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說為了歐洲，錢卻可能回流本土，德國軍工野心越來越扎眼

德國的軍事力量必須牢固嵌入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1年之際，一個問題擺在所有人面前：我們能否真正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當這個星期五歐洲準備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1周年時，一個明顯的現實是，德國很快將再次成為歐洲首要的軍事強國。根據現有預測，明年德國的國防開支將相當于法國和英國之和，到2030年還將大幅超過這一水平。德國政府公開提出的目標，是打造“歐洲最強大的常規軍隊”。

當然，法國和英國擁有核武器，但這也意味著它們在國防其他領域可投入的資金會更少。所以問題已經不是德國能否做到；除非出現意外變故，它會做到。尤其是在這個莊嚴的紀念時刻，真正的問題是，如何確保這一次德國軍力的上升，會成為整個歐洲的積極進展。德國之所以會徹底扭轉立場，背后有兩個原因。此前，從充滿希望的上世紀90年代開始，直到2022年2月24日弗拉基米爾·普京下令入侵烏克蘭，德國一直堅持一種后來越來越顯得錯誤的路線。

在柏林，越來越多的人形成共識，認為普京不會止步于烏克蘭。二則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讓美國對歐洲防務承諾的可靠性受到質疑，而這一承諾自1949年以來一直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承載。最新信號之一，是美國剛剛宣布從德國撤出5000名美國士兵，甚至可能更多。比起撤軍本身，更直接引發這一宣布的，據稱是特朗普對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的不滿，因為默茨批評了他那場災難性的對伊朗戰爭。

這種局面給歐洲帶來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如果沒有外部援助，我們是否有能力威懾一個具有侵略性、且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這里的“我們”，也必須包括烏克蘭，因為烏克蘭擁有整個歐洲規模最大、實戰經驗最豐富的軍隊。另一個不那么顯眼、卻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歐洲國家之間圍繞軍事力量分配的嚴重緊張關系再次出現。直到1945年，這種緊張一直是歐洲的常態，也是歐洲的詛咒。過去，美國這個占據主導地位、總體上也相對溫和的軍事霸權國家，既幫歐洲抵御了前一種風險，也壓住了后一種風險。

我們尤其需要在兩個歐洲層面的關鍵領域找到答案：國防工業，以及真正的作戰能力。國防技術和生產，是軍事力量的神經系統和肌肉。人們常常誤引19世紀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的話，說他主張“鐵血政策”。但歷史學家彼得·H·威爾遜提醒我們，俾斯麥真正說的是“鐵與血”。

1862年，俾斯麥向普魯士預算委員會請求批準增加國防開支時，用的正是這句話。先有“鐵”，后有“血”。威爾遜還指出，早在2022年之前，盡管德國已經拆解了自己的軍隊，但它其實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國之一。

如果德國在大幅增加國防開支之后，仍把資金主要投向本國軍工產業，同時逐步減少向美國采購，那么它最終可能超過法國。法國目前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國。法國人尤其擔心這一前景。按照一種近乎純粹的笛卡爾式邏輯，巴黎把“歐洲主權”理解成一件事：不要買美國貨、英國貨，也不要買德國貨，要買法國產品，至少也該買法德聯合產品。法德之間最大的聯合項目“未來空戰系統”如今正陷入危機。

不過，對德國可能主導防務產業感到不安的，并不只有法國。波蘭右翼對此尤其恐懼。其他歐洲國家也開始感到不舒服。更讓這種不安加劇的是，民族主義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如今在全國民調中位居第一，而這樣一支強大的軍隊未來可能落入它手中。

事實上，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德國選擇黨會恢復對莫斯科的綏靖政策。但誰又知道，放眼到軍事戰略規劃所覆蓋的2035年，德國政治會變成什么樣？畢竟就在十年前，還沒有人能想象，到2026年德國選擇黨會成為德國最受歡迎的政黨。

德國政府正承受巨大壓力，要求把預算中的數十億歐元投向國內。德國以出口為基礎的整個經濟模式都在遭遇危機，而這幾乎成了為數不多的解決辦法之一。德國一些著名汽車工廠已經開始轉向軍工生產。此外，任何超過2500萬歐元的防務采購，都必須得到德國聯邦議院預算委員會批準。這幾乎就是滋生裙帶政治的完美配方：議員和政黨會出于選舉利益，堅持把投資留在各自所在地區。

說到真正作戰，殘酷的現實是，如今歐洲防務仍依賴北約和美國。它們的作戰計劃設想，一旦聯盟東翼任何一個地點受到攻擊，一套規模驚人的戰爭機器就會立即啟動。部署在前線國家的多國旅將迅速得到聯盟其他成員增援，而這一整套安排在各個層面都離不開美國：從衛星情報、重型裝備運輸機，到核威懾、綜合防空，再到指揮與控制。

如何把這套強大的體系哪怕部分地歐洲化，都是一項既關鍵又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務。應當從哪里開始？明年夏天，默茨應當組織一次非正式工作晚宴，邀請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或其繼任者，以及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參加。他們需要圍繞幾個核心問題，展開一次坦率而務實的討論：如何推動歐洲化的國防工業，如何增強歐洲的戰爭能力。

先看前一個問題。美國擁有33種大型武器系統，而歐洲大約有174種，其中包括12種坦克和14種戰斗機。這樣的局面簡直荒謬。至于第二個問題，當務之急首先是決定，這場討論應當在哪里、以何種方式展開，而且討論還必須涵蓋如何將英國和法國的核威懾進一步向東延伸。

上世紀90年代，默茨的一位前任、偉大的赫爾穆特·科爾，把剛剛統一的德國納入歐洲單一市場和貨幣聯盟。德國是這一整合進程中獲益最多的國家。現在，默茨也應當在安全領域做同樣的事。

當然，安全問題的解決方案遠不會像單一市場和統一貨幣那樣清晰明了，而且其范圍也不會只限于歐盟。歸根結底，最終的檢驗標準只有兩個問題：德國的鄰國會不會認為，歐洲已經擁有真正一體化的國防工業，而不再只是彼此競爭的國家工業？我們這些純粹依靠歐洲自身、盡管依舊混亂而不完美的軍事準備，是否足以對弗拉基米爾·普京形成有效威懾？

如果默茨能與其他歐洲領導人合作，對這兩個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他就將確保自己在歷史書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