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強權思想死灰復燃，前大使緊急呼吁：歐洲得靠自己保命了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法西斯的幽靈并未輕易消散。前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呂迪格·馮·弗里奇在其新書《我心中的歷史》中，通過追溯家族在20世紀的沉重經歷，呼吁人們誠實面對歷史，并對當下的俄烏局勢和民主危機提出了深刻見解。

馮·弗里奇的父親直到生命盡頭，仍自稱是“堅定的法西斯者”。經歷了因一戰戰敗和魏瑪共和國動蕩帶來的屈辱感，他在18歲時加入了納粹黨尋找出路。盡管父親是個受崇高事業驅使的理想主義者，但這絕不能作為其無視納粹罪行的辯解。

寫下《我心中的歷史》，馮·弗里奇旨在探究先輩如何塑造了自己。他希望通過直面和保存歷史，最終解除歷史對人們的束縛，將對過去的認識轉化為建設性的未來行動。書中提到其家族在戰爭中失去了故鄉、財產和眾多親人。面對這些失去，父親堅持德國是“受害者”，將責任推給敵人。馮·弗里奇無法接受這種自欺欺人，不斷用事實與父親爭辯，但父親始終否認不符合其世界觀的真相。

馮·弗里奇強調，誠實審視家族史極其痛苦。人們常試圖用“減輕責任”的敘事來粉飾先輩。但他警告，必須承認并說出罪責，不應拿美好去抵消罪惡，要勇于承受歷史矛盾并存的現實。

1941年至1944年，其父在發生過猶太人大屠殺的立陶宛擔任行政官員。盡管他未參與核心決策，但其工作維持了罪惡體系的運轉，負有不可推卸的共同責任。然而充滿矛盾的是，父親深知屬于自己的“第三帝國”時代已終結，因此主動將孩子們送往倡導民主價值觀的薩勒姆寄宿學校，甚至支持他們去昔日的“頭號敵人”英國做交換生，鼓勵他們擁抱新時代。

面對當下的國際局勢，馮·弗里奇指出民主十分脆弱，正如20世紀20年代那樣。民主制度需要切實解決民眾的問題，并依靠大眾的共同參與，而不僅僅是旁觀。

對于俄烏沖突，他認為普京將烏克蘭和西方視為侵略目標，通過捏造假想敵、歪曲濫用歷史來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以此為對內高壓和對外侵略辯護。回顧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時擔任駐莫斯科大使的經歷，馮·弗里奇主張采取“雙軌策略”：既要通過堅定的制裁和毫不含糊的表態回應侵略，又要保留對話的橋梁。

馮·弗里奇對俄羅斯的未來仍抱有希望。他引用戈爾巴喬夫的話指出，不能盲目認為俄羅斯沒有實現民主的能力。當前的問題在于俄羅斯領導層缺乏面向未來的方案，試圖倒退回19世紀的大國強權格局，破壞現有的平等國家秩序。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德國及歐洲必須重新依靠自身力量，準備好保衛自由與安全。二戰中6000萬人喪生是一個駭人的數字，而回望家族的微觀歷史，能讓人更真切地體會這個數字背后沉甸甸的代價。這時刻提醒著我們，局勢極易失控，唯有真誠面對歷史，才能真正走向和解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