是文人小趣味的自娛自樂。

不少評論都覺得，胡適的詩勝在清新有趣，就是缺了深沉的厚度，有靈動卻少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直停留在淺層次的生活抒發，沒有那種和家國命運綁定的激情。毛主席的詩詞完全不一樣，每一首都把個人情感和民族命運融合在一起，張力拉滿。就拿《沁園春·雪》來說，一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把整個時代的豪情都寫出來了，至今讀著都讓人熱血沸騰。

毛主席一輩子也就寫了百來首詩詞，可幾乎每首都廣為傳誦，早就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離不開的經典。胡適晚年流亡美國多年，最終定居臺灣，1962年在一次學術活動上因為心臟病突發去世。他去世的時候遺體覆蓋著北京大學的校旗，也算是一種象征，他的一生本來就和北大、新文化運動緊緊綁在一起。

他給中國學術留下了現代研究方法，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理性啟蒙，可終究沒能像毛主席那樣，用文字點燃整個民族的精神火焰。這其實就是倆人不同的文化觀和人生選擇，一個敢打破規矩結合實際創造，一個謹守規范固守舊框架，高下其實一眼就能看出來。

參考資料：人民網 毛主席與胡適的交往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