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比0，法國全票通過法律草案，流落文物有望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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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5月6日，法國國民議會傳來重大進展：一項聚焦于優化非法獲取他國文物返還機制的法律提案，以141票全票贊成、零反對的絕對共識順利獲得通過。

與過往法國議會審議法案時常現的立場交鋒截然不同，本次表決全程未出現異議聲音，亦無棄權情形。全體出席議員展現出高度統一的價值認同。該提案并非倉促動議，而是歷經多輪審慎磋商——早在4月30日，由國民議會與參議院各7名代表組成的對等聯合委員會，已就條款細節達成完全一致，并形成最終協商文本。

依據法國立法常規流程，國民議會通過的版本仍須送交參議院完成審議程序；唯有兩院分別批準內容完全吻合的文本，方可進入總統簽署與正式施行階段。令人矚目的是，在國民議會投票結束后的次日，參議院即以343票贊成、零反對的同樣高票結果，迅速審議通過該提案，為法案落地注入強勁推力。

本提案的核心突破在于系統性破除既有法律障礙。現行《法國遺產法典》嚴格限定公立機構館藏文物不得轉移所有權；若需向原屬國返還特定文物，必須為每一件單獨啟動專項立法程序，耗時冗長、操作復雜。最具代表性的實踐案例即貝寧文物歸還項目——26件核心藏品的返還審批歷時整整三十六個月。

早在2017年，法國高層官員曾在布基納法索公開表態，承諾將加速推進非洲國家文物返還進程。然而這一政治承諾長期未能轉化為實際成果，根本癥結正在于原有制度設計所設下的嚴苛程序門檻。

此次獲批的新規實現了機制性躍升，將過去“一事一法、被動響應”的舊范式，全面升級為“協同決策、主動執行”的新路徑。今后，法國文化部長與外交部長經充分會商后，僅需依循常規行政授權流程，即可作出返還決定，徹底繞開冗長的議會立法環節，顯著壓縮操作周期與制度成本。

新規同時設置了清晰明確的適用邊界。時間維度上，僅覆蓋1815年至1972年間、以非軍事行動為名義取得的文物；拿破侖戰爭前（1815年前）的戰利品，以及1972年后通過地下渠道流入的藏品，均被排除在外。

在來源認定層面，提案明文限定適用于“非法獲取”類文物，但對“非法”內涵的界定權歸屬法國主管機關。此外，所有返還申請均須提交雙邊科學評估委員會進行專業審查——該委員會成員中法國專家占比達50%；當雙方專家意見存在分歧時，提案未設定具約束力的終局裁量規則。

此次全票通過的表決結果，令人自然聯想到2015年歐盟議會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類似決議：當時，歐盟議會以432票贊成、142票反對、5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批準了緊急難民再安置框架，旨在緩解南歐成員國邊境壓力，成為歐盟在人道議題上罕見凝聚共識的標志性事件。

相較而言，法國此次文物返還立法的深層動因，更多源自對前殖民地國家持續呼吁的積極回應。近年來，貝寧、塞內加爾、馬里等西非國家反復敦促法國啟動系統性文物返還，部分國家甚至將文物回歸議題與防務合作、發展援助等戰略領域掛鉤，使法國面臨日益增強的外交張力與國際輿論期待。

從2025年7月啟動特別加速立法通道，到2026年1月參議院完成初審、4月國民議會完成初審，再到5月兩院接連實現全票通過，整個立法周期壓縮至不足十個月——而此類重大法律通常需耗費二至三年方能走完全部流程，其推進效率實屬罕見。

就在草案獲通過當日，法國文化部長同步宣布啟動“法國博物館藏品溯源三年專項研究”，首期撥款500萬歐元，重點聚焦西非與中非地區館藏文物的歷史來源考證。此舉不僅強化了政策落地的技術支撐，也進一步印證：非洲國家確為本輪立法最直接、最主要的目標受益方。

對中國而言，這項立法亦蘊含深遠現實意義。我國是全球文物流失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僅圓明園遭劫掠文物中，便有大量珍品現存于法國各大公立博物館。例如楓丹白露宮中國館所藏康熙、乾隆御用器物，其展簽赫然標注“1860年遠征中國所得”字樣，原始來源清晰可溯。

對照草案設定的時間范圍，圓明園劫掠發生于1860年，恰好處于1815—1972年區間之內；且提案明確定義：“被武裝力量扣押、且不具備軍事用途的財產”，原則上應納入返還范疇。上海大學一位文化遺產法方向教授指出，按當前條文邏輯，圓明園相關文物依法具備納入返還清單的法理基礎。

5月7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就法國通過該項立法作出正式表態：中方高度肯定法方在推動流失文物返還原屬國方面展現的責任意識與建設性姿態，期待該法案盡快完成全部法定程序并付諸實施；愿與法方及有關各方加強協調，共同促進流失文物的有效保護與有序回歸。

該回應既體現對法國立法努力的真誠認可，也彰顯中方一貫秉持的理性務實立場。事實上，我國在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中始終堅持多軌并進策略：一方面深化雙邊外交溝通，另一方面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平臺主導的國際協作機制；同時大力培育文物鑒定、法律取證、數字建檔等專業力量，持續夯實證據鏈完整性與司法適配性。

2023年，意大利向中國移交796件（套）回歸文物，涵蓋新石器時代至明清時期的陶器、青銅器、瓷器等多種類型，成為中意文明對話的典范成果，也為全球文物返還實踐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操作樣本。

放眼世界格局，文物返還已演變為不可阻擋的時代趨勢。越來越多國家正重新審視自身收藏體系的歷史成因，將文化遺產的完整性與歸屬正義置于政策優先序列。文物不只是一個民族的記憶載體，更是人類文明多樣性的具象見證；每一次合法合規的文物回歸，既是歷史真相的鄭重確認，也是跨文明互信共建的重要紐帶。

盡管此項法國立法尚存一定結構性局限，無法一攬子解決所有歷史遺留難題，但它無疑構成了關鍵性的制度破冰。它實質性瓦解了長期掣肘文物返還的法律剛性壁壘，推動該議題從高風險的政治角力場，逐步轉向更具透明度、可預期性和專業性的行政管理與科學評估軌道——這種范式轉換本身，就是文明進步最真實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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